关于“韩国坡州图书奖”

韩国坡州，位于韩国的西北部，离我们熟悉的“三八线”非常近。而在坡州的南端，有一个坡州出版城，这里有韩国最早的出版社，有韩国唯一现存的活版印刷社，同时还汇聚了近百家新晋出版社。随便想一想，都觉得这里是出版人的天堂。在这里，将我们一个个的出版理想变为一本本美丽的图书，何其妙哉！

前几天，在韩国坡州出版城（Pajubook City）举办了第八届韩国坡州图书奖（Paju Book Awards）的颁奖，其中孙歌先生获得坡州图书奖著作奖，刘东先生获得坡州图书奖特别奖。坡州图书奖旨在鼓励亚洲出版界的成就，也是亚洲出版界最具分量和公信力的奖项之一。坡州图书奖包括著作奖（Writing Award）、策划奖（Planning Award）、书籍设计奖（Book Design Award）和特别奖（Special Award）。自成立以来，每年举办一次。

刘东先生是我社“海外中国研究丛书”“同一颗星球系列”“西方日本研究系列”等多个系列的丛书主编，这次获奖，实至名归。坡州图书奖这次特别奖授予刘东先生，也正是表彰他通过“海外中国研究丛书”和《中国学术》为学术出版做出的杰出贡献。

获奖证书

海外中国研究丛书

下面，我们将转载刘东先生的部分获奖感言，让我们为刘东先生鼓掌！

坚守坐拥的书城 刘东

学者不管怎么挣扎，都自有他的“不自由”，那就是无论如何，也舍不得离开他的书。

于是，我不光是把自己在北京的家、在清华园里的办公室，都给弄成了四壁书架的“围城”，而且，也把一般人家到外地旅行的“客房”，给偷换成了自己设在外地的“书房”。

终于，家里人发现了我的“诡计”——“你们觉得住到哪里去，会又有好吃的，又有好玩的？那么好，咱们就在那里买个房子吧！这样的话，一旦放了寒暑假，你们就可以去那边，尽量享受美景美食，我也可以到了那边，马上投入阅读和写作！”

久而久之，她们的抱怨也就来了，因为新奇感太不够了，只在固定的时间去固定的地方，这能算是在“度假”吗？应当承认，她们的抱怨也有道理，谁能像你这个“怪人”呀，还能在书堆中找到快乐？

可是，也要体谅体谅我吧？——我这辈子，除了买书、借书、抄书、寄书，还有写书、译书、编书、评书，乃至于，再找个地方放书，再去不停地搬书，弄不巧还要被拉去“签名售书”，剩下来的时间已经很紧张了，哪还有时间去纯粹玩耍呀？能在阅读和写作之余，举目望望蓝海或者青山，缓解眼睛的疲劳酸疼，就已算很是“奢侈”了！

就连我的秘书都知道，什么时候我要到外地去了，那就轮到要找出两个纸箱子，往我在外地的家里寄书了。——这次“写作假”应当读掉哪些书，我在临行前都会预先挑出来，而她们也都有那边的地址。

这像不像一个乌龟呀，走到哪里都拖着它的乌龟壳？于是，这样的生活就显得很笨重，很不自由，甚至很是“可笑”。

可反过来说，中国古语中的“坐拥书城”，却也自有它的一番好处。这些厚重的书，能够帮你挡住外面的风，使得无论外边春夏秋冬，反正在四壁之间的方丈中，都保持了恒常而安然的温度。

你在这里，只需煮上一杯香醇的咖啡，再点起一支浓郁的雪茄，便可以像刘勰所说的那样，进入“寂然凝虑，思接千载”了；你也可以随时翻出先哲的著作，就好像孔子或者苏格拉底，都是跟你对着话的同时代人。——更不要说，这种自如和惬意更表现在，无论外间有多少“不方便说”的，到了这里都没有“不允许想”的。

当然，这样的“自由”仍是相对的、有限的。我不仅明确意识到了这一点，也经常在私下里“自嘲”这一点。我还常常用“百分比”来计算，看看最近还留有“百分之多少”的自由。不消说，这种碍手碍脚，既限制了我们的言路，也限制了我们的出息。

可即使这样，这种用图书围起的城墙，仍不是“四不透风”的牢狱，也不会是“只进不出”的黑洞。我们阅读和写作的信息，仍在频繁地有进有出，跟外部世界进行着交换，仍在发挥着潜移默化的、有时虽说不免迟缓的影响。

坦白讲，我是不愿意把读书和写书，只当成一个私下的、自私的勾当。我也不愿接受那种自私自利的对比：中国文化可以任它怎么凋零残破，国民素质也可以让它随便怎么低下，只要我本人的中国文化研究，还能被国际学界公认为“够水平”的、乃至“大师级”的。

同样地，我也不接受那种自甘的落寞：竟是活到“满头白发”才发现，原来此身所属的共同体，居然是“有我也行，没我也行”，就像家乡的俚语说的，“年三十逮到条兔子——有我也过年，没我也过节”，真要是这样，我白白忙活了这一辈子，还有什么存在的价值？

不光是我的著述、我的翻译、我的授业，是出于私下的这种不甘愿，而且我那经年累月的主编工作——它已被咬牙坚持了三十多年——更是出自这种默默的不屈从。回味起来，毕竟后边的那类工作，都属于你“自找”的麻烦，并没有谁从外部强求过你。

正因为这是“自找”的，或说是“主动选择”的，所以，尽管这种四壁围起的书城，让我的生活显得笨重呆板，很不方便，可它在“不自由”的同时，却又出乎意料地，换取了一点有限的“自由”。——只要你自己既有毅力不怕艰苦，又有体力吃得住劲儿。

正因为这可说是“自由”的，至少也应是“不被决定”的，所以，我进而也就胆敢以为，它又算得上是体现了“民主精神”的。无论如何，民主原本就有多种多样的形式，所以除了“直接民主”和“代议民主”之外，在政治学中还有一种“多元民主”。

这种“多元民主”的精义就在于，只要我们社会中的不少人——更不要说是所有人了——都能寻找到、或搭建起这样的“方丈之地”，而至少在那块地方你是“不被决定”的，那么，如此积累起来的多元空间，就会挤压出“大社会”和“小政府”来。

再打个比方，谁都知道老虎是会“吃人的”，可是真把这种吃人的猛兽，给逼到了狭小的保护地，甚至给逼成濒危物种的，却并不是早期文明中的猎人，甚至也不是打虎的英雄武松，而是在农耕社会里的温和农夫，——正是几千年来不声不响在弯腰种地的他们，越来越多地开垦出了“可耕地”，而无形中就逼退了可怕的“大虫”。

基于这样的理由，我们更要守住这座“坐拥的书城”了，既从那里得心应手地运思，也从那里自然而然地传播，以期在很多“大是大非”的问题上，逐渐凝聚出全社会的共识，从而教育出“经过更新”的下一代，直至日积月累、水滴石穿地，汇聚成不再可以逆转的历史趋势。

最后，当然也是自己这趟韩国之行的主要目的，就是要向尊敬的书城文化基金会，和坡州图书奖的评选委员会，特别表达发自内心的感激之情，——感谢他们跨越国界的理解与情谊，也感谢他们对于图书文化的呵护，以及对于书中载有的文明价值的守护。

再次祝贺刘东先生！

希望有更多的学者可以登上“坡州图书奖”的领奖台！也希望我们的原创学术研究，可以不断广博、不断精进、不断引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