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美国战友

毛主席一生雄才伟略，生前身后收获美誉无数，其中一些称号，如天才、舵手、领袖等，他本人未必认可。知己莫若己，按他本人的说法，他不是什么天才，而是地材，接地气的人材；不是什么舵手，而是一个游泳爱好者；不是什么主宰世界命运的领袖，而是力量有限，仅能改造几个公社而已。毛主席的自我评价，尤其是自我批评，值得读者深思。

作为一个饱经世事沧桑、多次出生入死的理性行为体，他无疑能够明辨何谓吹捧，何谓贬抑，何谓知音，何谓损友。吹捧他的，多在其下，或报恩，或求助，有实有虚；贬抑他的，多为其敌，或报仇，或报怨，更加分明。他早已心知肚明，革命若要成功，先须分清敌友。

他是一个缺少知音的、很寂寞的人。当初那个在放牛、挑粪之余研读《三国》、《水浒》的少年，胸中应已暗藏曹、刘之志。然而，就连他的亲爹，也曾把当成一个懒人，让他当众下不了台。这种不理解、不支持，甚至是误解、打击，几乎令他愤而自尽。终于有一天，他鼓起勇气，掖好母亲给他凑的川资，悄然别父离乡，并示威性地在父亲的账本里夹了一首诗，其中一句是“学不成名誓不还”。

他的父亲当年看到这句诗时有何感想，后人不得而知。老父会否有“图样图森破”之叹，读者自可揣摩。之后的十年，父子聚少离多，渐行渐远，甚至连父亲去世之时，儿子也不在身边，事后也未回乡奔丧。何以如此？何以如此呢？

窃以为，此中之结，还是十年前的那首《别父诗》。1920年，毛泽东虽在同学、同乡当中小有名气，但离“德建名立”尚有差距。提前归乡，徒增自惭，勉强为之，夫复何益？

毛泽东说，自己身上有两股气，一股是虎气，一股是猴气。后人的解读，多从组织性、纪律性入手。窃以为，此解虽亦能通，但未能透。

我曾与湘籍同学朱小略博士专门探讨毛主席身上的这种“奇气”。小略师弟是专攻道教哲学的，他的一句妙语令我茅塞顿开。他说，湘人之中，曾国藩身上也有这种奇气，其本质是一种杀气。曾文正是毛主席唯一佩服的近代国人，曾被其誉为“地主阶级最厉害的人物”。若非能同古人心通意会，安能有此高论哉？

老虎和猴子是自然界公认的伟大猎手。虎多独行，猴则聚众，皆能稳住阵脚、冷静观察、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父母，至亲也。1920年前后，毛主席先后丧母、丧父，按人之常情，其心能不痛乎？悲痛是一种伟大的动力，能够召唤或激发出一个人的无穷潜力。曾以《心之力》而被杨昌济先生冠以满分的他，对此应洞若观火。

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悲欢离合，此事古难全。应有恨乎？天地日月，恨之无益；国破家亡，民不聊生，却是冤有头，债有主，淡然处之，可乎？1921年前后，毛泽东愈加明确，造成近代中国积贫积弱、外无国权、内聚国贼的根本原因，在于外有帝国列强压迫，内有地主军阀剥削。反帝、反封，打倒列强，除军阀，打土豪，分田地，建立新中国，是旧中国、旧时代赋予他的使命。

窃以为，中共开一大的时候，毛泽东就已“知天命”了。他的使命，就是以虎猴之智、信、仁、勇、严，战胜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两大强敌。

接下来，他又无比艰辛地探索了许多年。此间，失败——成功——再失败——再成功，循环往复，一个伟大的猎手，呼之欲出。

他发现，中山先生的道路，极易为奸雄所误，那些自诩为先生嫡传的人——汪精卫、蒋介石，皆是实证。他发现，列宁、斯大林的道路，在中国必须加以变通，否则就会出大问题，如李大钊之牺牲，陈独秀之分离，向忠发之背叛，教训惨痛。

痛定思痛，他的生存和发展战略在井冈山开始逐渐明晰起来。干革命，既要有革命党，又要有革命军；革命军，乃是红军，以解放天下为己任的人民军队；欲战胜强敌，必须团结同道，建成统一战线，等等。战略的自信，使他的内心充满了光明。当一位姓林的师长问他“红旗到底打得多久”时，他没有像大钊同志当年那样振臂高呼“未来之寰球必是赤旗之世界”，而是耐心地给这位同志写了一封长信，名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在信的末尾，他信心百倍地告诉同志们，新中国就像东方红日、大海归帆、母腹婴儿，既可望又可即。几年后，在六盘山，他写了一首更加自信和豪迈的词作，名为《清平乐·六盘山》，末尾的一句是“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

有人说，“苍龙”是日寇。毛主席对此有过澄清，称“苍龙”为蒋介石。对于那些貌似强大的外敌，他有一个更加出名的称呼，“纸老虎”。这种降龙伏虎的自信，源于他手握“长缨”——革命党、革命军、革命理论，等等。在延安，他有了更加精辟的提法，“三大法宝”。

元始天尊曾给姜子牙杏黄旗、打神鞭、四不像这三大法宝，以助其匡扶天下。毛主席的三大法宝，是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这第一大法宝，就是统一战线。就像燎原星火、降龙长缨和杏黄旗一样，它是一面义旗，能够召唤和凝聚无穷无尽的力量。实践证明，此旗一举，五湖四海的义士皆来投奔。元亨利贞，天道之常；仁义礼智，人性之纲。抓住这个纲，纲举目张。

1944年8月15日，美国远东战区司令史迪威将军派遣的军事观察组飞抵延安。对于从天而降的美国大兵，毛主席深表欢迎，盛赞此事为“中国抗战以来最令人兴奋的一件大事”。他热情洋溢地称他们为“战友”，表扬他们“见义勇为、不怕牺牲”。美方代表包瑞德上校深谙中国儒学，当知“义”为何意。包瑞德与延安方面的沟通堪称顺利。接下来，美国的最高决策者要派一个官阶更高的特使来延安了。这位特使知道“義”字怎么写吗？知道“义旗”或“统一战线”的含义吗？他会成为毛泽东的战友吗？且听下回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