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海忆旧》

冯英子著《报海忆旧》书海出版社1991年3月第一版

严怪愚在湖南,以铮铮铁骨闻名。他才气纵横力千钧,朋友间流传着他的不少怪事。如汪精卫叛国之时,重庆早巳得到消息了,但国民党当局压着不许发表。范长江把这个消息交给了严怪愚,由他发回邵阳《力报》,迅速登出,成为当时国内第一家揭露汪叛国投敌的报纸。消息发表后,湖南大恐,省政府造谣说严怪愚已在重庆枪毙,直到中央社正式公布汪叛国消息后,一场风波,才告平息。(P11)

严写了篇《春草遥看近却无》,在邵阳《力报》发表,白崇禧见后,大为不满。湖南解放前夕白崇禧在长沙尚不忘此事,想找严怪愚谈谈,严得讯即下乡隐蔽,始免其祸。

抗战胜利之后,严在上海《东南日报》。某日,奉命去采访孙科。孙告诉门房,说没有空,叫严在门房暂等。大概过了一小时左右,孙始叫人找严入内。严忽然拿起帽子,告诉来人:请转告孙院长,刚才他没有空，现在我没有空了。扬长而去,成为一次失败的采访。然而同业闻之,都为之鼓掌,非怪愚不能为此快事也。(P12)

这时美军在太平洋已展开反攻,在逐岛战争中,不断向日本推进,美机的轰炸东京,也时有新闻。日本帝国主义在战争初期所给予中国人民的狂轰濫炸,这时轮到他们自己了。8月上旬,美军在长畸和广岛投下了原子弹。接着不久,苏联开始参战,对关东军采取行动。(P25)

在接到苏联对日宣战的消息那一天,恰巧轮到吴希之写社论。他在一篇纵论当前形势的社论中,一开头就说:“现在有种种迹象,证明日本将于48小时之内宣布投降。”用这样肯定的语气来论证当时时局的发展,使人大吃一惊。我问他有什么根据,他笑而不答。我踌躇了很久之后,才行发排。(P25~26)

不料这社论发表的当天,日本接受无条件投降的消息，接踵而来,事实证明了吴希之的正确。真正的料事如神,在现代的言论中,这是极难得的作品。

过了几天我问他,为什么你当时这样有把握,断定日本即将投降?他说他在苏联读过书,深知苏联倘无十分把握,决不会对日宣战,现在苏联既对日宣战,那就说明日本已经垮了。后来我根据战后看到的当时资料,知道1945年8月9日日本举行的御前会议中透露,这年7月13日,日本就向苏联传达了天皇目意,希望苏联出来调停,早日结束战争。而且预定8月8日17时同苏联开会磋商。但就是这一天,苏联拒绝了日本方面签订协定的希望,发表了战争宣言。这说明吴希之那次的判断,准确程度确实可惊。

日本投降以后,吴希之从芷江搭乘飞机到重庆去了。几十年来,人天茫茫,不通音问。但他那篇料事如神的社论,却永远在我记忆之中。(P26)

解放后,（唐）旭之负责湖南宣传。十年动乱之中,被诬为“叛徒”,乃自戕其生命。更悲者,当平反之日,其夫人竟一笑而亡。昔日友朋闻之,更不胜其唏嘘。(P34)

上海解放之不久,忽于铜锣湾乐声电影院门口邂逅卜氏（少夫）。卜氏面有喜色,告我曰:范式之兄转来恽逸群之函,恽欢迎卜氏早日返还大陆。按范为中央社记者,兼上海申报特派员。济南之役,为我所获,放归时恽逸群同志即托他带信给卜氏。卜当时颇为踌躇,曾问我：“你看怎么办?”我不假思索,劝其速归大陆。解放初期,百废待兴,海外报人自应归来稍尽绵薄。然而卜氏颇有顾虑,终未成行。适“三反运动”发生,恽逸群同志冤蒙不白,卜氏即以辉之原信,制版在《新闻天地》发表,亦见其不忘恽之情谊。(P50)

上海《申报》主人史量才先生,1943年11月13日从杭州秋水山庄休假后返沪途中,为蒋介石派遣人员,狙杀于杭州郊区。其后浙江省主席奉命缉凶,一无所获。此事在中国新闻史上已无人不知,均谓蒋之杀史,因《申报》立场转向进步,言论激烈所致。(P51)

近读尚丁同志所著《黄炎培》一书,始知尚有隐情在焉。据尚著云:“有一天,蒋介石请史量才和黄炎培去南京会晤,初谈似还融洽,临别,史握蒋手慷慨地说:‘你手握几十万大军,我有《申报》、《新闻报》百万读者,你我合作,还有什么问题。’黄炎培看到蒋脸色立变。”按史氏对新闻事业,壮志雄心,人所共知。其时除拥有《申报》之全部主权外,计划收购《新闻报》之全部股票,掌握两报之命运。因《新闻报》全体职工之反对,史仅得《新闻报》股票百分之四十九。然当时申、新两报,雄视中国报坛,执上海新闻界之牛耳,则无疑义。史之敢于作此壮语,实亦有持而言也。蒋则以猜忌见称。1934年时,所要求史者,臣服而已,岂容以“合作”身份并驾齐驱哉,因此而萌杀机。历代枭雄之辈,大率类此。刘邦与韩信论兵,韩谓刘将兵不过10万,而已则“多多益善”。此四字大遭刘邦之忌,未央之祸,实已肇于此时。蒋之猜忌史氏,不过此历史之重演而已。史以书生跻身报业,称雄上海,不图因此致祸,岂非天哉。(P51~52)

黄炎培于此事发生后38年,重过杭州,作《秋水山庄》诗云。

一例西泠掩夕曛,伊人秋水伴秋坂。

当年壮语成奇祸,缟素词坛十万军。

“当年壮语成奇祸”,即指史当年对蒋之一语。史氏被害,现在已过半个世纪。西子湖畔,似已不复有“秋水山庄”。吾记此事,备史家之采择罢了。

后记:此文就正于徐铸成同志,徐谓伴史量才见蒋介石者为杜月笙,而蒋语与史答则与前说相反。(P52)

盛克勤虽为盛世才之女,然其人衣着朴素,学习认真,无贵族小姐气,仍不关学生本色。所写新闻,亦朗朗可读。然《新中华日报》在南京日销不过一、二千份，既不为人知,更无权威可言。盛亦人微言轻,实不足以营教罪大恶极之盛世才,虽尽力奔走,终无效果。解放之后,不知置身何地。此君倘在,则已人过中年，垂垂老矣。(P84)最后一句话，是讲盛克勤。解放以后，盛世才到了台湾，我看过一本国民党将军的回忆录，说盛世才在台湾居无定所，在几个住处来回地变换，害怕有人要报复他。

救国会七君子之一的王造时先生,解放之后,境遇惨,五七年之役,未能幸免,十年动乱时期,竟受迫害而死,身后萧条,无一子女,为现代文人中最凄惨之一人。(P109)

众谓王之所以倒霉,在于致斯大林之一封信。1941年4月第二次世界大战最紧张时期,苏联忽与日本订立苏日中立条约,相互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国”和“满洲国”领土之完整和不可侵犯性,完言之,即以中国领土,作双方交易。消息传来,举国大哗。七君子为救国会成员,而救国会之成立,实由于“九·一八”的缘故,如承认满洲国,则救国会无立足之地,王等乃建议写一信与斯大林,说明彼等之态度。此信由王造时起草,张申府改定,沙千里抄写一式两份,一由沙面交苏联驻华大使潘友新,一由王造时交与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王世杰。解放以后,有谓此事实王一人主谋,甚至以为王强迫他人签字者,王蒙此不白,乃日益消沉,七君子纷纷飞黄腾达,王则稽留上海,依然一介穷书生也。近于1941年5月5日上海《申报》上,查获此信原件,则弱国之民，其情也哀，其言也婉,实不应蒙此误会。现将原录信下,为“报海”留下一段可靠史实为何——(P109~110)

苏联大使潘友新先生并请转贵国领袖史丹林先生勋鉴,我们以中国国民的立场，谨以最恳切的热忱，致书于阁下,贵国接助被压迫民族解放运动的政策,及积极援助我中国作战的事实,使我全国民众对于贵国具有极高的景仰,与无限的希望,今贵国于四月十三,与日本订协定,并发表宣言,相互尊重“满洲国”,及“蒙古人民共和国”领土之完整,与不可犯性,显然妨害我中国领土的完整,我们不能不示莫大的遗憾,故对于我政府宣布其无效的郑重声明绝对拥护,而且深信出自我四万万五千万同胞的公意,我们很殷切的希望阁下对于此项协定,能就下列各点,在相当时机内用初作一补充的说明,以怯除我国人民及全世界被压迫民族的疑虑。一尊重所谓“满洲国”,是否事实包含承认“满洲国”?二所谓“蒙古人民共和国”是否与中苏协定内“苏联政府承认外蒙为完全中华民国之一部,及尊重在该领土内中国之主权”的规定相一致?三对于我国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战争的积极援助是否有影响?中国作战自始即抱定自力更生的原则,认定日本为唯一的敌国,对友邦的援助固然极端欢迎与感谢,但对一时的苦衷所造成的不利于我的表现,除表示否认外,亦莫不寄以极端忍耐之期待,我们相信我们的作战,不仅为中国的独立自由,抑且有裨于世界的永久的和平,而且深信我们必能全国国结一致,经过长期奋斗,取得最后胜利,我们为主张作战之人,我们亦为景仰贵国之人,并且自信今后亦为能同情贵国之人,对于中苏两大民族携手向人类解放途上迈进,尤其无限的期望,故谨以至诚略献数语,以供阁下的考虑,此信虽系我们数人签名,但我们相信能代表中国最大多民众的意见,专此并致革命敬礼。(P110~111)

沈钧儒 王造时 张申府 章乃器 史良 刘清扬 李公朴 沙千里 胡子婴(P111)

滕树谷,上海《时报》之体育记者也。30年代，在上海新闻界中,颇为人所熟知,老滕笔名,在体育圈内尤负盛名。顾其人轻佻,阮玲之死,亦与滕之迫害有关,同业中咸知其事。(P112)

当初,滕树谷与蔡楚生、顾梦鹤同居于太阳公寓,出入相见,极为熟悉。1933年时,电影演员艾霞在南京跳城自杀,当时《时报》以报道此种新闻为重点,滕乃大肆宣传,并于新闻边上,刊一蔡楚生之照片,蔡大为不快,顾亦无之如何。其后,孙师毅新作《新女性》成,由联华公司摄制。联华交与蔡楚生导演。剧中有一新闻记者,专跑舞场,敲舞女竹杠,为人所轻视,蔡以此角色界顾梦鹤,顾知蔡与滕中间关系,乃一举一动学滕,使之维妙维肖。适片子拍成试演,招待新闻界时,场中记者一出场,场中大呼“老滕”不止,滕老差成怒,哭诉于上海记者公会。记者公会发动停刊联华公司广告,联华托人疏通,将片中舞女侮辱记者一场删去，始了其事。《新女性》之主角为阮玲玉,不久,阮玲玉与张达民、张季珊事发生,滕乃利用此机会,运动别报记者,将张达民诉讼状中虚构之词,尽情摘录,以攻击阮玲玉,而泄其私愤。其实张之讼阮,不过在于获得经济上之利益,阮知张所讼无理,原有必胜信心,见各报攻击之词,大为愤懑,精神颇受打击,最后终于服安眠药丧生,遗言:“人言可畏”四字,实为对当时上海某些报纸之控诉。阮出身贫苦而秀慧中外,投身影业以后,业务上进展极快,所饰人物,莫不维妙维肖,丝丝入扣,深受观众欢迎。而阮生活朴素,无大明星架子,亦深得同事好感。因此,阮死之后,上海进步文化人士大为惋惜,鲁迅先生亦有《人言可畏》之作,以抨击当时上海某些新闻记者。阮出殡之日,上海人民不期而集者数万人为之送葬,成为上海当年盛事。至于滕树谷其人,经此一役,知内情者咸不值其所为,抗日战争结束之后,在上海新闻界中,即不闻其名矣。(P112~113)

谈起报头,忽然想到《光明日报》之报头。《光明日报》原为各民主党派联合创办的报纸,所以创刊之初,四字由沈钧儒先生所写,刚劲有力。1957年反右之后,当时的光明日报负责人曾要求康生代恳毛泽东同志写一报名,康生恐因此对不起沈钧儒,未允所请。“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中国妇女》、《新北大》又纷纷请毛泽东同志写报头,而且一纸书成,必然要敲锣打鼓,向中南海报喜。此事使《光明日报》的负责人又霍然心动,决心要弄一毛泽东所写的报头矣。(P121~122)

原来若干年前,一位日本友人通过外交途径,请毛泽东同志解释某句诗词,毛泽东同志当时回信说:此事郭老解释,文刊光明日报某月某日。这封信被《光明日报》当作史料保存,光明日报当时负责同志乃将信中所写“光明日报”四字,加以放大,并由直排改成横排,一个由毛泽东所写的《光明日报》报头,由此也就诞生了。今天我们仔细考查这个报头,仍可见由信上移来的遗迹。如报的边旁“幸”,它直的一笔似尚未写完,而右边的“阝”最后的一捺也似未写完,原因无他,因为毛泽东当时写信的时候,信纸下面还有信纸。“报”字是一行最末的一个字,一笔下去,它的笔锋落在下面一张纸上,因此写信的那张纸好象截去了一些的样子。不信,读者拿张《光明日报》去辨认一下,就可恍然大悟了。

据说报头更换之时,职工还不明情况,准备敲锣打鼓,向中南海报喜,但知道内情者为不报喜为佳,以免弄巧成拙,引起副作用。今日事过境迁,书此“忆旧”,以实新史。(P122)

荃麟夫妇那时还只有一个孩子,还在吃奶,因为她长得胖胖的,我常常叫她罗斯福,而荃麟呢,我有时叫他塞拉西,因为他穿着那套白西装,戴上那顶软木帽，同报上登出来的流亡在英国的阿比西尼亚(现埃塞俄比亚)皇帝塞拉西一世的照片极其相象。我一叫他们父女的名字,常常引得葛琴哈哈大笑,骂我淘气。那时物价飞涨,生活已经非常艰苦了,报社的伙食又坏,不少人都面有饥色,荃麟的身体不好,他们又有孩子,葛琴弄了一只煤炉,放在房间中,有时自己弄点吃的,也总忘不了隔着那垛墙壁叫我过去,参与他们那种微不足道的“家宴”。我总把葛琴当作大姐,而她呢,也好象义不容辞地负起了大姐的责任,使我们在那种政治上受到迫害,经济上又极其穷困的环境中,不知疲劳,坚持下去。(P136~137)

有一天,我从油麻地码头搭乘公共汽车去荃麟家中,一上车,碰到了夏衍。他说他正要找我,因为北平关于我的回电已经来了,他悄悄地告诉我,北平的回电说:“同意英子来平,但京沪解放在即,长江不日南行,如可在香港稍待,以返沪为宜。”他说到了荃麟那里,再具体商量。那一天荃麟研究了这个电报,主张我立刻坐飞机回上海,等待长江;葛琴则不同意,她说：“英子好不容易从上海跑出来,他又不是商人,是个穷光蛋,现在阔气地坐飞机回去,不是正好送到汤恩伯的手中吗?”最后一致同意了葛琴的看法,决定我暂时留在香港,等上海解放之后再走。这个决定后来实际使我留在香港几年之久,但荃麟对工作的热情,葛琴对朋友的负责,却是使人感动的。(P138)

邵阳力报在邵阳儒林街的亿园,这个亿园是一个叫陈光中的师长的私产,楼台亭阁,奇花异草,无所不备,红楼梦里的大观园究竞是什么样子,谁也不知道,但这个亿园的庞大、华丽,着实使人吃惊,一个国民党的师长能建筑这样的华厦,老百姓负担之重,也可想而知了。但这样的建筑怎么会落到力报手中呢?原来这个陈光中是何键的部下,为顾祝同所不喜,被顾祝同借一点理由,把他关在上饶,他的老婆怕房子被别人占去,以500元一年的代价租给了力报,她是想借报社这块牌子,为她作一下保护伞的,力报却也因此占了一点便宜。(P144~145)

绀弩所写的文章大气磅礴,而其处世则一派天真烂漫,有时也很滑稽,爱开玩笑。那时我们一进城,总是到桂北路的一家陶然酒家去饮茶、吃点心,这个酒家是广东式的,由服务员托着点心沿座叫卖,顾客随意取用,最后按桌上的碟子数量结帐,绀弩每次去时,总带着一本厚厚的书,吃好点心,把两只碟子藏在书中带走了,这样既少算了两碟点心钱,也增加了他两只烟灰碟子,他那只木面、竹制的办公桌上,这种小碟子不少的,他说这是反剥削的战利品。有一次在香港,他、希明、我和另外两个朋友,打算从北角到中环去,计议叫一辆的士,大家分摊费用,绀弩说,每人五角,你们把给我,由我付帐,我们每人把给了时,他却坐电车走了,这样的玩笑,谁也奈何他不得。(P164~165)

但另一方面,他对工作极其严肃,1949年的春天,夏衍同志建议在香港办一份周报,由希明和我去负责,专门揭露由大陆上逃来香港办反共报纸的人,除每月亏损的费用由夏衍同志设法支付之外,筹办的经费要另外想办法,绀弩有一个姓戴的湖北同乡,是国民党政府的标准局局长,在绀弩影响下,很想向共产党靠拢,他就通过绀弩的关系,向我们投资了3000元,作为向香港政府登记的保证金,使我们的报纸能如期出版,这就是《周末报》。《周末报》初出时,夏衍、荃麟、绀弩都是编委之一,绀弩还为报纸写了一个《今日随笔》,批驳曹聚仁刚到香港来时的观点,报纸上有许多标题字,也出于绀弩的手笔。

50年代初期,我们都回来了,他在北京,我在上海,轻易不得见面,57年那一阵子,他作了“右派”,于是天南地北,音讯隔绝。直到1965、1966年之间,我在北京学习一年,这时绀弩亦已脱帽免冠,同他夫人周颖一起住在西城的半壁街,我去看他,恍如隔世,自此以后绀弩、陈楚、王次青和我四个人经常找什么小馆子吃一顿。他还是先前的样子,但比较沉默,“夫人不言,言必有中”,偶然讲一点笑话,使人捧腹。(P165)

秦似讨厌时弊,特别是对于特权行为,深痛恶绝,然而他却也不能不在现实生活中挣扎。大概是1989年吧,他同他的夫人陈翰新,不带任何关系,不开任何证明,悄悄地到上海来“旅游”,住在五原路的朋友家里,他想体验一下,在我们这个社会里,平民百姓的生活是怎样过的。谁知天不从人愿,他到上海的第二天,忽然发病了,休克。朋友手忙脚乱,把他送到附近一家大医院去,住在候诊室中候诊。其实候诊室是不能住的,我也曾为了家中有人生病去尝过几天滋味。《玉历全书》中有地狱的描写,当然是一种迷信,可是候诊室里却的的确确是人间的地狱,这个缺手,那个病腿,这个大小便不通,那个不断地呕吐,狼藉满地,臭气冲天,有的病人每过几分钟要呼天喊地,歇斯底里的发作一通,一个健康的人,住几天恐怕也非生病不可。秦似夫人发急托朋友来找我,我为他四处奔走,最后总算凭着他那个广西省政协副主席、广西省文联副主席的头衔,把他送进了华东医院,从死亡线上救回来了。在疗养过程中,我经常去看他。他慨叹地说:现在我才知道,在我们这里倘若没有特权,几乎是寸步难行的。我们讨厌特权,但却不能不受特权的荫庇,这才真正是人间的悲剧。(P170~171)

1941年的夏天,我在桂林《力报》工作。有一天,造时忽然来找我,他带来了范长江的介绍信,约我去他的《前方日报》。既然有长江的介绍,我当然同意了。但在我前赴吉安经过耒阳的时候,却为另一个朋友把我拦住了。“啊哟,王造时那个人刻薄透了,你怎么可同他合作？”他拖着我不放,把我拖到衡阳,也终于拖回桂林。(P182)

直到太平洋事变发生，长江从香港脱险回到桂林，我们谈起此事时,长江认为;按照战局的发展,日军可能要打通粤汉路，切断我们东南与西南的通道，对我们进行经济封锁。倘然出现这样的局面,那么吉安可能是东南地区的一个中心,一个敌后游击区的重要据点,去那里支持一张报纸,是有意义的,不应当去考虑王造时的个人作风。经长江这么一说,我决定去吉安同造时合作了。

那次我在《前方日报》工作了一年多时间,后来由于政治上的原因离开了吉安。这一年多的合作中,对于造时倒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他是美国威斯康辛大学的政治学博士,又去英国伦敦大学研究了一个时期的国际问题,1930年回国之后,以还不到30岁的年龄担任上海光华大学的文学院院长兼政治系主任。学政治,当然离不开政治,他反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要求民主;他反对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要求团结抗日。他办杂志,写文章,发表他的政见。在国民党的压力下,把光华大学的文学院院长搞掉了,他挂牌作律师,包打民主官司。最后,也终于成为名闻全国的“七君子”,被国民党投进了监狱。(P183)

但是他并没有屈服,还在继续战斗。我看过他不少翻译作品,他好象很欣赏,也很推崇英国拉斯基的作品，在伦敦大学时,他听的就是拉斯基的课。拉斯基是国费边社的委员,费边社推行的缓进主义,实际是改良主义。我觉得他那种慢条斯理,不急不忙,遇事沉着的作风,可能也正是受了拉斯基的影响。在我们合作的过程中,尽管他时时不忘那个“博士”的头衔,每次讲话都要讲一个威斯康辛大学中的笑话,但他毕竟是一个书生,一个学者,一个热爱自己国家,坚持抗战、团结、进步的知识分子。在他的客厅中,来往的也都是这样的知识分子,我记得余精一教授、孙席珍教授、潘大逵教授,当时在吉安办农场的胡兰畦女士,办农校的彭文应先生等等,真有点“谈笑皆鸿儒,往来无白丁”的味道。特别难忘的是,那时国民党的反共已经进入第三次高潮,空气是严峻的,但是在他的客厅中,大家都议论纵横,无所顾忌,在冰天雪地的严寒中,这里却依然是春天。(P183~184)

造时是有一点“刻薄”,比方说,在《前方日报》社中,信封每次只能领五只,领一支新笔要用旧笔去换等等,这些都是他作报社经理的大人的“杰作”,很挫伤了一些同事的心,把账一古脑儿都写造时身上,不少人都说他“刻薄”了。其实造时虽然也精打细算,但说好了的事,他是一定兑现的,我倒以为这是他在外国多住了几年的影响。至于报社中的那些规定,平心而论,从企业管理的角度看,也很难说他不对。

那一年的时间里,我们有争论,有吵架,我那时还不满30岁,年少气盛,有时可以拍着桌子骂他,他却依旧对你笑嘻嘻的,不作一声。一直等你脾气发完之后,才对你心平气和作些解释。因此,我也确实对他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在《前方日报》的同人中,我对他是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友谊的。(P184)

抗日战争结束之后,我在上海碰到了他。那时不知他用什么关系弄了好几处房子，还办了一个“自由出版社”和一个“前进中学”。我家在苏州,也在上海的民治新专教一点课,每次到上海,“自由出版社”楼上就成为我的宿舍。我们还计划过几次合作,一次是他介绍去南洋搞一家报纸,我估计领出国护照不易,没有同意；一次是打算合办一个刋物,由他作发行人,我作编辑人。但也正象他的“缓进主义”一样,谈了好几个月,依然未能实现。那时形势发展很快,我离开上海，跑到香港了。(P184~185)

1953年我回到上海,造时这时是华东军政委员会的一个什么委员,在复旦大学历史系教书。我们经常在一些会议场所见面,后来由于照顾高级知识分子,要他迁入茂名路的18层楼。因为住得近,我们见面的机会也多。记得1956年时,他去北京参加了一次会议,回来之后,特地约我去文化俱乐部吃饭,他告诉我在北京见到总理,总理认为“救国会”这个名义,还可恢复活动。他征求我的意见,并且拉我合作。我除了搞报纸之外,对这些兴趣不大,何况早期我也没有参加过救国会,所以拒绝了他。

然而谁想得到,1957年的那场反右斗争中,“恢复救国会”竟成为他定作“右派”的主要罪状。而且从此他一跤摔了下去,真正的不得翻身,接着而来的的“文化大革命”,更把他说成是什么“反革命集团”的成员,屈死于“四人帮”的看守所中。(P185)

这样一个人竟然得到了这样一个下场,尽管有非常的想象力,也是难于想象得到的。特别是造时的身后萧条,更出于人的想象之外,他有四个子女,其中三个都由于精神分裂症而去世,最小的一个女儿,因为不要听对他父亲的“批判”,也成为“右派”,十年大乱中,这个本身也作过“右派”的“右派子女”,当然更难逃此劫,受尽了非人的虐待,最后死于乳癌,只留下了一个女儿,——这是造时留下来的唯一带点血缘的后代。别的人屈死之后,还有人为他呼吁,为他奔走,而造时呢,连这一点权利也没有,这是能够想象得到的么?(P185~186)呜呼呜呼，王造时！

1966年6月,我从南汇参加“开门学习”回来不久,“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两个月后,我即被打成“牛鬼蛇神”,失去了与外边来往的自由。在“牛棚”中,听说平心死了,跟着又听说同生死了。平心自杀,我也许还有点相信,因为他是一个典型的知识分子,他受不得肮脏气,宁死不屈。1952年我回上海时,听说他由于学生无理逼问,用斧头敲开了自己的脑壳,是同生把他送到红十字会医院去医治的,我还去医院探望过他。这一次,风狂雨暴,“四人帮”爪牙的行为超过了法西斯德国的盖世太保,象平心这样一个知识分子,宁折不挠,是非常可能的,而同生是一个政治上的强者,他久经考验,是职业革命家,会自杀吗?不可能,绝对不可能!(P194)李平心是这样死的！

在那天追悼会上，有人告诉我说,有一次同生和张春桥在一起,忽然讲到笔名,同生问张春桥:狄克不是你的笔名吗?不想这一语大遭张春桥之忌,最后也终成为他致命之由。当然我不能肯定此语之是否真实,但那个年代,因涉及江青、张春桥之流的阴私而被残害者，并非个别。我们这个国家,树大根深,敌人是不容易攻破的,而自己的虐杀往往远远超过敌人的功能,从同生身上，也确实照出了几十年的历史。(P195) 据说，张春桥的女儿也曾问过在狱中的张春桥，关于笔名的事情，关于写文攻击鲁迅的事情，张的回答是：这个笔名，是好几个同志共用的笔名，我不记得我写过这样的文章。

我是一班的班长,白音一来,派到一班,前来向我“报到”。

“你看我做些什么好?”他向我提出这么一个问题。白音的健康本来不那么好,那种使皮肤发黑的病一直折磨着他,而“文化大革命”一开始,他就被那位“旗手”江青点了名,日子更不好过。他到饲养场来时，有点跌跌撞撞的样子。我看着他,但觉心酸。我说“你看着办吧,能做些什么,就做些什么,做不动,晒晒太阳也行。”他想了一下说:“那么我去烧烧火吧！”我说:“行,反正柴禾我叫人替你搬来。”原来我们这个饲养班负责采购、供应猪食,而猪食部分要煮熟,每天专门有个人去烧火,那工作确实不算重。倘在冷天,灶前暖烘烘的,还是一份不坏的差事。从此,白音便在饲养场作他的火头军了。(P199)瞿白音的干校生活。

我一直既吃惊而又钦佩,在这个满口吴侬软语,全身温文尔雅的苏州女性身上,却蕴藏着这么多的无畏精神和英雄气概,出淤泥而不污,经风雨而更香,历尽万千艰险依然坚贞不屈。我不认识许金元同志,因为我到苏州的时候,他已经牺牲了,一个坚贞的共产党人,为事业、为信仰献出了他宝贵的生命。但我从许宪民身上,却看到了许金元同志的影子。江南的灵秀之气,钟于一个女儿身上,钟于许氏兄妹的身上,这又多么难能可贵,使人永矢不忘。

1953年,我从香港回到了上海,在《新闻日报》工作。有一次几个同事约好在福州路一家山东馆子聚餐,却在席上意外地见到了许宪民。告诉我她已经迁到上海,住在茂名南路159号。至于彭国彦呢,她们已经离了婚。原来这位彭先生做了两任县长之后,一直赋闲在家。别人是“三年穷知县,十万雪花银”,他却是两袖清风,一肩行李,依然是四壁萧条的穷书生。而且,他那么耿直,那么迂,别人也不敢领教他了。君子固穷,达人知命,这当然也没有什么。可是长期的失业赋闲,长期的书空咄咄,郁郁难平,“十有九人堪白眼,百无一用是书生”,不免使他的脾气越来越怪,越来越不易同人相处。出世的愤慨和入世的乐观,最后终于使他们夫妇以分离结束。这是人生旅途中的不幸,也是人世间的悲剧,然而能怪谁呢?谁也不能!(P220)

那时我主要做夜班,白天又有一些非参加不可的会议,一进报社的大门,简直不知白天和黑夜,很少空余的时间;而许宪民呢,虽然住在上海,工作关系却在苏州,她既是民革的成员,又是民盟的成员,更是苏福长途汽车公司的经理,因此也常常要去苏州。虽然和我住得很近,却很难得见面。(P220~221)

1957年,反右运动开始了,许宪民的大女儿林昭,这个从小受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熏陶而且很早加入了共产党的江南姑娘,这个一言一行都用毛泽东思想都武装自己衡量自己的北大学生,这个从母亲那里承受了正直、热情影响的女儿,却变成了右派,而且是北大学生中被称为“臭名昭著”的右派分子。这在林昭当然非始料之所及,许宪民呢,更加痛心疾首,她想不到用共产党员标准培养出来的女儿,竟然是共产党的“敌人”,问苍茫大地,如何解释。这一下,她几乎如从高空中摔下来,一下落到万丈深渊,梦寐以求的华光变成一团漆黑,茫然不知所措了。

许宪民自己没有被划为右派,但这次打击却比把自己划为右派的打击更大。有一次林昭从北京回上海,我请她们母女吃饭,我发现她消沉得很,似乎已经失去了生活的自信,年轻时的那种豪情胜慨,那种坚贞不屈的精神,开始从她身上消失了。

然而对她更大的打击,却是那史无前例的十年浩劫。(P221)

30年代初期,胡文虎的“万金油”风靡一时,现在看起来其配方也很简单,可是在当时中国的医疗条件下,万金油很为群众所欢迎,可以说是一种妇孺皆知的药品。

胡文虎这个人喜欢老虎,他的万金油和八卦丹,都以老虎为商标,“虎标永安堂”,就是他的药房。30年代中期,胡文虎到苏州游览,访问了当时住在网师园里的、以画虎著名的张善存（孖）,他在张处看见一张郎静山拍的照片,一位红衣女郎,抱着一只老虎拍照,胡文虎忽发奇想,把这张照片拿去作为虎标永安堂的宣传画。这张照片上的女郎,即是我这里要讲到的程丹娜同志。

程丹娜同志是安徽太平人,自幼生长在苏州,酷爱艺术,曾肄业于上海新华艺专。她的哥哥程丹晨,是一个戏剧爱好者,兄妹两人,在苏州很有一点名气,我之认识丹娜,也是从虎标永安堂那张照片开始的。(P2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