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正何以难行——读书文摘之三

为什么信誓旦旦指认罪犯的受害人证人，仍会指认无辜者，即便真正的罪犯就在指认队列里，即便与罪犯面对面相处较长时间？在没有人进行刻意误导或者实施欺骗的情况下，为什么仍会出现指认错误，造成冤假错案？

大量证据表明，目击证人的辩论结论经常是不准确的。当真正的罪犯和无辜的陪衬者站在同一队列接受辨认时，有1/3的证人不能指出罪犯；而在指认出罪犯的证人中，又有1/3的证人错位指认了无辜者。罪犯在辨认队列里被指认出来的概率只有50%。不过令人担忧的是，证人错误指认出陪衬者的概率竟然达到50%左右。

被害人希望辨认出实施犯罪行为的真凶，警察、检察官、陪审员和法官也渴望能够将真凶绳之以法，他们都努力让真凶得到应有的法律追究，那究竟是哪里出了错误，导致了目击证人辩认的不准确？

人的记忆存在局限性和脆弱性。人的感知力和注意力存在各种局限，而记忆受到这种局限的影响。实际上，我们无法处理我们每时每刻不断接收的海量信息。仅仅是看到、听到或闻到某些东西，并不能产生具体的记忆，事后也很难回忆起来。除非我们专门予以注意，我们通常并不在意视野中出现的事物。即便我们意识到应当记住周围所有事情，我们的记忆也很难达到预期效果。各种情形下的记忆也存在内在差异，我们往往更加善于记忆事件的核心内容。况且，我们对客观事物的记忆会受到动机、期望和经验等因素影响。因此，对同一个事件，不同的人往往会形成不同的记忆。

记忆形成之后，也并非稳定不变，而经常发生程度不同的改变。记忆的构建过程是一边搜寻记忆，一边去编排各种记忆碎片。在许多案件中，虚假的记忆并不是凭空捏造的，而是契合我们的预料或预期并合乎逻辑的事实描述。人们对事件记忆的正确性只有80%。约有20%的细节信息都是错误的，不过问题不在于我们队事件的记忆存在错误，还在于我们对自己错误的记忆非常确信。

那么，影响记忆的要素有哪些呢？

一、研究显示，证人的视力、年龄、观察时间和距离以及现场亮度等因素，都会影响证人记忆的准确性。人们对满月状态下见过的人辨认准确性与抛硬币差不多，根本靠不住。

二、当辨认对象是其他种族的人时，人们做出错误辨认的可能性高达50%。当然，如果人们经常与其他种族接触，他们的辨认准确性将有所提高。

三、我们的记忆会受到精神或者身体压力的影响。在一项研究中，实验参与者亲身体验伦敦地牢的“恐怖迷宫”，其间他们要经过一个黑暗的迷宫，里面有尖叫的骷髅、惊悚的音乐和眼花缭乱的秘境，还有一个穿着黑袍的演员挡住游客们的去处。随后，研究人员要求实验参与人从一组9人中的列队辨认中指认出那名演员，结果显示，那些没有感到紧张的游客作出正确指认的比率要比那些高度紧张、心跳加速的游客的比率高出4倍。当罪犯持枪指向我们时，枪支就成为当时高度关注的对象，如果我们紧盯着枪管，就很难在案后指认出犯罪嫌疑人。

四、我们的记忆还会受到剧烈身体运动的影响。我们通常认为，对作案人反击，能够促使我们更好的作出辨认，然而实际上恰恰相反。

五、其他人所做的评论对证人记忆的影响最为显著。证人在目睹犯罪后，往往还会了解许多与犯罪有关的信息，某些可能来自于新闻媒体报道。这些额外信息可能会使得证人的记忆更加准确，但更多的时候会导致负面的影响。警察只要些许言语暗示，就能显著改变证人的记忆。儿童、老人、智力低下者、长期失眠者和渴望取悦他人的人都非常容易受到虚假信息的影响。

六、暗示可能会导致虚假的自我记忆。各种言语的以及非言语的暗示，都会损害证人证言和辨认结论的准确性。无论警方是否处于善意，或者证人是否意识到这些暗示，结果都是如此。

然而，证人确定度水平的影响因素，往往与记忆本身毫无关联。陪审员不仅很难认识到证人目击条件或者列队辨认程序的重要性，还往往基于一些无关因素判断辨认结论或证人证言的准确性。如证人越是自信，陪审员越倾向于认定被告人有罪。

既然存在上述要素影响记忆，那么，在司法系统中应该如何对影响记忆的因素进行管理呢？

现实中，司法系统并没有对影响记忆的各种因素进行有效的管理。通常情况下，当警方没有线索，首先会想到让被害人帮忙，描述罪犯的体貌特征。但实际上，证人协助画师或计算机专家绘制罪犯画像的过程中，可能会改变自己最初的记忆。有些情形下，罪犯画像甚至会取代最初的记忆。

时间是证人记忆准确性的敌人。一般认为，距案发7天之后，记忆的准确性将会出现显著衰退，研究显示，证人在案发一个月后对犯罪嫌疑人进行辨认，与案发后7日进行辨认，辨认结论的准确性将降低至一半左右。怀特案中运用混杂辨认方法时，最大的问题就是辨认时间距离案发时间过于久远，已是案发6个星期之后。

怀特案中，警方也使用了另一外种辨认方法——现场列队辨认。在本案中，这些照片中唯一符合被害人最初描述的就是真正的罪犯，但阴差阳错的是，这个存在严重缺陷的辨认程序并未锁定罪犯，因为警方另一个失误扭曲了辨认结论，被害人已经在一周前见过怀特的照片，并指认怀特就是罪犯。证据表明，人通常会混淆记忆的对象，主要是由于他们忘记了记忆的来源。回忆是一个重建记忆的过程，我们有时会截取某些人的面部或身体特征，并将之拼接到另外的人身上，这种无意识的记忆嫁接过程经常发生，即便警方没有干预。实验证明，证人事先见到犯罪现任一的面部照片后，就很可能在随后的列队辨认中将他指认为罪犯，即便真正的罪犯也在列队辨认队伍之中。在怀特案中，只有怀特一人连续出现在混杂辨认和列队辨认之中，这种做法实际上增加了错误辨认的风险。

然而，法律领域完全忽视此类重要变量的相关性。对于形式司法系统处理证人证言的程序改革应该从何着手？

首先，让法律系统内外的人们认识到目前辨认程序存在问题，为了实现正义，必须解决。证人错误指认无辜者的概率为30%以上。我们不能忘记因辨认程序不规范而面临不利后果的人，不仅仅因为无辜者被定罪后，警方停止寻找真凶，实际上约有50%左右的案件，罪犯随后又实施了其他犯罪行为。

其次，借鉴其他国家的经验。采用认知性询问，尽可能保持证人的原始记忆，严格避免暗示性问题，防止证人随意猜测。

雨果·沐恩斯特伯格认为，为解决上述问题，需要更加重视另外一类证人：专家证人。专家证人，下章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