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静寂抄」读《包法利夫人》
《包法利夫人》小而化之，是有关一个失足女性的故事。而女性失足向来是文学的不二题材，以中国文学为例，简单说明三种模式（影视作品同样属于文学的延伸）： ①、道德范畴内的，不逾界，如高阳《藕丝心莲》（旧情复燃）、费穆《小城之春》（旧情复燃）、唐书璇《董夫人》（一见如故）、白先勇《闷雷》（一见如故）。
②、逾界，显露悲剧，如金庸《雪山飞狐》之南兰，琼瑶《紫贝壳》之珮青。 特点在于女性成为叙事的替罪羊，沦为悲剧人物，同时作家会寄托一定同情。 金庸在《卅三剑客图》说：“虬髯客对李靖的眷顾，完全是起因于对红拂女的喜爱，只是英雄豪杰义气为重，压抑了心中的情意而已。由于爱屋及乌，于是尽量帮助李靖，其实真正的出发点，还是在爱护红拂女。我国传统的观念认为，爱上别人的妻子是不应该的，正面人物决计不可有这种心理，然而写现代小说，非但不必有这种顾忌，反应去努力发掘人物的内心世界。” 故事开启时女性情感处于匮乏（丈夫不能满足需求），而与另一男性一见倾心。但在爱情中处于进攻性的是男性，即男性导引外加女性情感的匮乏，使得故事产生。结局悲剧却由女性背负，通过女性自杀，实现悲哀。另一男性不过是李碧华式许仙、法海的再现，与女性情感投入并不对等，使得女性懊悔。（但张彻《刺马》属于反转型，女性米兰与马新贻的互动中处于进攻地位，但二人悲剧由于马新贻再现陈涉世家“‘客愚无知，颛妄言，轻威。’陈王斩之”做法，处死黄纵，而使张汶祥杀死马新贻，使米兰回归暧昧命运。）
③、女性失足，被宽恕，生活依旧美满。 这类型体现着古代人意识的超前性，但只在中国明代文学中产生；如《蒋兴哥重会珍珠衫》、《李月仙割爱救亲夫》。西湖隐翁主人《欢喜冤家》为集大成者。 《包法利夫人》显然属于第二模式范围，不过相较于金庸的南兰，爱玛更类似琼瑶的珮青。福楼拜为爱玛设计了神经官能症，琼瑶为珮青设计了精神崩溃。爱玛、珮青都耽于幻想，爱玛相信爱情像一只玫瑰色羽毛的大鸟，在诗的绚烂天空回旋。珮青相信希腊神话中西克斯与海尔莎奥妮、包雪丝与斐利蒙故事：恋人死后会化鸟，会化连理枝。 金庸《倚天屠龙记》有段很著名的话：“他知道殷离这一生，永远会记着蝴蝶谷中那个一身狠劲的少年，她是要去找寻他。她自然找不到，但也可以说，她早已寻到了，因为那个少年早就藏在她的心底。真正的人、真正的事，往往不及心中所想的那么好。” 爱玛便与殷离类似，是光圈效应的绝对追随者。她的缺点在于没有成长轨迹，在这里不妨引入《小妇人》中的乔——乔一向被作为独立女性的象征，但她在家时却热衷于与姐妹cosplay，喜欢幻想理想男性，乔与爱玛的不同之处便在于她能够准确面对自己的群体定位，以及独自出国面对催生的产物：“孤独”，从而实现自我认知拓展的升华。而爱玛却没有多大长进，后来再一遇见罗多尔夫、莱昂，智商又像跌了个降头，完全不会从过去经历中吸取教训。 福楼拜虽然几次提到爱玛持家有道，以及稍微的理性认识，但却不能上深到一定境界（所以后来才会欠下巨债，不得已自杀），她的思想观念压根很模糊，当她一再纯粹化追随爱情，无视社会规则，就会变得无比可怕，所以就很容易理解莱昂对她的后期反应一反常态。 不过，从某一方面而言，爱玛的特质似乎是男性情妇的不二人选，但男性吃得消吗？在伍迪·艾伦《库格麦斯插曲》中便令现代中年男性与包法利夫人恋爱：魔术师帕斯基通过宝石的力量，实现了库格麦斯愿望，通过橱柜进入小说《包法利夫人》中，与爱玛恋爱。随之而来，却是库格麦斯的招架不住： “你花在送餐服务上的钱是你体重的两倍。” “微妙个屁，我可是把香槟酒啊什么的好东西全往微妙这个小耗子的嘴里倒，她还要买衣服，还被社区剧院录取了，突然又需要拍专业摄影照片。还有呢，帕斯基，费维什·科普凯恩德教授，就是教比较文学的，他一直嫉妒我，认出来在福楼拜的小说里偶尔出现的人物是我，威胁要去跟达芙妮说。我想像到不可收拾和付赡养费，还有坐监。因为我和包法利夫人私通，我老婆会把我搞成个叫花子。” 张爱玲在《我看苏青》说：“轻易把人幻想得非常崇高，然后很快地又发现他卑劣之点，一次又一次，憧憬破灭了。”爱玛其实就有类似的毛病： “夏尔一边吃饭一边和她谈话，而她一页页看书。阅读之中，她常常想起子爵，并且把书里虚构的人物和子爵联系起来。不过，以他为中心的圆圈渐渐扩大，原来集中照在他头上的光环，辐射开来，照耀了更远的空间，照亮了别的梦境。” 人若一味沉溺感性世界，而没有客观知识来平衡，必定会在人生道路上走得艰难。而把爱玛特质放大，便很像中国清代，文人热衷文字游戏，耽于精致的文人生活，压根不能看见幻想之外的现实、国外甚至将来，结果只是迎来王朝尾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