缅怀甘地 | 我的人生就是我想要传达的信息
按：今天要分享的这篇文章，出自李有成所撰写的《在甘地铜像前:我的伦敦札记》，作者在一个夏日的清晨，坐在塔维斯托克广场中央花园的长椅上，在享受难得的宁静时，注意到了花园中央的一座甘地铜像，并由此产生了一些所思、所感、所悟。
今年也是印度“圣雄”甘地诞辰150周年，通过这篇文章，一起来回顾与缅怀这位为印度团结与独立献出了生命的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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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甘地铜像前:我的伦敦札记》
作者: 李有成
出版社:浙江大学出版社
出品方:启真馆
作者简介
李有成，中研院欧美研究所特聘研究员、中山大学合聘教授、台湾大学与台湾师范大学兼任教授，曾任欧美研究所所长、《欧美研究》季刊主编，及台湾比较文学学会理事长。研究领域主要包括非裔与亚裔美国文学、当代英国小说、文学理论与文化批评等。近期著作有《他者》、《文学的多元文化轨迹》、《在理论的年代》、《文学的复音变奏》、《踰越：非裔美国文学与文化批评》、《在甘地铜像前：我的伦敦札记》等；另编有《帝国主义与文学生产》、《在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之间》（合编）、《离散与家国想象》（合编）、《管见之外：影像文化与文学研究》（合编）及《生命书写》（合编）等书。
内容简介
“伦敦还是伦敦，夏阳温暖，安置甘地铜像的花园中一片祥和，这毕竟是一个经历多少悲欢离合，兴衰起落的老城市”
本书是台湾著名学者李有成的旅英学术散文集。文集中各篇直接或间接与伦敦有关，主要内容为作者这些年来在伦敦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其中所记不少为作者独有的经历与体验。这些散文情理兼具，文质并重，在感性中透露知性，寄托了作者对生命的感悟、对战争的控诉、对强权的批判、对弱势者的悲悯、对知识分子的期许，处处流露作者的人文主义信念。这些散文在知人论世之余，不仅富于历史的纵深，亦且紧扣世事的脉动，展现学者散文的深刻与厚实，也充分体现文学作为一种建制的淑世功能。
在甘地铜像前
我带着一份报纸，一杯咖啡，坐在花园的长木椅上，享受难得的宁静。花园位于塔维斯托克广场中央，为广场的一部分，因此被称为塔维斯托克广场花园。东侧与南侧临通衢大道，平日车来人往，忙碌、喧嚣与热闹，即使坐在花园里，也很难抵挡花园外震耳的车声。我的住处就在花园旁边，天气好的时候，我常在清晨或傍晚到花园散步。此刻是周六的上午，车少人稀，花园特别安静。当然，车声还是难免，只是相当疏落，与上班时间不能同日而语。我看看表，8点15分。夏日清晨，朝曦和煦，不过大半的花园仍笼罩在庞然的树影中。花园里另外还有一黑一白两位中年男子，分据在其他两张长木椅上，也在看报。我差点儿哑然失笑。就那么3个人，怎么会这么巧，竟然是3种肤色？
我斜对着盘坐在花园中央水泥基座上的甘地铜像。基座外表质朴，正面内凹，仿佛要含纳世间所有怨怼与仇恨。我看过不同种族的人在此献诗献花，燃烛默祷，神情恭敬，态度虔诚。甘地身体向前微倾，低首含颌，慈眉善目，像一位陷入沉思冥想的老人，只是没有我想象中瘦弱。铜像四周遍植花草，此际正值夏日，诸花争放，其中尤以艳丽的红花最为抢眼。不过这些都是随时节更换的花种，根不入地，来去匆匆，属于园里的过客，不若园中的其他树木。此园虽以花园为名，但除北侧一隅外，园中并无常植花木，因此倒像是以树木与草地为主的公园。花园四周老树盘根，有一二十棵之多，树身粗壮，枝叶撑天。花园中间也有老树数棵，树龄当在一两百年以上。设计塔维斯托克广场花园的波顿（James Burton）与丘比特（Thomas Cubitt）都是英国历史上有名的建商，时在1825 年左右，这一带因此有若干街道以两人为名，但今天我们所看到的花园大抵已是19 世纪晚期的规划。
甘地的铜像正面对着花园的东侧，为伦敦主要南北干道之一，平时车子流量甚大。铜像为波兰裔英国雕塑家布里连特（Fredda Brilliant）所作，不同于一般拄杖苦行的甘地塑像，布里连特的杰作被认为颇能表现甘地的悲悯与人道。甘地为挣脱大英帝国的殖民桎梏，发起非暴力与不合作运动，以柔制刚，风起云涌，大英帝国镇压无效，竟然束手无策，只好放手让印度独立。英国人也很有意思，对这么一位毕生志业在颠覆其帝国霸业的人非但不以为意，反而敬仰有加。1968年5月17日主持铜像揭幕仪式的还是当时的首相威尔逊（Harold Wilson），距印度独立仅20年。印度建国，等于宣告大英帝国已经日薄崦嵫，去日无多，就在往后一二十年间，曾经拥有地球五分之一土地的日不落帝国还真的日落了。
甘地的铜像无疑是塔维斯托克广场花园镇园之宝，不过花园中另有其他塑像。在花园的东南角有一座基座甚高的塑像——严格说是两座，一座面向园外，一座面向园内，彼此背贴，都是阿尔德里奇- 布雷克（Louisa Brandreth Aldrich-Blake）的塑像。阿尔德里奇- 布雷克是英国女性外科医师的先驱，曾任其母校伦敦女子医学院的院长，尤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男性外科医师多被征赴战场，阿尔德里奇- 布雷克因此成为各方征询的对象，是一位贡献卓著的医学教育家。阿尔德里奇- 布雷克的塑像基座面向花园的一面刻有这么一行英文字“义人的路，好像黎明的光”，出自《旧约》《箴言》第四章第十八节。面向花园外的那一面则刻着“勤奋之果璀璨荣耀”，引自《智慧书》（Book of Wisdom）第三章第十五节。阿尔德里奇- 布雷克医师终生奉献医学，济世救人，这些话倒也颇能概括她的一生行谊。
花园的西南角也有一尊女作家伍尔夫的及肩头部塑像，基座甚高，伍尔夫的头像略显清瘦，与基座倒颇为相称。伍尔夫在1904年10月迁居塔维斯托克广场隔壁的戈登广场；1924年又搬到塔维斯托克广场南侧52号，在这里一住15年。她的重要作品如《达洛卫夫人》（Mrs. Dalloway）、《到灯塔去》（To the Lighthouse）、《奥兰多》（Orlando: A Biography）、《海浪》（The Waves）及《一间自己的屋子》（A Room of One’s Own）等，都在这里完成，她的大名也因此与这两座广场所在地的布鲁姆斯伯里分不开来。伍尔夫的塑像局促于花园一角，为树丛所隐蔽，之前我数度路过，竟然没有发现。为伍尔夫立像的是英国伍尔夫学会，时间选在2006年6月26日，既非伍尔夫诞辰，也非其自沉乌兹河（River Ouse）之日。不知何故？伍尔夫在塔维斯托克广场的住家已不复可寻，整个广场南侧的房子在作家生前即毁于战火，战后重建的房舍早已改为塔维斯托克饭店（Tavistock Hotel）。倒是她与手足先后住过的戈登广场46 号与50 号至今仍在（46 号后来为经济学家凯恩斯所有），但如今也与隔邻几位布鲁姆斯伯里帮成员的住家一样，尽为伦敦大学的房产了。伍尔夫的塑像简单优雅，不论占地或体积，都不能与阿尔德里奇- 布雷克的相比，不过一文一医，都是杰出的女性。她们的塑像分据方场南侧两端，正好彰显了塔维斯托克广场花园的进步特性。
塔维斯托克广场花园不仅是个进步的花园，亦且是个追求和平的花园。在北侧门边平躺着一块巨石，稳重自然，未加雕琢，中间磨平成正方形，上面刻有纪念碑文，立碑的目的在献给全世界以良知反对服役，并拒绝杀戮的人。碑文写着“他们的远见与勇气带给我们希望”。纪念碑立于1994年5月15日，推动立碑的是一群国际反战者，自1982年起，他们就以5月15日为“国际良知异议者纪念日”。他们相信战争是对人类的犯罪，强制人民服役，等于剥夺人民自断是非对错的自由意志，是对人民自由的另一种钳制。这些异议者背后的信念不难理解：对他们而言，统治阶级皆不可信。统治阶级掌握权力，其任何决定与举措—包括挑起或发动战争——影响人民的生命财产至巨，因此其权力必须受到挑战。面对这些挑战，统治阶级往往会以爱国主义或国家安全等封闭性修辞来包装自己的权力欲望或意识形态，而且总会有一批人在旁为其帮腔造势，甚至不惜造谣打击，务使异议者心生畏惧，终至噤若寒蝉。2003年美、英联军入侵伊拉克，打的不就是爱国主义与国家安全的口号？不是说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必须先发制人吗？结果所谓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只是谎言一句，政客又改口说，为了伊拉克的民主，因此必须大动干戈。如今身陷泥淖，进退失据，单单美军阵亡的数目早已超过“9•11”恐怖攻击的人数。伊拉克更是山河破碎，濒临内战，国不成国，两三百万伊拉克人亡家破鼎，流离失所，伤亡者更是不计其数。我在电视上看到英国广播公司的记者访问一位伊拉克老妇人，请她比较联军入侵前后的生活。这位老妇人回答得倒很干脆：“现在生活比较好，以前我有家，也有房子，现在什么都没有了。”她神情冷漠，语带讽刺，话中还隐含多少无奈与哀伤。电视上还报道：有一对美国夫妇，对统治阶级的话深信不疑，竟让3个20出头的儿子到伊拉克参战，结果老大与老二几个月内先后阵亡，军方还得像电影《抢救大兵瑞恩》（Saving Private Ryan）所叙述的那样，赶紧把老三送还给这对夫妇。3个年轻的兄弟，生命刚刚开始，就因为当权者心魔作祟，少了一念之仁，其中两个就这样白白送命。英国电视一般都会把阵亡英军的照片在屏幕上播出，主播也会收起璀璨的笑容，神色严肃地念出阵亡者的姓名、军阶与年龄。屏幕上那些稚嫩的脸，懵懂的眼神，年龄在20岁上下（最近一位只有18岁），看了让人心疼与不忍，伤心的父母也只能捧着遗照或遗物哽咽落泪。我的一位朋友说，怎么现在的士兵都那么年轻？英国文学中有一个重要的主题：浪费（waste），主要在哀悼与怜惜年轻生命的伤逝。政客不仁，以人民为刍狗，每次在屏幕上看到这些年轻的脸孔，不知道为什么，这个主题就会在我的脑海中盘桓不去。萧伯纳（George Bernard Shaw）不也曾经说过：“我反对战争，原因无他，只因为那些阵亡战士中可能有未来的牛顿、莎士比亚或萧伯纳。”这些年轻人跟伊拉克年轻人互不认识，彼此并无瓜葛，是谁让他们拿起武器，互相杀戮？这是一场可怕的人道灾难。
距此巨石纪念碑约10米的前方，步道旁有一棵初成长的树，树下置有一块钢板纪念碑，上面铭刻着几行文字，原来此树是为了纪念广岛原爆受难居民而植。时在1967 年8月6日，为原爆22周年纪念日，植树的是当时的伦敦卡姆登市市长米莉• 米勒（Millie Miller）。树下经常有人献花。这棵树在甘地铜像左边的步道旁，在铜像右边，靠近南侧门的步道旁也有一棵正在成长的枫树，树下的钢板纪念碑说明此树植于1986年7月2日，目的在纪念国际和平年，植树的是一个叫“犹太妇女联盟”的团体。这个团体就设在离这里不远的布鲁姆斯伯里广场，是一个旨在追求和平公义的慈善团体。
这几个纪念碑虽然因不同场合而设置，但是都有共同的特色：一、纪念碑的材质普通，不事雕琢，而且占地不大，碑文简要，谦卑、平凡，容易亲近；不若有些纪念碑占地广阔，碑形复杂，有棱有角，少了一份平和与安详。二、这些纪念碑的设置目的相当一致，都是反对战争与暴力，珍惜生命，追求和平，而且不是为了一国一族，具有普世的价值意义。这些纪念碑分据塔维斯托克广场花园的不同角落，与其他塑像分享同一空间，无疑增加了此花园的进步意义。
这个进步的意义在2005 年7 月7 日产生了新的内涵。那天上午，一辆30 路红色双层公交车行经塔维斯托克广场花园东侧，突然发生爆炸，地点就在甘地铜像的斜对面，造成13 人死亡。差不多同一时间，伦敦还有3 处地铁遭到恐怖攻击，死亡人数总共52人。这是自爱尔兰共和军放下武器之后伦敦所遭遇的最严重的恐怖攻击。当时我从新闻里知道公交车爆炸发生在塔维斯托克广场花园附近，深觉不可思议，一时之间我也不能理解其中的反讽意义。铜像、纪念碑，以及多少追求和平，反对暴力的文字，此刻显得既无奈而又无力。我只记得，那年7 月底我到伦敦，市区警力明显增加，街头气氛有些紧张。不过伦敦还是伦敦，这毕竟是一个历经多少悲欢离合，兴衰起落的老城市，恐怖攻击最后所留下的就是英国医学会左侧——狄更斯住过的地方——人行道旁栏杆上的一块纪念碑，悼念那13 位不幸同时遇害的受难者，碑上刻着这些受难者的名字——名字旁边还有一根带叶的橄榄枝。
我想象那一天早上恐怖攻击发生后的情形：警车与救伤车的汽笛声此起彼落，警方在邻近塔维斯托克广场的周围拉起了警戒线，空气中弥漫着紧张与恐惧的气氛。看着车身扭曲，近乎解体的红色公交车，人们惊慌失措，即使心魂甫定，恐怕也一时难以会过意来。约在一公里外的国王十字车站也同时发生恐怖攻击，所幸这一带就有好几家大型医院，也许因此减少了不少伤亡。英国社会顿时风声鹤唳，几天后，一位巴西青年竟被误为恐怖分子，在地铁站遭到警方射杀，不幸成为反恐战争的无辜牺牲者。
像塔维斯托克广场花园这样一座以和平为主题的花园，无论如何很难跟恐怖攻击联想在一起。谴责恐怖主义不难，难的是肯不肯、愿不愿去了解恐怖主义。自“9•11”之后，举世滔滔，谈恐色变，尤其参与伊拉克战争的国家，更陷入可能遭到恐怖攻击的恐慌中；可是如果不从根源了解恐怖主义，诚恳地寻求解决之道，而只思以暴制暴，制裁报复，反恐战争恐怕只会适得其反，甚至陷入恶性循环之中，难见成效。约翰• 博格（John Berger）即曾善意提醒：“长远而言，误解敌人带来的是挫败——自己的挫败。有时这也正是许多帝国崩垮的原因。”
恐怖主义源于绝望，宗教狂热只是让绝望的人找到慰藉，可能强化恐怖主义的信念，使绝望的人走向极端，并不是恐怖主义的真正根源。绝望，再用约翰• 博格的话说，是那种“你和你亲近的人命如草芥的感觉”，那种“哀苦无告，求助无门”的感觉。这是无惧无虑的绝望，不肯认命的绝望，没有丝毫挫败感的绝望。这才是恐怖主义的根源，不思化解这样的绝望，不想以希望取代绝望，再严苛的机场安检，再繁琐的签证规定，甚至再增设几座关塔那摩（Guant namo）拘留营，恐怖主义大概也不可能根除。
甘地了解绝望的意义，只不过他却反其道而行。他节衣缩食，禁欲茹素，自力更生，以非暴力与消极抵抗推展反殖民运动，无非要避免冲突，减少伤亡，消弭仇恨，为印度的独立与复兴留下希望的生机。奥威尔（George Orwell）认为当时甘地所面对的幸好是英国左派的工党政府，因此可以不必经由暴力与流血，终于达成结束英国殖民统治的目的；如果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继续执政的是丘吉尔所领导的保守党政府，情况可能改观。现在的工党政府却与极右翼的超级强权连手入侵别人的国家，抚今追昔，不免令人错愕。
太阳渐升，照在甘地的铜像上，甘地的额头闪着亮光。我发现花园中的几张长木椅又多出了几个人。一位年轻人趋近甘地的铜像，站在铜像前，似乎在阅读别人留下的诗文。这是周六的上午，夏阳温暖，微风牵动树叶，花园中一片祥和。我折起了报纸，起身把咖啡纸杯丢进园中的垃圾桶。年轻人还站在甘地的铜像前，一时之间也许不会离去。我朝着花园的北侧门走，我知道会经过广岛原爆受难者纪念碑，经过镌刻着反战反杀戮的巨石纪念碑。出了北侧门，过了马路，就到我的住处。我忽然想起大英图书馆的圣书展，我看看表，离周六休馆还有一些时间。大英图书馆就在附近，我决定步行到图书馆去。早上电视气象报道说，今天会是晴朗的一天。
——2007 年9 月于伦敦
附记：
大英图书馆于2007 年4 月27 日至9 月23 日举办题为“神圣：发现我们之间共通之处”（Sacred: Discover What We Share）的圣书展，主要展出基督教、犹太教及伊斯兰教三大宗教的经典圣书，希望借此疏通不同宗教间的差异，增进相互间的了解，发现彼此间共通之处，目的在建立多元和谐的社会。这个立意善良的展览当然也是反恐战争的一环。
（本文内容节选自《在甘地铜像前:我的伦敦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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