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7年香港回归前，英国人在香港到底埋了多少雷？

引言：

7月1日是香港各界人士纪念香港回归祖国和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的喜庆日子，但一些极端激进分子却借口反对特区政府有关条例修订，以极为暴力的方式冲击立法会大楼，肆意损坏立法会设施。这种严重违法行为践踏香港法治，破坏香港社会秩序，损害香港的根本利益，也是是对“一国两制”底线的公然挑战。我们对此予以强烈谴责。　　

7月2日，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发言人就香港暴力冲击立法会事件予以强烈谴责，并且表示中央政府坚决支持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和警方依法履行职责，并支持香港特别行政区有关机构依法追究暴力犯罪者的刑事责任，尽快恢复社会正常秩序，保障市民人身和财产安全，维护香港的繁荣稳定。

香港如今出现的问题，让我们不得不想起97年香港回归前，英国人统治下的香港，以及为日后祖国统一所埋下的隐患。

1994年12月19日，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上，立起了一块牌子，牌子上清楚地写了一段话：

中国政府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倒计时，距1997年7月1日925天。

在此后的925个日子里，几乎每一个来到天安门广场的人，都要在这块牌子面前合影留念。

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这是一个注定会让全中国人铭记的日子。

国力下降的大英帝国阻止不了中国收回香港的主权。

但是，英国人从来不会甘心就这样退场，英国在离开自己的殖民地之前，总会习惯性地给当地埋点雷。

比如，英国离开印度之前，把印度分成了印度和巴基斯坦，故意不明确克什米尔地区的归属，一手促成了后来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的矛盾。

香港也不例外。

01

1997年7月1号，这是很多中国人都会铭记在心的一天。

当天，香港的末代总督彭定康一脸苦涩地看着解放军列队进入香港。

和查尔斯王子登上军舰后，彭定康回过头来，恋恋不舍地朝香港挥手。

彭定康的女儿从小在香港长大，她们在军舰上难受地落下了眼泪。

英国人从来就不愿意归还香港。

英国人一开始的打算，是能不还就不还。

1979年3月，当时的香港总督麦理浩专程来了一趟北京，见了邓小平一面。

他来北京的意图很明确，就是想问问香港能不能续租。

邓小平当然毫不犹豫地拒绝了。

得知消息的撒切尔夫人还是不死心。1982年，撒切尔亲自和邓小平谈判，提出只归还租界的新界，九龙和香港岛还归英国人。

拒绝。

提出“主权换治权”，香港归还，但是治理权归英国，也不许中国驻军。

拒绝。

刚在马岛战争中打赢阿根廷的战绩让撒切尔夫人信心满满，她暗示要使用武力抗拒香港回归。

邓小平：“只要我们愿意，今天晚些时候，我们就可以在香港升旗。”

在经过了2年，足足22轮的谈判之后，1984年12月19日，双方在北京签订《中英联合声明》。

双方约定1997年7月1日，英国归还香港。同时，在一国两制的前提下，香港本身的资本主义制度和民主制度可以维持50年不变。

其中还有一条关键的：在1984-1997这段过渡期里，英国负责香港的行政管理，维护和保持香港的经济繁荣和社会稳定，中国政府予以配合。

13年时间，足够英国人做很多事了。

1997年7月1日，在和彭定康离开香港时，查尔斯王子笑着问他：“你是在和所有香港人打网球吗？”

彭定康回答说：“我在这座城市里交了许多极好的朋友。”

但彭定康没说的是，他在临走前，给这些“好朋友”留下了一份英国护照。

根据公开的解密文件，彭定康在离开香港前，草拟了一份5万人的“白名单”，名单上全是忠于英国的香港社会精英。

这些精英每个人都收到了一个密码，只要有了这个密码，在任何时间、任何地方的英国使领馆，他们都能凭密码带着全家人入英国国籍。

这5万人里，有不少是高官富商，他们中不少人已经移民去了英国，但相当多人还是留在了香港，他们中有2100人的名字、身份，时至今日还严格保密。

一批忠于英国的香港人，回归后一直留在香港，除了搞事还能干什么呢？

图：解密后的BNSS计划

这样的“雷”，英国人还埋了很多。

香港回归前，香港警队中有一个叫“政治部”（Special Brunch）的单位，专门负责特务活动，直接隶属于英国情报机构军情五处。

按理说，一个特务部门应该很低调才对。可政治部偏不，他们活动非常高调，成天挂着部门的徽章，四处抓反对英国统治的老百姓。

当年还没有现在诸多的网络流行语，政治部简称“SB”，警察们但凡听到有人自称SB，都会对他肃然起敬。

为了帮助英国控制香港政府，每年都组织政府各部门的领导来培训，教这些人如何监视手下，让他们定期向自己汇报工作。

图：政治部用来审讯的安全屋“摩星岭4号”

到1995年，政治部解散时，香港政府里的大多数官员，已经都在政治部工作过了。

比如香港首位华人警务处长李君夏，曾经就是政治部的主要领导。

这些人让大陆收回香港后面临了两难处境：在这些留下的官员里，你不知道谁是忠于英国人的，把他们一个个找出来吧很不现实，但如果全部换掉吧，整个公务员队伍有18万人，换掉也是天方夜谭。

这些留任的官员里，就出了不少专门给我们添堵的。

比如前政务司司长陈方安生，在任时曾说“香港回归只是换个旗子，其他都没变”，退休后又公开支持港独分子，跑去美国呼吁“关注香港人权问题”。

糟心的人给你培养了不少，英国还在回归前修改了一些法律。

1967年，港英政府为了制裁左派暴动，制定了一个《香港公关秩序条例》，凡是想游行示威，都得香港警察批准才行。

在香港回归之前，港英政府用这条法律“合法地”镇压了无数次工人罢工。

结果，在1996年底，距离回归只剩下7个月了，港英政府却突然改了规矩，以后谁再想暴动示威，再也不用向警察申请了，而且想在哪搞就在哪搞。

目的何在，不言而喻。

还有英国政府的《社团条例》。以前，只要香港总督怀疑某组织勾结境外势力，不需要有证据就可以宣布该社团非法。

因为这个条例，我们新华社驻香港记者站向领导汇报工作时，有时都得专程开车到深圳这一侧，才敢打电话。

结果，1992年，港英政府突然就变“开明”了，他们宣布解除社团限制，随便什么人都可以注册，也不再取缔任何组织。

等到香港回归后，“香港外国记者会”就拿着英国人当年临时改的条例为依据，屡次邀请藏独、台独分子来演讲。

原本，英国人统治时期，港督在香港手握立法、行政、军队三大权，说一不二。

可是，在彭定康任期最后几年内，他突然变成了“不恋权位”的大好人，把自己手上的权力分到各大部门。

先是把行政权分给了政务司，再把手下的“立法局”，变成独立于政府的“立法会”。

权力一分之后，香港回归设立特首时，想建立统一高效的管理，就千难万难了。

在英国人统治香港的上百年间，他们从来没有给过香港人所谓的民主、自由，但是等到香港快要被收回了，他们却突然“好心地”给了香港“民主”。

真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

02

1997年6月30日的晚上，所有中国人都在电视机前见证了那个激动的时刻。

当天傍晚，驻港部队进入香港威尔士军营，中方代表向英军发了一条极为霸气的声明：

“我代表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接管军营，你们可以下岗了”

在整场回归仪式上，英军都显得松松垮垮，步伐混乱，而对面的解放军却是脚步坚定有力，整齐划一。

23:59分，英军仪仗队准时降下象征英国统治的国旗。

1秒钟后，中国国旗伴随着《义勇军进行曲》，准时飘扬在了会场上！

亿万国人为此彻夜无眠。

图片来源：凤凰资讯

可是，香港和内地在接下来20年的发展，超出了所有人的想象。

内地崛起的速度，超过了当初最乐观的预测。

中学的政治书上就写过了，我们在1987年对未来的计划是：在21世纪，用30-50年的时间，基本达到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有4000美元。

但是，在2016年，这个数字就达到了8000美元。

相反，香港逐渐失去贸易中转站的地位，随着上海、深圳、广州的发展，国内外的投资不必再一窝蜂涌入香港。

香港的地位一落千丈，而且，内地越发达，香港的地位就越不重要。

回归前后的改变让香港人有了心理落差，再加上殖民的影响还没完全消除，从街道名称到公园雕塑到政府部门的人，英国人留下的印记始终都在那里。

英国人埋下的雷开始一个接一个地爆。

相比直接的政治手段，英国很喜欢用冠冕堂皇的“人权”说事。

1991年，英国把联合国发布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改个名字、叫法，写成了《香港人权法》。这份公约提出了许多人权方面的倡议，比如限制死刑、放宽国籍户籍限制等内容。

然而，公约毕竟是个理想化的文件，就连英国自己也没有全盘接收，而是根据自己国情，选择性地引进了公约的一部分。

可是，对香港，英国人却拿出了最高的标准，反复地把这些价值观灌输给香港法律界人士。

1999年，一对年轻的中国父母（均非香港籍）在香港逗留期间，生下了一名叫“吴嘉玲”的女童，结果被香港政府依法遣返。

女童父母把这事告到法院，因为事涉两地关系重大，全国人大专门出来释法：“要父母一方在1997年前已为香港永久居民者，其在港出生的子女才能够取得居港权”。

事情本来已经很清楚，但香港一些律师却借“赴港产子”这事，说人大干涉香港内政、破坏人权。

其中闹得最凶的是“香港公民党”，他们到处打着联合国《公约》、《香港人权法》的名义，煽动香港百姓上街闹事，要求政府允许吴嘉玲获得香港身份。

2001年时，他们又借助另一个在香港出生的“双非儿童”庄丰源，把给予香港居留权的事搬出来炒作。

由于公民党中有许多法律界人士，精通法律程序和条文，还擅长对百姓打“亲情牌”，在他们的操作下，香港法院判决政府败诉，对赴港生子网开一面。

结果，一看这么闹完后，在香港出生就能有居留权，许多想给子女拿香港身份的大陆产妇，都疯抢着跑去了香港。

一时间，香港各大医院的床位被抢空，当地的福利开支压力剧增。引发了许多香港老百姓的不满，街头抗议纷纷。

少数因为资源被抢占而不满的香港居民，把怨气发泄在了大陆人身上，他们给到港大陆人起名“蝗虫”，四处张贴侮辱性言论。

这个时候，他们再也不提人权的事了。

在讨论港珠澳大桥的修建方案时，公民党怂恿一位叫朱绮华的老太太，以空气污染不利健康为由，申请司法复核。

港珠澳大桥造得好好的，就因为这个事情硬生生停了一年。

最终，港珠澳大桥成本上升了89亿港币，平均每个香港人都为这点破事多付了1000多港币。

虽然做了一圈无用功，但是香港精英对这件事感到非常骄傲，因为这证明他们讲法制。

公民党的人说起这事时，嘴上也都是“人权”、“法制”，表示他们很关心朱老太太，呼吁政府应该倾听弱势群体的诉求。

可是，等官司败诉，朱老太生病后，记者去采访公民党大佬，问起他们朱老太的病情。

结果，这群自称“关心朱老太”的人，居然没有一个人知道对方住院的信息。

这些精英们关心的根本就不是什么人权、法治问题，他们就是在抬杠。

被分走了核心权力的特首、一群不怀好意的政客、一帮被宠坏了的市民、一手遮天的资本家，再加上1000多人的美国驻港领事馆。

香港遵循英国人挖下的坑，一步步走到了现在的困局。

03

1999年回归祖国的澳门，就没有这么多事儿。

澳门被殖民者侵占的时间，远比香港要长得多，从明朝嘉靖三十二年开始，葡萄牙人对澳门的侵占加起来有四百多年。

但是绝大多数人都没有听说过“澳独”，因为这种人极少极少。

之所以澳独极少，是因为回归之后的澳门，远比回归之前要好。

1997年7月29日凌晨，澳门新世纪酒店依旧是灯火通明，来自全世界各地的有钱人汇聚于此，享受着纸迷金醉的生活。

突然，一声尖锐的枪响划破夜空，撕破了澳门夜晚的宁静。

两辆面包车上走下来十几名手持AK-47的杀手，对着酒店大厅的玻璃幕墙“哒哒哒”扫射，现场一时大乱。

图：电影《濠江风云》片段

等澳门警察赶到时候，现场已经一片狼藉，多名外籍游客和酒店保安受重伤。

由于有很多外国游客受伤，这起枪击案在国际场合引起巨大反响，澳门被不少国家拉进了旅游黑名单。

对于内地人来说，这种黑帮当面火并的事情简直是天方夜谭。

但是对于回归前的澳门人来说，他们对这种场面早就习以为常。

上世纪90年代，澳门的博彩业、旅游业被黑帮把持。

澳门本地的报纸头版头条上，几乎每天都能看到血淋淋的照片：街头火并，杀人越货，打砸抢烧，等等等等不一而足。

和英国人不同的是，葡萄牙人殖民澳门之后，没有系统推行殖民化教育，对澳门的治安、经济也很少投入。

一直到90年代，澳门很多地方还在沿用大清时候的律法。

葡萄牙人对澳门的治理极其失败，才会让黑帮崛起代替了政府的一部分职能。

图：1887年中葡签署《中葡和好通商条约》

回归前的澳门，名义上还是葡萄牙管辖，然而，在澳门说话管事的，不是葡萄牙总督，而是手握10万小弟的澳门黑帮教父尹国驹。

图：右边那位就是尹国驹

尹国驹还是马仔的时候，就敢带着手下马仔跟澳门警察火并，还击毙过一名警官。

他当上澳门本地帮派14K的老大以后，行事更是肆无忌惮，文章开头新世纪酒店那些拿AK突突的人，就是尹国驹的小弟。

1998年，他甚至专门斥巨资1400万请了任达华、蔡少芬等一线港星，拍了一部名叫《濠江风云》的电影，用自传的形式吹嘘自己的“黑道经历”。

图：电影的出品人就是他自己

黑社会老大拍涉黑电影给自己洗白，可以说是嚣张到一定境界了。

澳门警方注意到了这位黑道大佬，开始搜集他的黑材料。

但是，此举惹恼了尹国驹，1998年5月1日，警察局门口一辆公务车突然爆炸，那是澳门警察司司长白德安的座驾。

因为警长并不在汽车上，躲过了一劫。随后，警察根据蛛丝马迹锁定了尹国驹，把他抓了起来，想要彻底铲除他。

没想到，胆大包天的黑帮直接跟警察叫板，开始到处搞破坏。

一时间，澳门街头浓烟滚滚，从5月8日凌晨1时15分开始，一天内发生了26起爆炸案，53宗纵火案。

就连澳门警察总署和总督府，都被武装分子投掷了炸弹。

葡萄牙人根本管不住无法无天的黑帮。

因此，澳门人迫切地希望能够回归祖国，让解放军收拾这些人。

1999年12月20日澳门回归后，解放军正式进驻澳门，强势震慑宵小，宣判了澳门黑帮的死刑。

短短4年后的2003年，公安部对澳门社会治安考察后认为，澳门已经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地方之一。

而且，和香港贸易中转站的地位不同，澳门的经济有90%都来自博彩旅游业，大陆越发达，澳门经济就越好。

回归前后生活没有落差，反而越来越好，自然就不会有澳门人怀念殖民者，更不用提什么“澳独”了。

我们小时候都学过一首歌，叫做《七子之歌·澳门》。这是一首旋律很简单的歌，歌词也非常直白，每次还都是一群孩子们唱的。

但是，这首歌似乎有一种魔力，无论何时，无论何地，只要歌声响起，它总能让听到的中国人，情不自禁地为之潸然泪下。

七子之歌 华语群星 - 红歌经典唱中国（20碟装）

你可知“mu-cau”，不是我真姓？

我离开你太久了，母亲！

但是他们掳去的是我的肉体，

你依然保管着我内心的灵魂。

啊~三百年来，梦寐不忘的生母啊！

请叫我的乳名，叫我一声“澳~门~”！

母亲啊母亲！我要回来

母亲！母~亲~！

其实，七子之歌的歌词是闻一多先生的诗句，在这“七子”里面，不止有澳门，还有香港，还有台湾。

只是，从来没有人有机会把香港和台湾的诗句谱成歌曲。

香港现在的问题和殖民者脱不了干系，只有消除殖民者留下的印记，才能放开手脚解决香港人民的困境。

1984年，中英香港谈判焦灼时，春晚舞台上有一个叫张明敏的不知名香港歌手，操着并不流利的国语，唱起了他唯一的作品——《我的中国心》。

那一代的香港人，对国家有着高度的认同感。

可是，到了这一代香港年轻人中，这种感情早已淡漠了。

如果我们不能尽快处理香港的问题，再过10年、20年，香港的下一代，下下一代里，还有多少人，能由衷地唱出这首歌呢？

- E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