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之心 ——以《报任少卿书》为中心

《报任少卿书》是司马迁司马公之写于好友任少卿的书信，被世人称赞为“千古第一书信”，其文感人肺腑，其拳拳之情由之而出。由此书信，可了解司马迁的人格，进入司马公的内心精神世界，以希知司马公之心。小子不才，愿以驽资以求知也。 据学者考证，此书信应是属于司马迁回应任少卿求助的信（阮芝生：《司马迁之心：<报任少卿书>析论》）。任少卿因巫蛊之祸而入狱，被判死刑，于是想向司马迁求助于武帝。照全文来看，司马迁是拒绝了这样的请求，这是为什么呢？任少卿与司马迁是好朋友，司马迁当初都能够为素无交情的李陵向武帝求情，却不肯为自己的好朋友求情，司马迁真的是无情吗?如果司马迁真是无情之人，那么司马迁的品格可能就得重新被审视一番，其书信也不可能被万人之所称颂了。下面，我们将尝试着一探其究竟。 一、《报任少卿书》一文的结构 《报任少卿书》，其内容，可大致被分为如下之结构： 阙然久不报，说明书信久不回的原因。 无所短长之效，述说自己如今已没有任何资格可以再在武帝面前求情。 述说自己之所以如此的本末。 自尽不能，只能隐忍苟活，只恨私心有所不尽。 著《史记》，惜其不成，旦成，则藏之名山，通邑大都，虽再被杀一万次，也无悔哉！ 二、为何不救？ 司马迁写这封书信，一是作为对任少卿求救的回信，表明自己不能救他，也救不了。二是任少卿作为自己的好朋友，自己也有很多话想对朋友说，因为极有可能是最后一次说了，故而“舒愤懑以晓左右”。三是，不忍“长逝者魂魄私恨无穷”。四是述己志。 司马迁认为自己如今是没有资格再在武帝面前说话了。因为自己已经被刑宫刑。“顾自以为身残处秽，动而见尤，欲益反损”，一言一行都不会得到任何的益处，且内心“独抑郁而无谁语”。古有“士为知己者用，女为悦己者容”，可是自己却没有一个知己者，犹如钟子期死，伯牙摔琴而终不复弹。处于这样的一个位置上，才如美玉，行如圣贤，又能怎么样，这一切表现出来只不过是徒惹人“发笑而自点尔”。司马迁说，士有智、仁、义、勇、名，则可以“托于世，列于君子之林”，而如今的他是否可以被称之为一个“士”呢？他认为，自己已经不可能再成为一个“士”了。宫刑之人，“无所比数，非一世也，所从来远矣。”司马迁举了卫灵公、商鞅、赵谈的事以说明人们从来对待一个宦官的态度，是厌恶、是羞耻，“自古而耻之”。又说哪怕是一个只有中等才能的人，只要一提到宦官，也没有不伤气的，那么一个“慨之士”的态度难道不也是如此甚至是更加严重吗？这里不仅仅是问任少卿，同样也是司马迁对自己的一种责问。天下士子对待宦官的态度如此，即使如今朝廷缺乏良才，少卿“奈何令刀锯之余荐天下豪隽哉！” 司马迁曾经子承父业而为太史令，亦可在下大夫之列陪外廷末议。当初的司马迁，也想向武帝尽忠，也想一展抱负的，可如今，却“上之，不能纳忠效信，有奇策材力之誉，自结明主；次之，又不能拾遗补阙，招贤进能，显岩穴之士；外之，不能备行伍，攻城野战，有斩将搴旗之功；下之，不能积日累劳，取尊官厚禄，以为宗族交游光宠。”无一不能，对自己而言，只能是苟活而已，再“无所短长之效”。“欲仰首伸眉，论列是非”，可这样做的后果是，将朝廷的脸面如何放，视百官之脸面如何处？！不知少卿是否想过这个问题？故而，太史公痛诉“嗟乎！嗟乎！如仆，尚何言哉！尚何言哉！”原本可以凭全好之躯位列士大夫之列，可是如今却一朝成宦官，其中所遭受的打击、遭受的耻笑与白眼，所有的痛苦无法向谁诉，可是，任少卿即将赴死，“抱不测之罪，涉旬月，迫季冬”，日后再也不得再见，史公必须回信于少卿，既要言不能救他，可担忧“长逝者魂魄私恨无穷”，故而必须将胸中之愤懑告知少卿。 三、为何会如此 可是，事情的本末又是怎样的，自己又为什么会到这一地步呢？其中的苦又有谁知，自己能向谁说？ 司马迁子承父业，而为太史令，认为如果一个人当官只为私利，那么如戴盆望天，其视之小也！故“绝宾客之知，忘室家之业，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材力，务一心营职，以求亲媚于主上。”想要为了朝廷尽心尽力，可是没有想到的是，事有其大谬不然者！ 李陵奉命征讨匈奴，“陵未没时，使者来报，汉公卿王侯皆奉觞上寿。”整个朝廷一片兴荣；“后数日，陵败书闻，主上为之食不甘味，听朝不怡。大臣忧惧，不知所出。”李陵兵败，武帝怒恨，朝廷一片阴霾。司马迁不忍武帝之惨凄怛悼，想要宽慰武帝，可是此时司马迁还没有这样的机会。可是在他心里，他曾经观察过李陵，最后总结为：李陵有国士之风。况且李陵凭借微弱的兵力与匈奴战，如今兵败，事已无可奈何，可是其功业却足以让天下知晓，“虽古之名将，不能过也”。司马迁终于等到了武帝恰逢召问他的机会，他想以拳拳忠心以报武帝，可是，这次，却是大祸临头。武帝未等他说完，“以为仆沮贰师，而为李陵游说，遂下于理”，“因为污上，卒从吏议。”为什么是污上呢？因为当时总帅是李夫人的弟弟，武帝的小舅子，司马迁在武帝面前大言李陵之功，那么反过来不就是说自家小舅子的不是？！武帝晚年之昏聩如此，不信司马迁的拳拳忠心之言，判其死刑，司马迁心中不怨吗？不后悔吗？所以言“明主不深晓”，若是明主，怎会不深晓忠臣之言；既是不深晓，怎又是明主呢？！ 对于当时来说，司马迁要想不死，他又两条路可以选择，一条是花钱买命，一条是自请宫刑。如能花钱买命，哪会有人去自请宫刑呢？ 可是司马迁家贫，没有钱。司马迁有朋友，可是朋友却不曾出钱救他，朝廷之中，没有一个大臣肯为他说一句话，或许是因为他们怕吧，害怕因为自己帮了司马迁而无辜受累，遭武帝之怒火，“天子一怒，伏尸百万”！在大牢里，独与法吏为伍，心中的怕，心中的悔恨，却找不到可以告诉的人。后面传来消息，李陵生降匈奴，其家族名声毁于一旦而，自己深陷牢狱，为天下人笑。而这一切又是任少卿亲眼所见！司马迁怪任少卿吗？或许是怪的，他是自己的朋友，可是却不救他。那么说到这里，可能有人会想，今天任少卿也如此，司马迁这是在报复。这是误会司马迁了！为什么？ 司马迁之所以要把受李陵之祸牵累这件事给说出来，不是说想要报复任少卿当年的见死不救，而是另有深意，不然，司马迁的人格将值得人们好好思考了？如果司马迁是那样的一个见死不救的人，那么司马迁绝对写不出流传千古的《史记》和《报任少卿书》了。我们要知道，司马迁与李陵并不是朋友，甚至可以说他们之间甚至没有说过话而只有几面之交。“夫仆与李陵俱居门下，素非能相善也。趣舍异路，未尝衔杯酒，接殷勤之余欢。然仆观其为人……仆以为有国士之风。夫人臣出万死不顾一生之计，赴公家之难，斯已奇矣。今举事一不当，而全躯保妻子之臣随而媒孽其短，仆诚私心痛之。”对于没有什么交情的李陵，司马迁尚能全力以救之，更何况任少卿还是好朋友，岂有不救之理？可是却是不能救啊！ 四、隐忍苟活 司马迁说，自己担任太史令，可是，太史令所做的事却是“近乎卜祝之间”，于武帝而言，不过是“倡优所畜，流俗之所轻也”，召之即来挥之即去，世人也轻视。而如今司马迁入狱将死，可是“假令仆伏法受诛，若九牛亡一毛，与蝼蚁何异？而世又不与能死节者比，特以为智穷罪极，不能自免，率就死耳。”为什么呢？“素所自树立使然也。”可是，我司马迁现在还不能死，“人固有一死，死有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死要死得其所，所以，必须留下这条命，即使是死，也不能现在死，现在死了，不会有任何人记住。司马迁因为家贫，所以花钱买命这一条路已经走不通了，于是只有第二条路，即自请宫刑。人有四不辱：不辱先、不辱身、不辱理色、不辱辞令，有五辱：诎体受辱、易服受辱、关木索被棰楚受辱、剃毛发婴金铁受辱、毁肌肤断肢体受辱、腐刑受辱。可是，司马迁作为汉朝的士大夫，身躯全部都受过一遍了，古有“刑不上大夫”，“此言士节不可不厉也”，而且，汉朝对于被判了死罪的士大夫而言，一般是让其自杀，以激励士大夫的士节之心。司马迁没有自杀，而是选择宫刑以保其命。他在信中对任少卿说：“及已至此，言不辱者，所谓强颜耳，曷足贵乎！”受辱至此，再说什么不辱，都没有用了，难道我司马迁还很珍贵吗？所受的种种屈辱，想要在此说尽，可是还有什么好说的呢？在牢里，见到吏卒，头枪地，心惕息，哪怕在坚强的人，只要身处牢狱，都能够将一个人给逼疯的。可是，“勇怯，势也；强弱，形也。审矣！曷足怪乎！”的确，说道这里，不得不佩服司马迁，可是这是要经过多大的忍受才能够说出的话，司马迁在前面说过“身非木石”，可是，他在牢中所受的屈辱无人晓，也无人可诉，是上天无门，下地无路，面对如此之形势，一切的害怕已经没有用了，前路在难，除了咬牙走过，还能怎么样呢？ 五、司马迁之隐衷 这世上没有人不贪生怕死，可是孟子言：“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司马迁也知道，自己应当哪怕是为了保全自己的颜面与志气，也应当自尽，“仆虽怯懦，欲苟活，亦颇识去就之分矣，何至自沉溺缧绁之辱哉！且夫臧获婢妾，犹能引决”，可是，如今的形势是“有所不得已”。为什么会“不得已”？“不得已”三字最为吃紧，也是最能表现司马迁之所以不能现在就死的原因。因为“恨私心有所不尽，鄙陋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所以自己必须隐忍苟活。究竟是什么样的“私心”呢？什么样的“私心”比士大夫的志节更重要呢？那就是《史记》。《史记》还没有完成，所以现在不能死。 六、司马迁之心 古有三不朽以传之于世，曰“立德、立功、立言”。当立德、立功无路时，只有立言这一条路，无论是“立德、立功”，还是“立言”，不是为了自己，《孝经》有言：“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此孝之大者。”所以，无论如何，必须完成《史记》。“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底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古之圣贤君子，于苦难、人生困境中，也能够留下万世不朽之言，我司马迁也应当效法古之圣贤君子。 可是，原因还不只如此。父亲司马谈于临终前，对司马迁说过一段临终之言，这里面包含了为什么要完成《史记》的原因。为方便分析，我们将这一段话抄录于此： 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尝显功名于虞夏，典天官事。后世中衰，绝于予乎？汝复为太史，则续吾祖矣。今天子接千岁之统，封泰山，而余不得从行，是命也夫，命也夫！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且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此孝之大者。夫天下称诵周公，言其能论歌文武之德，宣周邵之风，达太王王季之思虑，爰及公刘，以尊后稷也。幽厉之后，王道缺，礼乐衰，孔子脩旧起废，论诗书，作春秋，则学者至今则之。自获麟以来四百有余岁，而诸侯相兼，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 从引文中，可以发现，之所以作《史记》，有如下几点原因：第一，自祖上几位太史，今司马谈将死，后司马迁可复为太史，如此可接续祖宗之职。第二，司马谈当时已经在着手《史记》的工作，如今自己将死，可是《史记》尚未完成，如此，责任只能落到司马迁的头上，希望司马迁完成论著，如此可“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第三自周道衰、孔子没，至今四百多年间（据考证，孔子没到司马谈死的那年还没有四百年，只有三百多年而已，司马谈至如此说，有其道理。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后面说到“五百年”，其意为续接孟子五百年圣人出之说。），诸侯相争，史记放绝，这么多年没有任何的史料记载，难道不可惜吗？可是，必须接续起祖宗之业，将这么多年间所断绝的史家之责接续起来。第四，如今天下太平，可是“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在这里面，得知道的是，司马迁父子身虽为太史令，但是记录史事并不是他们的职责，可以说，这完全是一种自发的行为，可是他们之所以这样做的原因是一种责任，一种接续文化传统的责任，当天下间没有人来做，天下史文于废之时，如果再没有人来做，那么史记将会永远放绝。于司马迁父子而言，这样的责任只能落到他们的头上了。 续祖业、著《史记》、续史家之责、续文化传统、扬名立万以显父母，这种种之原因，便是司马迁不得留着这一条命来完成《史记》的原因。 司马迁说，“草创未就，适会此祸，惜其不成，是以就极刑而无愠色。”只要完成了这部书，那么即使被杀一万次，那又何妨，此在无遗憾矣！ 所以，司马迁无法救你任少卿一命，非是为了报当初少卿不救我命，而是我司马迁可以为了《史记》死，却不能因为救你任少卿而死，如此，《史记》将不会完成，而司马迁自己也会愧对父亲之拖，愧对史家之责，将不孝于父母。而这一切只可为智者言，难为俗人言，只有智者理解，俗人是不会理解的。“且负下未易居，下流多谤议。仆以口语遇遭此祸，重为乡党所笑，以污辱先人，亦何面目复上父母之丘墓乎？虽累百世，垢弥甚耳！是以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其所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身直为闺阁之臣，宁得自引深藏于岩穴邪？故且从俗浮沉，与时俯仰，以通其狂惑。” 综上所述，司马迁之心，就是“自请宫刑，隐忍苟活，誓要完成《史记》，完成父亲临终之拖，不负史家之责，以续文化传统之业。”史公可为《史记》死，但是不能为了救人而死。这一刻，《史记》更为重要，它比人命更重要，《史记》成为了一种责任。这一切的功过是非只有到死了的那一天才能定。 古之圣贤君子之心，往往难懂，或许这就是伟大人物的不寻常之处。然而，我们也要努力地去理解古之圣贤君子之心，这不是为了所谓的“装”，而是一种走进，走进他们的心灵世界，去体会他们的心，让我们自己的那卑微的人格去接近伟人的伟大人格，希望借此，能够让我们的人格树立起来，能够让我们的心变得宽阔起来，而不至于狭隘。他们身上的品格、他们对责任的执著，对理想的执著，难道这些还不能值得我们去学习吗？ 我特别喜欢叶嘉莹先生在《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一书中对“理想”这个词的解释，叶嘉莹先生说：“说到‘理想’，这原是极难以为之下一个具体的界说的。因为人世间既原是充满了愚蠢自私的生存之欲望，所以在人世间，一般人所追求的目的便多不能超然于一己的得失利害。因此严格说来，不仅‘扬名声，显父母’不得谓之为理想，即使如圣贤所谓‘立德、立功、立言’之‘三不朽’，如果先有了想为自己求得‘不朽’的动机，便也已经不足称为理想了。‘理想’该也是和‘’天才’一样，乃是生而具有的对于至崇高、至完美之境界的一种认知与向往的天赋。既是一种天生的不能自已的禀赋，所以对‘理想’之追求，乃是与任何一己之得失利害之念都全然无所关联的” 这是适合于所有的古今之圣贤君子的。这些文字，不是写给什么随便的人看的，而是写给贤人君子看的。所以，当我们在看这些文字的时候，应该想：“我们自己是贤人君子吗？如果不是，那么看了这样的干净纯洁伟大的文字之后，我们应当朝着贤人君子的方向去努力”，难道不是这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