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姻中令人绝望的小事

一个无望的婚姻故事

《革命之路》的故事发生在1950年代的美国康泰涅狄格州城郊，一对青年男女，初见时意气风发，婚后，二人住到郊区，在名为《革命之路》的尽头，选中一幢漂亮的小房子。男青年弗兰克以一份“全世界最无聊的工作”养家，而当年那个怀有演员梦的女青年艾普丽尔，成了一个标准的中产阶级太太，两个孩子的母亲。只是，她心里仍有一点不甘平淡的火苗在作祟，直到一天晚上，这点火苗燃烧起来，催生出一个伟大的改变——搬去巴黎。“我可以在那里干一份秘书工作，直到你找到自己的激情所在”，男青年被说服了，这个决定彻底改变二人的精神状态，小房子里洋溢着“幸福的癫狂”。

幸福的癫狂，被艾普丽尔再次怀孕的事实打断。反观弗兰克的大松一口气，“一个欢快的笑容挣扎着要爬到脸上”，艾普丽尔经过几个礼拜的犹豫，最终还是选择了流产，她使用了一种现代人看来荒诞的“橡胶吸液器”，并因此出血过多而丧命，癫狂的幸福感最后惨淡收场。

悲剧发生后，理查德·耶茨（Richard Yates）又花了一个章节，专门讲述各色人群创伤后的反应，仿佛这绝望的浓度还不够似的。故事最后一页，讲那位卖房子给男女主角的吉文斯夫人，正与听力障碍的丈夫喋喋不休，她还在诋毁艾普丽尔，“如果有人花了那么多心思给你送来一盆好植物，一盆能蔓延生长的、有生命的东西……”，写到此处，耶茨是这么结尾的：“不过从这里开始，霍华德·吉文斯什么也听不见了。愉悦的、雷鸣般的寂静席卷了他。他关掉了他的助听器。”

如果说目睹艾普丽尔的死令我心头一振，但这悲剧后的平缓一章，则令那种绝望感变得密密匝匝，仿佛眼前已经是死寂。耶茨没有救赎他书中的人物，没有给读者留下一点希望的出口，难怪这部小说当时无法获得大众意义上的成功。耶茨的这部长篇处女作出版于1961年，不是畅销书，也未能获得什么奖，因此这样一个无望的婚姻故事，要想流行起来，还得依赖好莱坞的意愿。但它的电影改编命运如同这位66岁英年早逝的作家一样多舛。最初，小说出版后立刻被小塞缪尔·戈德温（ Samuel Goldwyn Jr.当时非常有影响的制片人）看上，不过耶茨为了生活，混迹过好莱坞，以他的经验，“美国社会还没有对这样一个悲剧故事做好准备”。3年后，《教父》制片人鲁迪（Albert S. Ruddy）买下了小说电影改编权，“一个残破且无望的婚姻故事会是个麻烦吗”，鲁迪在一次见面中这样问耶茨。

鲁迪心中盘算，用非线性叙事模糊结局，观众自己去选择愿意相信的结局，不过他没来得及实施，因为很快他就发现自己需要全付身心去应对《教父》，《革命之路》项目被转手。这个电影项目在多位制片人手里兜兜转转，一直没有下文。直到半个世纪后，才终于被拍出来。起到关键作用的是女演员凯特·温丝莱特，她特别喜欢这个故事，于是拿着剧本，先后游说了两个人，一个是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二人自成名作泰坦尼克之后就再也没合作过，另一个则是门德斯（Sam Mendes），当年曾凭借《美国丽人》惊艳好莱坞的那位导演，也是她（当时的）丈夫、她两个孩子的父亲。

又过了十年，中国话剧导演姜涛将它搬上戏剧舞台。好莱坞一直以来对《革命之路》的回避或许是对的，人们很难真正面对婚姻中赤裸裸的真相。话剧版《革命之路》的编剧是一对夫妻（朱珠与田晓威），男女主演恰好也是一对夫妻（胡可与沙溢），最终呈现给戏剧观众的，却是一台“喜剧”。好的戏剧作品并不拒绝喜剧手法，但当创作者为这样一个绝望的故事设置了过多喜剧梗时，故事中的阴暗色调不可避免地被稀释了。更令人感到矛盾的是，台上演员抛出的每一个梗都被观众接到了，以至于，一开始对此深感抵触的我，后来也逐渐地放弃了那点小小的执念。婚姻关系中那些苦涩，的确会叫观众会心一笑。

死亡发生前，那是艾普丽尔日益绝望的过程，笑料与死亡之间，缺乏一个联结点。当我重新再看原著，又对比了电影版，我发现门德斯全盘接收了耶茨的绝望，没有在结尾留出变好的信心，没有用喜剧淡化命运，而是坦诚地铺展了悲剧命运的本质，他的选择更有力量。或许，如果原著不是如此绝望，改编的这个话剧剧本将是个出色的版本。

一点勇气

重读原著时，我发现，这首先是一个关于勇气的故事。对后来的创作者而言，他们要做一个选择，是用喜剧化解原著的悲剧，还是坦诚地沿袭原著的灰暗色调；另一个与之映照的选择是，接受日常生活的平淡，和大刀阔斧地对其进行修正，这两种答案中，哪一种更需要勇气？

每个人心中自有答案。

耶茨自己的答案是显然易见的。《革命之路》这个故事几乎是半自传的。1951年，25岁的耶茨从纽约到了巴黎。这座城市他从前来过2次，孩提时代一次，二战时作为士兵一次，这一回，他是以作家身份来的。“美好时代”，以海明威和菲茨杰拉德为首的一众美国作家，已经为巴黎蒙上厚厚一层金光，不论是否有天赋，在写作上有所抱负的年轻人，都将巴黎视作天堂，或者，一个巨大的“文学工作坊”。这年春天，耶茨带着全家以及军队发给他的补偿金搬到巴黎，在这里，他为自己制定的计划是谦逊的，“一月发表一个短篇小说”。

然而收效惨淡。他给《纽约客》投稿14篇，但都被拒绝了，终于发表的那篇故事，是在第2年的《大西洋月刊》上。1961年，耶茨出版了他的第一本长篇小说《革命之路》，并且大获成功，与《第22条军规》、《看电影的人》共同提名美国国家图书奖。但评论家们讲俏皮话，说《革命之路》与其说是成就了耶茨，不如说是毁掉了他，因为他后来的作品都无法再获得第一本那种程度的成功。这句话无疑让人想起菲茨杰拉德。耶茨与菲茨杰拉德的相似之处还在于，他们都酗酒，都英年早逝，甚至，就像菲茨杰拉德开创了爵士时代，耶茨也被冠名为“焦虑时代”的代表作家。

不同的是，耶茨在世时从来没有被太多人知晓，去世之后，以更快的速度被遗忘。为了生计，他在公司上过班，到好莱坞赚过快钱，但没有停止过写小说。甚至，他的生活都是围绕写作展开的。只不过，写作欲望之外，耶茨还另有两大欲望，抽烟与喝酒。前一种支撑他活下去，后两种欲望则逐渐杀死他，最后，最先被透支的是他的身体。从巴黎回到美国的耶茨，在纽约、洛杉矶和波士顿等地生活过，城市不同，住所却趋于一致，一样简陋。一张用于写作的桌子，桌底下围一圈死掉的蟑螂，被烟熏到褪色的窗帘，厨房里，除了波本、啤酒和咖啡外别无它物。

耶茨创作的弗兰克这个角色，多半就是将自己投射其中，甚至，可能干脆就拿自己开涮。他对其它工作只是应付，真正的愿意干的事是写小说，实际上他也在不停在写，他混过巴黎，他结过婚又离婚，孩子们的监护权也不在他手里。而弗兰克，做着一份“全世界最无聊的工作”，却自视高人一等，因为有梦想垫底，或者说，他对“郊区丈夫”这一身份的无聊无趣且死气沉沉一直有所警惕，他相信，只要时机成熟，只要他愿意，随时都可以摈弃当下绝望的生活，“一键复原”成意气风发的自己。直到艾普丽尔按下那个reset键，说，“我们搬去巴黎吧”，弗兰克这才认清了自己。

欧洲一直是伟大的逃离目的地。当初他们俩刚在一起，就梦想着要同去欧洲，计划还没实施，就因为艾普丽尔怀孕而搁浅。现在，机会终于来了。

Richard Yates

现实中的耶茨婚后带着全家到了巴黎，倒是做成了弗兰克没做的事，只不过婚姻却在他追求梦想的过程中分解。他与弗兰克，做出的正是两种选择，但两个人都因此失去了很多。某种程度上来说，耶茨纪录美国社会日常生活中的暗流，理当获得读者的共鸣，在许多细节与感受里惊呼一声“他监视了我的生活”。实际上，耶茨却从未能在生前成为畅销书作家，他总是书写家庭，并且用一种毫不起眼的叙述手法。1999年，美国小说家斯图尔特·奥南（Stewart O'Nan）在《波士顿评论》上发表评析耶茨的长文中，将他与卡佛作比较，他写道，“这是卡佛式的不幸世界，但又没有卡佛式幽默，也没有他常会留给读者的那丝希望，由戈登·利什编辑过的卡佛著名的白描风格，耶茨同样没有。这是个有意不显得离奇或者别致的世界，只是平常，悲伤，无可逃避。”

2008年，电影《革命之路》在当届金球奖和奥斯卡中获得多个提名，又因为，凯特·温斯莱特与迪卡普里奥事隔十一年再次出现在同一部电影中，社交网络因此热烈讨论着，“如果杰克与罗丝当年在一起了，他们现在的婚姻《革命之路》里这副样子”。小说《革命之路》和它的作者理查德·耶茨才真正进入大众视野，流行了起来。再加上《广告狂人》这样广受好评的电视剧的侧面影响，奥南在长篇评论末尾，感慨说，“目前，作家们还将不得不努力使理查德·耶茨的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不致湮没，还得从二手书店里救出他的书转交给自己的学生或者作家同行”，如今，他希望看到的人们对耶茨的关注已经发生了。

耶茨的女性主义

《革命之路》中，有两个挥之不去的时代特征。一个是“逃离，逃去巴黎”，巴黎作为避世者的天堂，如今这个符号已逐渐失去了往日的象征意义。另一个则关于女性工作的正当性。

耶茨或许称不上女性主义者，他本人是个挺传统的男人，认为女性就应当生孩子，并且做家庭主妇。他的传记作者曾描述过这样一个细节，有一次耶茨与他的第一任妻子对汽车加热器有过不同意见，事实又证明她妻子才是对的，耶茨怒气冲冲地说了一句，“好吧，那你切下我的生殖器吧”——对男性身份的不安全感可谓惊人，他的作品因此也总将将男性的这一特质作残酷的戏剧化处理。

其它时候，他对关注男性的确也更多。

他的短篇小说集《十一种孤独》中的主角，多半还是男性以及男性被排斥在局外的生命状态。《乔迪撞大运》中的军士不被军队容忍，《与鲨鱼搏斗》中的索贝尔，放弃高薪到报社实现梦想，想成为文人的他却连工作都没能保住。《革命之路》中，弗兰克与艾普丽尔的比重看上去旗鼓相当，相较于向艾普丽尔表达同情或鼓励，耶茨笔下，更多还是对弗兰克的懦弱的大肆讽刺。倒是电影版《革命之路》，门德斯显然悄悄地将叙述重心偏移到了女主角身上，从观影角度，实际上也是凯特·温斯莱特的表演带动着小李，女性角色才是推动剧情发展的力量所在——这几乎是21世纪取悦观众不需要动脑筋的选择。

但1950-1960年代的美国不一样。女性运动第二次浪潮前夕，与二战后的这几十年中，整个美国社会似乎都沉湎于舒适的家庭氛围，城效生活正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人们对其刻板印象之深，以至于今天仍有源源不断的影视作品在描述这样的场景：一所郊区大房子，在城里干一份自己痛恨工和的养家者，家庭主妇，三两个孩子，一条狗——《革命之路》的故事基础，不就是这样一个背景吗。

耶茨不是唯一受时代影响的作家，奥南称，从记录30年代到60年代后期美国主流生活方面，能与耶茨匹敌的只有约翰·契佛（John Cheever）。后者曾获得普利策奖与美国国家图书奖，被称为“郊区契诃夫”，可以说，他获得了耶茨当时未能获得的褒奖与认可。他的作品与耶茨一样，同样在于揭露战后美国舒适生活表层下的暗涌与悲伤。

他的作品启发了2007年首播的《广告狂人》，这部获得许多奖项的电视剧中，也有诸多这个模版衍生出来的家庭模式，以及男性一统天下的职场里女性微弱的生存空间。为此，其主创还曾督促演员们去阅读《革命之路》，以便于“加深对当时社会背景的了解”。而播出了3季的《麦瑟尔夫人》中，女主角在开始讲脱口秀之前，同样过着极其舒适的主妇生活。

影响力巨大的《女性的奥秘》一书中，费里丹提出，这个时期的女性，唯一的梦想是找到中意的丈夫，成为无可挑剔的贤妻良母，生上五个孩子，住进一栋漂亮房子里。从这种常规生活里跳脱出来的另有理想的女性，像艾普丽尔一样烦躁不安、急于寻找出口的女性，在这种非社会主流的企图心作用下，会得到什么样的结局？《革命之路》给出的是其中最绝望的一种。尽管耶茨更针对男性，他们的懦弱，以及维持男性气概的焦虑，但男性气概破产后的恶果，还是双方在承担。耶茨描写弗兰克懦弱，下笔最狠的几幕就发生在艾普丽尔宣布自己怀孕之后，弗兰克不可遏制的笑容，瞬间消失的压力，头脑里愉快飘扬起来的安慰词句，以及为了说服艾普丽尔取消流产计划，他甚至不惜动用“男色”，试图像恋爱时期一样，用外表上的男子气概蛊惑妻子。

女性主义发展到今天，弗里丹提出来的议题仍然没有过时，仍然有千万中国女性在为自我实现寻找突破口，以及，寻找那个兼顾事业与家庭的平衡点。北京其中一场演出前，我在化妆间采访了艾普丽尔扮演者胡可。她与弗兰克扮演者沙溢已结婚8年，二人生有两个孩子。在这部戏中，胡可作为一位职业演员、妻子以及母亲，发现革命之路中有许多台词都就像是她的心声，“我也每天被困在这种无望重复的家务活里，尤其我生完老二的时候，这种情绪会很强烈，早上醒来我会想，我到底是谁，我在干什么，我明天会怎么样？”

最挑战这种多重身份的一次发生在《如懿传》拍摄期间，这部剧胡可拍了8个月，同期还录了真人秀《妈妈是超人》，工作量异常密集，几乎接近一位母亲的极限。那天拍完戏，胡可赶到节目录制地鼓浪屿，已经凌晨3点多，当天晚上，沙溢就跟她“相对激烈地讨论了一下这个事情”。“他觉得我不应该花那么长时间去工作，他首先觉得我很累很辛苦，又认为陪孩子的时间没有那么长。那段时间我很崩溃，我一直不知道我要怎么样，难道就不去工作了？”

这个“相对激烈的争吵”的画面，丈夫的诘难，妻子的反问，可以轻易地发生在许多婚姻中，仔细看，却不过是一件件绝望的小事。胡可当时告诉她丈夫，“这个事情本身不辛苦，但你的态度让我很辛苦”。二人争论的片段被节目播出，由此还引起过网友的激烈讨论——对许多女性来说，到底应该重家庭还是重工作这个话题，就是她们当下正在经历的困惑。

以胡可生育两个孩子，又兼顾演员工作的经验来说，“平衡是件挺扯的事儿”，精力有限，顾此必会此彼。而对于将精力投入在家庭中的女性，“没有人给予女性以奖赏，做得好，是理所应当的，不会因此给你发奖金或表彰。因此，在家庭里付出那么多，不如在外面工作，更能获得价值层面的认可。”这是职业女性面对的共同困境。

《革命之路》中，弗兰克告诉他的同事和朋友，他们去了巴黎后，艾普丽尔可以在那里轻易地找到一份秘书的工作，妻子在外工作，而丈夫闲置在巴黎街头寻找自我这个事实，却令所有人感到不解。女性内心除了丈夫、孩子与家庭之外的自由企图，在今天的中国已经得到大范围的谅解，但女性自己，却仍然不得不面对失衡造成的各种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