狂欢
在暑假临近末尾的时候，鸣哥来海城找我玩，那天我碰巧有事，去了趟学校，回到海城的时候，他已等了我将近一个钟头了。
我预想的相遇本应该是这样的：我在火车站的台阶下因珊珊来迟而不好意思地左右探寻，而鸣哥应该站在出站口，因初来乍到而焦急地四处环顾。然而，事实是正好相反，我因为实在太兴奋一激动跑到了出站口，并且在高高的台阶上来回乱窜，比身上背着大包小包的旅人还显得仓促；而鸣哥后来告诉我，他那时正在下面的调度室与大爷聊的甚欢。一通搜寻未果，我终于放下我作为东道主的最后体面，拿起手机给鸣哥打了电话。他从我所在的台阶下面攒动的人群中像一只泥鳅一样钻出来——他皮肤黝黑且光滑，乍一看真与泥鳅有几分神似。我连忙跑下台阶，在唯一一个预料之中的拥抱后，鸣哥的海城之旅开始了。
上了父母的车，我们直接去吃饭，其实天色尚早。但父母想尽快了事，回家去过二人世界，况且有大人在，鸣哥也局促，所以我们就愉快地草草结束了晚饭。我们不能点酒，所以整场晚饭就显得没有想象中那么尽兴，我想把这难得的欢愉发展并延续下去，提议吃过饭我和鸣哥去卡拉OK，父母立刻善解人意地答应了。
我们飞快地行走，像我们之前在学校早饭后午饭后晚饭后都要进行的一样，不知是不是刚刚有点尴尬的饭局的缘故，我们只是从三义街的胡同钻出去，沿着主干道和滚滚的车流并进着，周遭的一切无关地飞速倒退，我们只是一边走着，一边沉默着欢喜。
很快我们就到了KTV，我们很快地买了酒，很快地来到包厢并长出一口气，然后开始很慢地喝。鸣哥娴熟地用一瓶啤酒的瓶盖撬开另外一瓶啤酒，又用一旁的起子开了他自己的那瓶，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咕咚咕咚两口冰爽的麦芽汁进肚，我们都笑起来。
在学校我们曾无数次幻想到这种不用提心吊胆地痛饮的情形，但实际上那根本不可能，于是文学发挥了它最大的魅力，鸣哥把这一切幻想诉诸于语言，就把不可能变成了可能。“达哥，到时候拉菲就是葡萄汁，把瓶吹，踩箱喝。”说着还不忘给我扔来一瓶冰露。
“你知道我怎么开啤酒吗？”鸣哥露出一丝狡黠的笑，看见它，我知道肯定不是用起子，我猜是火机、筷子、牙齿，他都摇摇头，我知道这意味着他赢了，问道：“那还能用什么开？”他笑笑：“什么都不用，嘿嘿，到时候给你演示。”
鸣哥兑现了他的诺言，他果真用啤酒开了啤酒。
我们开始点歌。在枯燥乏味的校园寄宿生活中，我们每天晚饭后绕着操场走圈时除了高谈阔论开酒的方式，也唱唱歌。鸣哥自己也写歌。我们初来乍到时都很想家，但偏偏班主任就是不发电话卡，眼瞅着别人打电话被家长嘘寒问暖，鸣哥心里悲愤交加，把赵雷的《成都》重新填词，并命名为《老师为什么不让打电话》，此曲一出，深得一干同样每天为借电话卡给家里报安而发愁的同学之心，鸣哥一票走红。当然其中也有我的功劳，有两句词我觉得太过直白，改成了“只有拨通那个号码，我的心才能完全放下”。鸣哥虚心接受了我的建议。不是自吹，我认为那是除“我会跑到男寝楼下，去找别人接电话卡”外最棒的一句词。
于是理所当然地我们的第一首歌选了《成都》，并配上我们自己的词，当唱到一半时雷子说了一句民谣歌手的惯用台词：把你们的手电都打开好吗？没想到鸣哥立即起身，关上灯，正当我对他的行为感到疑惑时，他从包里掏出了一支真正的手电筒，我们大笑。鸣哥一直是这样，他从没让人失望过。我问他还带了什么，他说晚上回家再告诉我。
之后又唱了《没有理想的人不伤心》。鸣哥是位狂热的喜剧爱好者，不仅每部电影都看四五遍，还背台词。我们有时见面，他会突然冒出一句“原中华人民解放军东南军区特种部队战狼中队，冷锋。”害得我也背了好多台词。在喜剧电影中，鸣哥最喜欢《夏洛特烦恼》其次是《缝纫机乐队》。但我想起点这首歌，和鸣哥喜欢听基本上没半毛钱关系，只是因为前几天乐夏收官，新裤子拿了第一，才想来听听看——但我当然不能这么说，我只是讲：“鸣哥，还记得它吗？之前你经常哼的，问你歌名你又说想不起来，我为你找了好久……”鸣哥当然感动得热泪盈眶。
作为回报，他允许我唱所有的主歌部分，其实我很不乐意，这歌的主歌每一句都是一个调，唱起来跟念经一样。
终于捱到副歌，鸣哥突然起身大喊——不，是狂嚎：“我不要在失败孤独中死去，我不要一直活在地下里……”我们去的是便宜的量贩式KTV，隔音效果很不好，我连忙示意他这么大声整个四楼都会听见，可鸣哥那时已如离弦的箭，一发即不可收回了。我只好坐在沙发上听他嚎完。其间我的酒洒了一次，鸣哥很讲究，又把他自己的那瓶匀给我一半，倒完了还要借着灯球的亮光看一下是否平均。
唱完了K，我们回到家，我问鸣哥到底还有什么宝贝，鸣哥竟从包里摸出——一瓶红酒！我着实吃了一惊，以为他是在车站买的，他却说是从家里带来的。
“达哥你忘了，之前不是说好了这瓶酒等你来盘锦了一块开嘛，我看这都要毕业了你也不去，就看干脆带来了。
我很奇怪，带着酒坐火车会很麻烦，鸣哥的父母在天津做生意，他每年坐火车不下二十趟，这点道理他应该懂。“那你没坐火车来？”我问道。
"我坐大客来的呀!"他说，“你是不是喝多了，带着酒怎么过安检，难不成还要喝一口？说好了等你一起开的嘛。
开酒的时候，我们成功地断塞了。
鸣哥带的酒是干红，很涩，我还勉强能接受，他则喝到一半就受不了了，吵着要兑雪碧。
“妈的，一定是酒不好，达哥不好意思啊，我还以为真就和葡萄汁差不多呢。”
第二天，我和鸣哥去了鞍山，目的是去逛古玩市场。
也许是京津那边的风俗吧，鸣哥一到了我们学校，就注定与众不同，至少我之前还没见过腕戴金刚手盘核桃的中学生，当我们在寝室里插科打诨谈论哪个女生好看时，鸣哥要么盘腿坐在床上刷着核桃，神情就和你在北京看见的任何一个树荫下喝茶的大爷比都不相上下；要么卧在床上看书，书当然也是关于收藏的，他说古董的水太深他不敢也还不能趟，就集集邮票人民币什么的，看的不亦乐乎。
在鞍海小客的终点站下车后，我们先没有直奔古玩城，而是到万象汇里转了一圈，喝了一杯美式。鸣哥曾和他喜欢的女孩来这里逛过一圈，这次故地重游也算是为他找找当年的回忆，我问鸣哥有什么感觉，鸣哥说能有什么感觉。也是，他们那次也不是二人幽会，鸣哥身旁还有一大群同学，况且那女孩也从没和他确立过什么关系，背地里我问她，人家说其实连暧昧都算不上，亏得鸣哥那么一厢情愿，唉，如果鸣哥当时不追着人家送邮票的话，他俩指不定还有门。
从万象汇的二楼可以直接过街，环顾鞍山最繁华的四周，天很快阴沉下来，天桥上的人行色匆匆，我和鸣哥则心事重重，鞍山站的大钟直逼天上的乌云。我只怕鸣哥睹物思人，慌忙将他拉下桥。一上出租车，便下起倾盆大雨。
我和鸣哥第一次见面是在一个闷热的下午，窗外天空上积攒了好几天的乌云推搡在一起，发出隆隆的闷响。我们在寝室里，他坐在我对面的床上。父母替我们把床铺好，又细心地在墙上粘上挂钩，挂好蚊帐，一切就绪后，父亲又提出去楼下超市里搬一箱水上来，我没有拒绝。他前脚跨出宿舍大门就下起了大雨，当鸣哥和我第一次打招呼时，我没有听见，我的目光都集中在窗外进退两难的父亲身上。过了一会，父亲满身湿透抱着一箱水回来，我们都笑了，那是我们第一次大笑。
逛完了古玩市场，鸣哥并没有收什么货，一路上只是问问价顺便和我聊聊天。中午吃自助餐，接雪碧的机器坏了，流出来的是又苦又凉的苏打水，鸣哥把他的那杯可乐给我，自己喝完了苏打水。
很快到了下午，鸣哥要赶三点多的火车回去，雨停了，在天桥上可以望见远离市区的西边出现很漂亮的黄昏，大楼林立的东边却是阴云密布，我在天桥上和鸣哥一起拍了小视频发朋友圈，鸣哥喜欢的女孩点了赞，当然我们都知道那个赞和他无关，不过看他那自鸣得意的样子，我又想：也许只是我知道。
我买了站台票送鸣哥，那是整天卖出的唯一一张站台票。
上了月台，列车缓缓滑来。我像鸣哥摆摆手：“不好意思，我没有招待好。”鸣哥笑着说哪里哪里，我也笑了。鸣哥上了车，又向我招招手，示意我早点走，免得赶不上鞍海小客的末班车，列车开动，我追了几步，隔着车窗说了对不起，鸣哥的面容疑惑。看到飞驰而过的列车玻璃上的倒影，我才知道我的面庞原来是那么沉重严肃，这时我才知道，我真正想做的事。
半个月后，我向那女孩表白，那次车站上的大笑成了我和他之间最后的欢乐。我们再没说过话。
在寝室睡觉的时候，我们时常聊些用不着的。学校规定熄灯后不许讲话，所以每当宿管老头打着手电过来的时候，我们便很懂事的不说；他一走，我们又聊起来。他再来，我们又假寐；他又走，我们继续聊，一直到睡意渐浓才停下来，隔天起来又没完没了地扯起来。那时我们好像有说不完的话。直到有一天，突然地，即使宿管老头没来我们也不再讲话，即使学校发生了天大的新闻也懒得立刻通知对方，没有什么能阻止我们，除了我们自己。我们都不是那种为别人改变自己的人，我们只是突然地改变，为自己改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