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写的结尾,能媲美《百年孤独》的开头?
翻开加拿大作家翁达杰的小说,第一感受大概就是语言的诗意化。而当读完小说,第二个重要特点就会立刻浮现:碎片化的叙事。最典型的是其代表作《英国病人》,他也因此书获布克奖,以及2018年颁发的金布克奖。

翁达杰写二战,写殖民主义创伤,写斯里兰卡(其故乡)内战,写多伦多卑微的移民工人……不同的时代环境和地域(国界)背景汇聚在他笔下。对翁达杰来说,“国界”真像地图上的国境线,只是细细一道黑线,可轻松跨越。也正因此,他被称为“无国界作家”。也许,对于一个移民作家,一个“现代的流浪者”,故事发生在哪儿并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他们如何用文学面对由于战争、政治、经济和个人原因造成的碎片化生活。
靠直觉信马由缰写完初稿后,翁达杰的写作似乎才真正开始,他需要“剪辑”出一种新秩序:“我发现自己写任何一本书时,最后的两年总是花费在编辑工作上……我会把不同内容挪来挪去,直到它们清晰起来、找到正确位置。我剪辑自己第一部纪录片的时候认识到,这里才是艺术产生作用的地方。”
在“正确位置”中,这些碎片因翁达杰的摆放,彼此本无关联的意象、情节和情感产生碰撞,激发着我们的想象力,而因碰撞生出的张力,让我们体验到语言所能表述之外的东西。这种拼贴是迷人的,又是危险的,每次拼贴都仿佛两道彼此牵连又相对而立的悬崖,共存着新颖刺激和跌落深渊的可能。

——翁达杰——
写作是我们占有这个世界的方式
撰文 | 陶立夏
《安尼尔的鬼魂》译者
如果说马尔克斯在《百年孤独》中贡献了最伟大的小说开头,那翁达杰在《英国病人》里塑造了我心目中最杰出的结尾。分别之后,汉娜给基普写了一年的信,最终被他的沉默推开。他有了一双儿女,而她有了一张严肃的脸,时隔多年,用餐时基普依旧会有与汉娜交谈的冲动,想要回到他们最亲密的时光,佛罗伦萨郊外英国病人的房间里,花园内的帐篷中:
“她的肩膀碰到橱柜的边缘,一只玻璃杯掉落下来。基普骤然伸出左手,在距离地板一英寸的地方接住了掉落的叉子,然后轻轻将它放回女儿的手中,镜片后面,是他眼角的一道皱纹。”
01
为理解翁达杰,去斯里兰卡
2018年夏天,翁达杰以《英国病人》获得为纪念布克奖创办五十周年而颁发的金布克奖,这距离该书获得布克奖已过去二十六年,距离我为这本书神魂颠倒的夏天也已过去二十二年。如果说当年逃课时在书店淘到《英国病人》只是偶然,那这个金布克奖多了一些必然:我克服困难去《卫报》的网站上找到链接,每天为翁达杰投票,并坚信这微小的几票必定起了决定大局的作用。这是我理智懒惰的人生里最接近追星的盲目行为。
为了接近少年时代的偶像,我也走了迂回曲折的路。翻译某个类型作家的惊悚小说让我有机会翻译《夜航西飞》,而《夜航》的成功让我得以翻译《一切破碎一切成灰》,《一切破碎一切成灰》又让我获得了等待翻译翁达杰的号码牌:如果编辑选中的译者选择放弃,我就有机会补缺。
我很理解编辑的谨慎,《安尼尔的鬼魂》这本书的主题比翁达杰的其他作品都沉重,它揭示了发生在作者故土斯里兰卡的内战造成的惨剧。无数生命被屠戮,大量尸体被就地掩埋,但绝大多数人连探究真相的勇气都没有:这本书的字里行间透露着无声的恐惧。在这一切之上,最令人无法置信的可怕是:这一切都发生在二十一世纪,苹果手机早已普及的年代。

最初阅读《安尼尔的鬼魂》时,我对斯里兰卡唯一的印象是在伦敦留学时去伦敦学院大学玩,朋友说她的室友来自斯里兰卡。那个瘦削的女孩有鹿一样的大眼睛,安静寡言,见我也不太说话,从书桌前起身,轻声说要请我喝茶。
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个故事,我在2013年去了斯里兰卡。那时候距离斯里兰卡内战最终结束只有四年时间。过海关时,那个瘦小的工作人员用非常温和的语气威胁与我同往的友人说要将他遣返,在我的追问下他支支吾吾地表示,理由是他的上司不喜欢这个朋友说话时夸张的手势和过大的音量。我想起书里翁达杰对政府官员的描述,从口袋里掏出五美元连同护照本一同塞回玻璃窗,那个工作人员又说这点钱不够平息他上司的怒气,我则万分为难地摊开手说口袋里只有这点钱。最后他迅速将钱塞进袖口,勉为其难地放行。
这个插曲连同后来出现在我面前的僧伽罗语人名和地名,书里描述过的狮子岩上的壁画和佛像,以及经历过内战的向导讲述的他这些年流亡国外又回来重建家园的经历,让我感觉自己真正走进了翁达杰的故事。
02
“人生”就是所有故事的结构
我搜集过很多版本的《英国病人》,却对翁达杰本人的信息没有什么兴趣。很可能我从来都是一个理智的读者,喜欢的只是作品本身。但这也很可能是出于某种因为过度钟情而产生的恐惧:怕书后面的作者不符合自己的想象。只记得关于翁达杰最初印象是,书封上他的名字前有一个括号,里面写着加拿大,但我凭借直觉认定他作品中的迷人的魅力不可能来自这个只能让人联想起枫叶的北美洲国家。

要在多年后,作为《安尼尔的鬼魂》一书的译者举办新书交流会时,我才仔细查看了翁达杰的生平,同时解开悬于心口多年的疑问:怎样成长的写作者才能够描绘出一个没有国境线的世界,塑造出如此多的浪子,用诗意还原苦难,让生命中诸多痛楚闪耀着碎玻璃般暗淡却能割伤人的光彩。
翁达杰1943年出生于斯里兰卡,身上有僧伽罗、泰米尔、荷兰等多民族血统。七岁时父母离异,翁达杰继续和性格不羁、迷人却酗酒成性的父亲共同生活了四年,十一岁时他独自登上前往英国的邮轮投靠母亲;三个星期后,他会看见母亲带着他幼年时的照片在码头等待,神色中焦虑多过期待:她怀疑自己已经认不出长大的儿子。翁达杰在英国接受高等教育,学生时代的绰号是“基普”,十九岁时他前往加拿大投靠哥哥,定居渥太华。
翁达杰总说:“我的小说里并不存在故事结构。”但这些经历后来成为了串联起《世代相传》《猫桌》《身着狮皮》《遥望》《英国病人》以及《安尼尔的鬼魂》的无形的线。他的人生就是他所有故事的结构。
03
优秀的写作是如实描述
翁达杰相信创作中“即兴”的重要,所以他的笔下看似不相干的人总是轮番登场讲述他们的故事。在生活中,他本人也担任着很多角色:教师、小说家、诗人、传记作家、电影剪辑师,还与同为小说家兼学者的妻子Linda Spalding合办了一本名为Brick的文学杂志,并为这本杂志担任了三十年的编辑。
曾有人在和我谈论《安尼尔的鬼魂》时说,塞拉斯一定会死,言下之意是如果没有关键人物的死亡,《安尼尔的鬼魂》这个故事就不够厚重也不够悲剧。我对这个看法嗤之以鼻,因为在翁达杰的书里,死亡从来不是最大的悲剧,那些伪装成偶然降临的命运才是。比如飞进库珀头发里的玻璃碴,比如拉马丁那颗脆弱的心脏,比如银顶针里将来会涂抹在凯瑟琳眼睑上的藏红花,比如安南达在月光下与遗骸的拥抱……
在翁达杰笔下,命运的无常,总因为不需要逻辑而充满嘲讽的诗意。
过去,人们希望写作者能在一个完整的故事里将每个人物的存在缘由与命运去向交代得明明白白,但翁达杰的故事像爵士乐蓝调,跳跃的节奏,主题突然的休止与转变,洋溢着即兴的美丽,如那些突然闯入你脑海的场景,讲述着内心不能预测的冲动。我曾觉得风格超越技巧,技巧不过是为风格服务的存在。但翁达杰证明了风格也是技巧的一部分,归根到底,是天赋的一部分。
“优秀的写作是艺术创作也是如实描述”。翁达杰教会我的最重要的一课是:我们描绘这个世界的方式就是我们占有这个世界的方式。如果你充分确立了自己的观看方式,就完成了营造一个独一无二的世界的第一步。

也是因为其他译者的放弃,我意外获得过翻译《巴黎评论》中石黑一雄访谈的机会。交稿四年后,石黑一雄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得奖的石黑一雄第一次公开亮相,就是与翁达杰对谈。
在这场老友对谈里,翁达杰说起当年在新西兰,自己曾建议石黑一雄将其正在写的那部小说取名为《入海口》或者《家园》。而石黑一雄在《巴黎评论》的采访中回忆起这段往事,却记得这场对话发生在澳大利亚作家节的长椅上,当时翁达杰建议将小说起名叫《牛腰肉:别具滋味的故事》。无论时间怎样扭曲了记忆,这本后来被取名为《长日留痕》的小说始终是石黑一雄口中那个有很多厨房里切菜的场景以及和管家有关的故事。
而这样的呼应,也正是无数次出现在他们两人故事中的unallocated moment:看似不相干的事物、不同的时间线、交错的空间,却拼接出如聆听合拍的韵律般怡人的阅读体验。
我会非常憎恶被锁死在一个既定的框架里面。作为作家,你有权利偏离航向,给自己一个惊喜。你永远都可以倒回去,把错误去除,把不合适的次要情节删掉。没有什么是木已成舟,不可更改的,干吗要把自己限定在一个预先设定的故事框框里面呢?
——翁达杰《剪辑之道》
——翁达杰诗歌——
悬挂在现代废墟上的诗性之光
撰文 | 后商
与美籍华裔作家哈金一样,翁达杰的创作和出版始于诗歌。他们都有很强的国族意识,作品大多用来追怀,但其中伤感各不相同,对中西文化的认同也有诸多差异。和翁达杰相比,哈金的西化程度较低。对照兼具诗人和小说家身份的雷蒙德·卡佛,翁达杰较为偏离日常生活和常规叙述,更擅长在叙述和故事之间做拼贴。在所有双文类写作者中,和翁达杰最为相像的是罗贝托·波拉尼奥,后者更汪洋恣肆,也更不守规矩。
翁达杰的独树一帜表现在他的文体,早期作品《利小子作品选》(The Collected Works of Billy the Kid)综合了诗歌和小说,中晚期作品《世代相传》在虚构传记中插入诗歌,《劫后余生》同样如此。就内容而言,他的诗歌罕见地将家庭故事和神话传奇结合在一起,尽管大都不是直接在诗歌中混溶,而是让家庭和神话构成一个映照。
《剥肉桂的人》
(节选)
迈克尔·翁达杰
假如我是个剥肉桂的人
我就会骑在你的床上
将黄色的树皮末
撒在你的枕头上。
你的胸部和肩膀会抹上气味
走过集市的时候,永远会有
我手指上的专业功夫
萦绕在你身边。就像失明的人会
把有些他们走路遇见的人绊倒
尽管你会淋浴
在排水沟下和雨季中。
这里,在大腿上部
这片平坦的草原
在你毛发边
或贯通背部
的褶皱旁。这只脚踝。
陌生人会称你为
剥肉桂人的妻子。
01
尝试发现新的伤口
当代作家中,翁达杰的离散经验并不属于最丰富的那一批,但这些经验对他本人及其文学产生了决定性影响。他出生在锡兰(斯里兰卡旧称),11岁到英国,18岁移居加拿大。他还一度在英国大学任教。不断更换居住地的背后是其家庭的破碎。父母婚后没几年就离异,不久,父亲在翁达杰的生命里成为缺席的角色,他的童年生活被几个地点切割成几瓣。据他说,家庭成员很难凑齐三人。“好了,现在你长大了,你学会穿长袖和嘴上挂着谎话”,这句话可能只有真正从事写作的人才能读懂。翁达杰在暗示读者他经历了很多不幸吗?不是。叙述上的轻盈和孩子气,将其背后的故事带离地面,将中心转移至不幸背后的神秘,这个面纱既属于生活,又属于文学。

基于此,创伤和失去成了翁达杰诗歌重要的主题。“失去的艺术不难掌握:/太多事物似乎怀有失去的意愿/因此它们的丧失不是灾难。”这首毕肖普的《一个艺术》,翁达杰曾在《环球邮报》的“诗歌如何言说”栏目中向读者做过推介。他说:“谨慎的自我保护的声音炸裂般袒露出事物的伟大的伤口。”移民诗人米沃什在《拆散的笔记簿》中表达过同样的想法,“除了伤口的记忆,再没有别的什么记忆。”翁达杰在阐释埃德温·缪尔的诗歌时曾说,“在每一首诗中,他都尝试寻找新的路接近伊萨卡,发现新的伤口”,这也是翁达杰诗歌的指南。
在《疤痕与时间》一诗中,翁达杰将一个爱情故事搅碎,或说将几个爱情故事糅合,构成他对爱情的残忍书写,就像四个诗节结成的诗歌之疤。“我们总能回忆起疤痕周边的时代,/它们封存无关的情感/把我们从身边朋友这里拉开。”翁达杰似乎较其他诗人更能理解伤口/疤痕的功能,它不是我们生命中微不足道的皮肉,也不是某种行为的副产品,创伤创造着我们的生命。
在诗学中,创伤并不是一个心理学问题,它常常指向的是伦理学和诗性本身。如果现代诗人的创伤书写是一种宿命和文化必然,当代诗人则需要承受创伤的普遍性,承受人人都是受创者的事实。对照一下保罗·策兰和安妮·卡森(加拿大诗人)就一目了然,前者向形而上开放,并将奥斯维辛转换成皇冠,后者则看重流通的现实,以及她看到的瑕疵和微光、世俗生活和神话寓言的辩证法,而翁达杰遵循与安妮·卡森相似的法则。
02
更多地凝视故园
成名后的翁达杰出没于大学、荧屏、诗歌奖,顺遂荣耀。不变的是诗歌的主题。晚期翁达杰更将自己视为孤儿,他也更多地凝视自己的故园。“那夜,有的不会是梦,而是不断重复的意象。我看见自己紧张的身体站在那里,像一颗星。我渐渐明白自己是一座人类金字塔的一部分。我站在其他人的身体上面,已经很接近金字塔的顶端了,但我上面还有几个人。我们笨重而缓慢地从起居室的一头走到另一头,像乌鸦和白鹤一样吵吵嚷嚷,常常听不见别人说什么……”
《世代相传》记叙的是翁达杰的家族故事,重点提到了父亲。这本书是解读翁达杰诗歌的重要参照。乔治·艾略特·克拉克在评价翁达杰的作品时写道,“翁达杰的作品在做其他作品的附属时是最好的。它们构成了一个经典:在其自身的彩韵与幽暗呈现出来之前它们必须在彼此间的光芒和阴影中阅读。”对照《世代相传》,《夜间的格里芬》一诗讲的不止是儿子格里芬噩梦的故事,还是其在父亲怀中的故事。《光亮》则是对它的一次浓缩,“在镜子里和孩子们身上/我到处看到他们与我肉身的纠缠。”

《白矮星》是一首给父亲的悼诗。诗歌以一种消失的方式呈现了死亡。作为主体的父亲消失在文本之中,就像一颗白矮星。更重要的一个书写行为是,翁达杰将父亲转换成人们,这意味着父亲变成多元人物,也意味着“人们”被改造成诗歌。《书信和其他世界》是献给父亲的诗歌中最重要的一首,也是翁达杰诗歌中最重要的一首。父亲先是被视为居室,再被视为故事,父亲在两者之间谨守着平衡。“直到他找到了平衡/直直倒下/血液流进了/空空的骨头架子/血液游曳于头脑,无需隐喻。”
翁达杰的爱情诗歌有着与其他诗歌不同的亮丽,多少回避了混乱故事和糟糕情感,也没有神话,只有生活,多元、温柔。翁达杰将场景和情感糅合在一起,“让美丽的风景变成明暗交错的丰润映像。”,这种方式被翁达杰称为“壁画手法”。《布告牌》仍是立足于家庭灾难和变故之上的,只不过这一次,没有叙述的不稳定和撕裂,以及事物的变迁。诗人小心翼翼地丈量着生活,“我的处境非常复杂,/正如在细雨中渐渐模糊/的几张布告栏海报之一。”
完成度更高的《剥肉桂的人》有着翁达杰独特的旋律,这样的旋律起源于他对莱昂纳德·科恩的关注和研究,后者以旋律来治愈暴力,最终走向了庞德意义上的以旋律为主导的独白诗学。《老鼠果冻》《当金刚遇到华莱士·史蒂文斯》就是旋律的实践。印度的拉格(印度古典音乐中旋律体系)对翁达杰也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在它的旋律中,神话和现实中的人共舞。当然,他的诗歌也微妙地吸收了俳句。

《淘汰舞》是一次更实验性的文本。这首诗歌由一个个指令构成,符合指令的人离开舞池。偶然中,这首诗歌似乎可以形容当代科学对于人类的消除,这样大规模的消除也是晚近的现实。
翁达杰的诗歌被现代性所俘获,他的诗性之光悬挂在现代废墟城之上。当读者“在传奇、灌木丛、故去、历史、记忆、神话的迷雾里做出发现,记忆,创造”,不要停下来,因为稍不留神,“文明的、道德的人类生活就会跌入深渊。”
本文原载于2019年9月28日《新京报书评周刊》B02版、B05版。撰文:陶立夏 后商。编辑:张进 榕小崧 喻子豪;校对:翟永军 赵琳。未经出版社和新京报书面授权不得转载,欢迎转发至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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