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通鉴论》第十四卷谢安事迹

王夫之《读通鉴论》，多为对历史人物的评鉴。卷十四起于东晋哀帝，至恭帝为止。对于其中关于谢安的评论，颇多裨益。尤其于我最近所遭遇的事工之中诸多人事艰难。

大抵谢安算是我的同姓名人，所以少年时代便有过一些关心。很多历史评论里面，谢安是“东晋一相”。东晋有很多宰相，但是在史家看来真正的宰相只有谢安一人。最多，大概是谢安和王导两人。王夫之的评论，对于谢安的太元之制，反经行权以应无道之世，建北府以重朝权之社稷之功，皆首肯而力赞之。然而，对于谢安身后，无人可以匡扶晋室，致使恒玄之乱，则追责于安。所责于安者，大概是对于人才之培养不够。

所谓人才培养不够，不是谢安不培养人。谢安主政十数年，谢氏子弟子兰玉树，北府兵便是其侄谢玄所建立督导。但是谢安崇尚黄老之道，又惜名过甚。王夫之称，“安，学于老式者也，故能以力建大勋之子弟，使远引以全名。而宗族虽有贤者，皆无列于朝右……”

谢安主政初期，作为新进，一身是胆，深思熟虑。请崇德皇后摄政，”奉太后为名，以引大权归己“，而任国之安危。”非虽常非，有时则必行“。这大概是谢安对此写就的注脚。王谢齐名的东晋时代，同朝的王氏大贤王彪之，持”万世不易之大经“以议，母后之不宜临朝，要阻止谢安的反经行为。谢安并不听从王彪之的意见，但因此更加佩服他的为人正直，”朝廷大事，王公无不立决“。

明仁义，使机权。这里面有很深的世界。王守仁在正德年间，在庐陵县的事迹，一面是如儒家的仁义教化，劝导教化刁民，”必也无讼“；一面比及法家，互保连坐等手段。一明一暗，移风易俗，而至于功成。”明“与”使“之间，是经与权。

王彪之所持者经，这是正理，是不易之道。故而其议虽不用（是虽常是，有时而不用），其言不可废也。”审经以为权，权之常也；反经以行权，权之变也；当无道之天下，积习深而事势违，不获已而用之，一用而不可再者也。故君子慎言权也。“

谢安着眼，在于以其面对之时局时势。谢安新进，任国之安危。而当时朝廷之用人传统，重世臣而轻新进。谢安虽出自望族，但是并没有社稷之功，也不是先帝托孤之顾命大臣，并且家族中的兄长才在朝中以虚名取败，所以朝中众人对其大概是多有不信。并且，恒温虽然死了，但是恒冲仍将兵于外，虎视眈眈。为国之安危，谢安不得不反经行权，请崇德皇后临朝摄政（非虽常非，有时而必行），而以此推动其政令得行，令东晋转危为安。并且，举贤不避亲，委谢玄以监北府军事，以重朝权。

故而谢安临危受命，反经行权，以新进而任国之安危。王夫之皆赞肯之。而在位日久，谢安崇尚老式之言：“功成身退，天之道。”而所谓进退之道，历来都是一个人生的功课。较之于进，退之实难。很多人功成身退，只是全其身而已。在盛名之下隐退，不至于惹祸上身。而在王夫之的评论之中，君子所谓进退，进则有先，退则有后，退而无后，是不知退也。所以，如果真的知道进退之道，那么在未退之日要着手于为退做准备，那就是要培养人。

谢安前期，作为新进，能有勇气反经行权，一改时弊。后期居于高位，反而畏惧人言，“惴惴然求以弭谤，而贻国家之患”。恒冲死时，谢安本有机会削平恒式之祸，但是如果那样做，谢安担心自己父子在朝廷名位太重，以贻恒家以口实。虽然司马道子弄权，但谢安也似乎少了先前的作风。最终留下恒玄之祸端。

是虽常是，有时而不用；非虽常非，有时而必行。历史给我们很多已成之剧本，而我们自己的人生，这活着的历史之中，我们如何临机决断？犹如天天走在悬崖边上，那自由让我们眩晕。我们无法逃避这自由，因此无法逃避这自由背后的责任。而这责任，历史的审判意识，让我们不堪重负，除非，我们选择背负起它，并泰然处之，诗意地栖息于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