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时代疯狂史》读书摘要和笔记（20190922）

文艺复兴时代解放了疯狂的声音，但控制了它的暴戾，古典时代则以奇异的强力一击，将之化为沉寂。

监禁是一个大量出现的事实，而17世纪整个欧洲都可发现其标记，它其实是一个“公共秩序管理”问题。公共秩序管理在古典时代有一个非常明确的意义：使工作对所有必须以工作维生的人都成为可能和必要的，是一整套的措施。

工作被视为一种一般性的解决方法，无病不治的万灵丹，可以治愈所有悲惨遭遇的良药。工作和贫穷被当做简单的对立物；两者扩张程度互为反比。

就其（收容总署）根柢而言，这才是工作义务的意义脉络。它的意义同时既是伦理的施行，亦是道德的保障。它的价值类似苦行、处罚，像是某种内心态度的标记。能够工作并愿意工作的囚徒将会获得自由；并非由于他对社会又再变得有用，而是因为他又重新加入了人类生存的伟大契约。

在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里，疯狂进入了幽禁状态，被监禁在收容所的堡垒里，和理性、道德规定以及它们的单调暗夜相联系。——“第一部 第二章 大禁闭”

社会经验转变为科学知识，群体意识在暗中进展，直到成为实证科学：前者只是后者尚被包裹的形态，像是它在幼儿期的牙牙学语。社会经验作为一种模糊近似的知识，和知识本身具有相同的性质，而且已在朝向完美的道路上迈进。而且这么说的理由，来自知识对象先于知识存在的事实本身，因为对象是先受到初步认识，然后才由一项实证科学加以严格的掌握：如此，知识对象具有非时间性的稳定性，不受历史影响，其真相过去只是处于半睡眠的退隐状态，直到有一天，实证性将它完全唤醒为止。（注：知识、知识对象与实证的关系，实证是挖掘真相和知识的路径。）

监禁不仅扮演负面的排除者角色，它还扮演了正面的组织者角色。其中的实践和规则，构成了一个具有整体性、一致性和功能性的体验领域。在一个统一的场域中，监禁聚集了某些人物和价值，而在它们之间，先前的文化却未曾觉察出任何类似之处。监禁以难以觉察的方式，让他们和疯狂靠拢，于是便为一种体验——我们的体验——作出准备。

监禁和所有环绕它的治安制度，目的在于控制家庭结构的某一种秩序，而这种秩序同时既可以作为社会的规则，亦可作为理性的规范。家庭及其要求便成为理性的基本判准之一；要求并获得监禁体制的，首先便是家庭。（注：家庭是监禁制度的首先适用场景。）

我们会倾向于相信，魔法动作和亵渎行为被看作病理问题，是由文化停止承认其效力时开始的。事实上，至少在我们的文化里，它们被当作病态并不是经由直接的过程，而是经过一个过渡性的时代，在其中，利用的是将其信仰罪恶化的方式来解除魔法的效力。由它被当作禁忌到被当作神经质症的过程中，必须要通过一个过渡性阶段；在其中展开的内在化过程经由道德判断而来：这是反对过失的道德谴责。在这一整段过渡期间，魔法不再是世界体系中一项获得成功的技术和艺术；但它也还不是个体心理行为中针对失败的想象补偿。这时它明确处于错误和过失的分合点之上，处于这个我们难以把握的非理性领域——但古典主义对这个领域却具有相当细腻的感性，以致可以发明一种具有原创性的反应方式：监禁。

在对思想的镇压和言论的控制当中，监禁并不仅仅是惯常处罚的一种方便性变化。它有明确的意义，并且必须扮演一个非常特别的角色：借由道德约束对方，将受监人带回真理之路。

监禁使非理性明显浮现，不再因为混入过去那一片风景之中而面目模糊。它并且使非理性由抽象的暧昧之中解放出来，而一直到蒙田时代，一直到博学放荡的时代为止，这些抽象的暧昧一直使得无理智必然包含在理性的游戏之中。这些抽象的模棱两可有其必要，它将非理性包容在理性的赌注里。然而，只因为监禁的这个手势，非理性得到了解脱：它脱离了它过去曾经无处不在的世界——但它也因此被局部化了；但它也离开了原来具有辩证性的暧昧，而且也就因此，可以被圈定为一种具体的临在。现在因为有足够的距离，它可以成为直觉的对象。（注：监禁使各种非理性浮现出来，某种程度上这些非理性得到了解脱，被局部化了，从而得以被分辨并仔细的认知：疯人、放肆无度者、挥霍无度者、辱骂宗教者、炼金术士、自由放荡者、无理智者等五颜六色、杂七杂八的非理性人群，被区分出来并开始被研究。）

有一天，社会将会以“心智异化者”来命名疯人，然而非理性首先就是在这个社会之中，被当作陌生人“异化”；它就是在这个社会之中，遭到放逐和进入沉默。

我们这些和他们有所不同的现代人，我们现在才开始了解到，在疯狂、神经质症、犯罪、社会适应不良之下，流动着某种共同的焦虑体验。（注：非理性的背后的实质是焦虑。）——“第一部 第三章 惩戒与矫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