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白诗笺证稿》概述之《新乐府》之引言（目的影响形式）
一、引入
就《新乐府》而言，白尤胜于元，且为元所效仿。（见戏诗）但元讲述“新乐府写作”之理论，讲得更详细。此篇思路：先述元白之理论，再比较其作品。
二、元白理论之异同
同：
【诗歌榜样】推崇杜诗。新乐府就是对杜诗乐府的模仿。（《元氏长庆集》《白氏长庆集》）
P.s. 元为何不愿拟赋古题？
“沿袭古题，唱和重复，于文或有短长，于义咸为赘剩，尚不如寓意古题刺美见事，尤有诗人引古以讽之义焉。”《乐府古题序》
（元还认为，在这个理想上，曹刘沈鲍做到了一点，大力为之的只有杜甫一人。）
【诗歌理想】采诗观政
所以主张为文应褒贬劝惩，言之有物，实话实说。质野无妨，否则，如虚美碑诔，虽华丽雕镂，亦应禁绝。
P.s.该观点不是写的时候才有的，作《新乐府》前的三四年，元白为构策林，就持有该观点了。
异：
1.体制上：白有意模仿《诗经》体制（见下表），元、李不同。
P.s.另有可论者三：
①元和初，白蓄意采诗匡王，不数年间，作50首。韩都没做成的事，白做成了，“有志者事竟成”。
②白为何故意造语浅白？
白自己说：
辞质而径 for 易喻
言直而切 for 闻之者深戒
事覈而实 for 采之者传信
体顺而肆 for 可以播于乐章
“总而言之，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
所以，白的主张是有语境，有苦心的。白的浅白，一方面有卫道目的，另一方面， 就是要对绮丽空话矫枉过正。如果切去白的语境，断章取义，就恰好很符合某意识形态，所以对白的评价，不是出于很纯粹的文学评价。
另，读至此，很佩服白了，浅白在当时应该是被看不起的。他有点像在基督世界里宣称自己是无神论者的那个人。不同的是，白有苦心，他为的是“文学何为”的问题。（而我们不可便宜地说，“看，还是浅白/无神论好吧”，仿佛显得多高明。）而且还很有行动力，还干得好。
③有版本认为白的“首句标其目”是模仿《古诗十九首》的体例。铃木虎雄也同意，但陈反对，认为乐天是直拟《诗经》，非拟《古诗十九首》。所以他自比陈子昂和李太白。
2.句式上
白乐府和古文运动的联系
so
So乐天之作新乐府 ①本质上是把古文运动的观念推进到诗歌领域了。②相比于陈子昂李白，乐天的价值和影响，或许更大。因为后者针对的是齐梁以来士大夫的纸上摹写之句，而乐天志在改革当日民间口头俗曲。
3.主题上：元繁白专
白的目的性很强（备风谣之采择），当然追求简单而顺畅，所以经营结构，实具苦心；元则不太有如此自觉的意识，所以往往一题数意，端绪繁杂。
4.词句上
元稹有些句子取材于经史（如《立部伎》用了《小戴乐记》《史记》《乐书》），但用得颇为硬涩未融。这样的语句，在元稹晚年很少见了。白诗中从不如此。所以，白诗是元李诗的改进之作，不是没有根据的，是比较参读的出来的结论。（p130）
5.编排上：白作以时代划分，辅以首尾。元李似无系统。
（元稹的《新乐府》都是和诗，是和李绅的。元的编排似无系统，那么李的原作（已不可见）应该也无系统）
三、考证元白《新乐府》的写作时间和篇数
1.元作的时间——根据地点的历史变迁
结论：元稹此诗的写作时间为元和三年十二月以后。
过程：
元稹《西凉伎》中有“今来蹙到行原州”依一句，又提到“去京五百”。
行原州凡三徙治所（《新唐书·地理志》）：
第二次的原州距京城八百里，第一三次的泾州距京城493里（《旧唐书·地理志》），与原诗之“去京五百”符合。
广德（代宗年号）元年在元稹出生之前，所以元稹诗中指的是元和三年。又据《旧唐书·宪宗纪》的史料，得知临泾为行原州是在元和三年十二月。
所以，元稹的《新乐府》是在元和三年十二月以后才完成的，与白居易所写《新乐府》同为元和四年。
2.白作的时间：
结论：非一时之作：（1）积累而成；（2）成后也时时改动。
过程：（1）情理上：乐天《新乐府》题为“元和四年为左拾遗时作。”但陈寅恪认为，这五十首不太可能是一时之作，应该是积累了一些时日的感触，才成的。
（2）官职不符：有版本的《新乐府》序末有：元和壬辰冬长至日（元和七年）左拾遗兼翰林学士白居易序。元和五年，白担任京兆府户曹参军，官衔确实是左拾遗，但是元和七年，白以母忧退居渭上。且“兼翰林学士”这样的话，与唐人题衔惯例不一样。
白居易说自己“旧句时时改”（《白氏长庆集》），陈推测，有可能是，《新乐府》于元和四年完成后，直到七年还有改定之处，其“元和壬辰冬长至日”数字，乃改定后随笔记的日期。否则后人传写时，没有理由无端加入此数字。
3.元的写作篇数
白作共50首，自无可疑。
结论：白作应为12篇，郭茂倩误把一首五言诗编入元的《新乐府》中了。
过程：郭茂倩《乐府诗集》中说元稹的《新乐府》共13篇：“元稹序曰，李公垂作乐府新题二十篇，稹取其病时之尤急者，列而和之，盖十五而已。今所得才十二篇，又得《八骏图》一篇，总十三篇。”
陈寅恪说，今《白氏长庆集》载《新乐府》共十二篇，序文也作“十二”。郭茂倩当时所据的本字，其“十二”之“二”，可能误写作“五”。所以郭茂倩认为元作不全。又见元白诗中都有《八骏图》一诗，遂取之以补数。
但是《八骏图》是五言古诗，而元稹的新乐府是清一色的七言，不应该混为一类。何况元稹自己也说过，编辑自己的诗时，要“色类相从”“体别相附”（《元氏长庆集》），陈寅恪认为元稹是要“分别体裁”，所以更没有理由在七言诗中混入一首五言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