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马二
一， 荷马社会之确认
首先要确定荷马史诗中的社会类型，就要提及历史上古希腊的位置——爱琴海，该地区就孕育了灿烂的克里特文明（源自约2000BC－1700BC）和迈锡尼文明（源自1400BC）。因此有学者将所谓古希腊年代是由爱琴海文明开始算。Whitman的年代学是从公元前3000的早期铜器时代开始，大约在公元前1200年，多里安人的入侵毁灭了迈锡尼文明，希腊历史进入所谓“黑暗时代”。一般来说，对这一时期的了解主要来自《荷马史诗》，所以又称“荷马时代”。
那么现在的问题便是——什么是荷马时代？换言之，荷马史诗中反映的是真实历史上的哪一个年代？是多里安，还是被灭的迈锡尼？
对此问题的回答大体上有两种：单一时代说，或者混杂的时代说。（此概括未知适当否！）
带着这个问题的反思荷马史诗中所映射的世界观，社会观。一些持单一时代观的学者会认为，我们应该能从荷马史诗中找到某一史实的反映（象征或表征）。Adkins论证，在《伊利亚特》与《奥德赛》二者之间应该有某种社会系统的同一性，他是将此社会系统的单一的荷马的民族特征（某些隐藏的细节）联系起来。如果按照Adkins的说法，“荷马社会”二部歌存在共通点，那么我们就可以将两部诗进行比较，看看涉及的主要问题是什么——该社会展示了和谐程度（degree of coherence）与共通适当性（mutual appropriateness）的特征，而二者之中，哪一个才可能是历史上社会的必要条件？从而深入探讨诗歌背后的政治体制与社会文明。（倘若不是，似乎也可另辟思考空间）
然而，如果上述单一时代的说法成立，一个想当的提问便是——神话或者文学创作的诗歌并不精确地反映历史。
另外也有相应的问题会提出来——如果承认荷马社会是单一体，那么荷马史诗的创作者也应属同一人或者同一团体；并且，如果承认荷马的社会是单一体，那么历史上就可归于某段时期与事件发生的地区，但是究竟要归于哪段时间与哪个地点呢？我们似乎在诗歌中找不到确切的印证。
因此，有另一批学者便提出多元观。荷马史诗中体现的社会太过于具有凝聚力，这并不是不好，要害在于，即便诗歌所展示的社会有凝聚性，它也未必就是历史的？
双方争论有时会说，假设这样的社会是存在的话，它就不可能有其他的解释吗？（这是否就意味着存在另外解释空间？）
至少有另外学者不同于Adkins的观点，比如有人提出：荷马的社会是被理想化的，不可以展示出任何一个单一的社会，因为它太有凝聚性的，太混杂。另外也有人（A A Long）提出，事实上社会类型并不是由荷马开始的，恰恰应该在其之前。——这样我们也就更应该去探究荷马之前的真实的社会生活与价值观是怎样的，这不就更有意义吗？
“在荷马文学批评中有这样一种说法：在《伊利亚特》《奥德赛》的结构之中显现出来的‘世界’或‘世界观’，是由某个人在某个特定时间和地点建构的，甚或是由许多人在许多不同的时间的地点建构的。”（《荷马诸问题》，pp.27）以Nagy的说法，“或上溯到公元前13世纪中期之间，或上溯到公元前8世纪。”这与Whitman的看法一致。（《Homer and the heroic tradition》chapter 3）
希罗多德（Herodotus）将古希腊人分三种，爱奥尼亚人，伊奥尼亚人与多里斯人。这一区分在荷马史诗中并没有详细区分，在《奥德赛》（卷十九170）中便描写了克里特王国的状况，“有一处国土克里特，在酒色的大海中央，美丽而肥沃，波浪环抱，居民众多，多得难以胜计，共有城市九十座，不同的语言互相混杂，有阿开奥斯人、勇猛的埃特奥克瑞特斯人、库多涅斯人、蓄发的多里斯人、勇敢的佩拉斯戈斯人。”
前面已说道，大约在公元前1200年，多里安人的入侵毁灭了迈锡尼文明，希腊历史进入所谓“黑暗时代”。然而，根据考古学发现，雅典并没有被多里安人（Dorian）征服，以使得文明制度的保留并延续，这很可能是导致在荷马史诗中会出现几种历史上先后混合的文明。而这样解释的问题便是，如果按考古学的进路研究荷马史诗，哪一种才是荷马心目中理想的社会，是多里安，还是迈锡尼，甚至各取所长呢？
不管怎样？按考古学的研究进路，确实可能证实诗歌中相应的描述。
二，考古学进路
用考古学的记录可以看出背后的历史与文化。（当然也有个悖论便是越往前的历史越无迹可寻，因为所能找到的证据少之又少，而孤证又不立。）
有个明显的转变，从希腊的后青铜时期（迈锡尼）到新铁器时期。阿伽门农的墓于1876年在迈锡尼中心那里被发现。Schliemann将荷马的迈锡尼与迈锡尼矛墓Mycenaen Shaft Graves等同很快就早在300年前被拒斥，大部分是基于在历史上的希腊传统时期像特洛伊——相信在后青铜时期，像Allen（1921）， Nilsson（1933）， Page（1959）， Wace& Stubbings（1962），Blegen（1962）， Mylonas（1966）等人。与此同时Luce（1975）， Wood（1985）则认为在最后两期，还有Lorimer（1950），Gray（1947，1954，1955，1958，1968）坚持认为后青铜时期是在诗歌中的基本事件有反映的。Finley1954，1956，1957，认为是在公元前10到9世纪之间。Snodgrass（1971，1974）论证是迈锡尼与前元前8世纪两类社会的混合。Kurtz& Boardman（1971）则强调在8世纪，Morris（1986）则关注于诗歌反映的社会制度。Dickinson（1986）回到Finley所建议的年代学设置，且置于1200到900之间。
这里重要的是一个假设便是，史诗可以经由社会与物质反映而反被追溯。不是前面所说的，史诗映射社会。另外，其他考古学家与历史学家已经强调史诗在确定与增强社会政治结构的最初作用，并且推论下去，诗人艺术正是编织一张社会理想主义与物质象征主义复杂网络，甚至在最小的细节中作一部分。以这样的看法，在他们解释的任务中，主要就是去辨别诗歌中编码的信息，并联系到相匹配的社会与政治环境。
因此，接下来的任务便是一种文本考古学的事情。我们可以从《伊利亚特》中找到一些例子。
1，金属的使用。
“佩琉斯之子又取出一个沉重的铁块，力大的埃埃提昂以前把它当铁饼投掷，神样的捷足阿基琉斯杀了埃埃提昂，把铁块同其他财物一起装运上船。阿基琉斯站起来对阿尔戈斯人宣布：‘谁想赢得这件奖品，请站出来！即使他的肥田沃地离家宅很远，有了这铁块他五年不用担心缺铁。如果他的牧人或耕夫需要铁用，他们用不着进城去取，就贮在手边。’”（卷二十三826）
这里提出了关于铁的使用问题。铁在荷马那里已是一种农田耕作的工具，还是可在城交易的商品。但是在这里又当成奖品，说明铁已经开始显示出上述二者的功能，但是在当时又是一种较为稀缺的资源。并且，在历史上，将铁用于武器则是更晚的时间。这在历史上“黑暗时代”则是在公元前十到九世纪，铁的使用是达到顶峰。可以推断这里反映的时间应该是公元前十世纪之前。
在诗歌中，剑，矛，盾等具有明显的标志，阿基琉斯所使用是最高级的武器（神赋予的），而这个在希腊历史或史前中都无相应的表征物。Kirk注意到，青铜在后来是一直用于矛，箭头，斧的，而在荷马的诗歌所描述的武器中，箭头与斧的地位是较为次要的。并且从诗歌中看得出，其中青铜的数量总是足够用于这两种很平常的攻击性武器。这种用法在后青铜时代之后则不再出现，应该是基于——完整的迈锡尼时期或者其后一段时期。
2，武器装备
荷马中的装备是复合的且展示了内在的不连贯性。如同一位英雄的掷矛，刺矛。但是有另一个结论：铜甲胄，铜护胫甲，铜头盔，矛这些都是平常的装备，如《伊利亚特》里“埃阿斯向他（赫克托尔）逼近，提着一块像望楼、有七层牛皮的铜盾，提基奥斯为他制造，那人是最好的皮革匠，家住许勒城邦，他为埃阿某件用肥大公牛的皮革制造一块七层皮的发亮的盾牌，第八层铺铜。”（卷七219）而金属面的盾，镶银的剑则是迈锡尼时代或者在诗人那个时代才有的，大约是公元前八世纪。但在十到九世纪却未见到，可能有点迁徙时期（Age of Migrations）的影子。还有阿勒珊德罗的“长枪”（卷三338）；雅典娜的长枪（卷五745，卷八389）。
另外，在《伊利亚特》（卷十八到十九）中描写到武器装备的情况。“他（赫菲斯托斯）把一块坚硬的铜和锡扔进火里，又扔进去令人珍惜的黄金和白银……他首先锻造一面巨大、坚固的盾牌，盾面布满修饰，四周镶上三道闪光的边圈，再装上银我的肩带。盾面一共有五层，用无比高超的匠心在上面做出许多精美的点缀装饰……”这里用一大段篇幅来描写武器的铸造，一方面树立阿基琉斯的英雄形象，另一方面也反映出诗人在当时对这些东西的流程制作是十分清楚的，听众也十分清楚，可看出工艺制作在当时的普及程度。
3，葬礼。
这在学界无统一看法，Finley在Early Greece一书中坚持，伊利亚特与奥德赛的支撑点是在黑暗时代的。而Kurtz与Boardman都相信荷马的图景应该在几何学的与后希腊时期。Snodgrass则认为，葬礼是独立的。原因在于不是说在任一时期，所有的希腊人或伊奥尼亚人都采取火葬形式，而是，在荷马诗歌中我们看不到除火葬外的其他形式。虽然大家都清楚这个重要性，但现实中却对帕特罗克洛斯葬礼却没有精确的程序描述。
为何为有这样的情况出现？
一个解释是，陪葬品的奢侈浪费是因为物质充足吗？以赫克托尔的葬礼为例，特洛伊人用了九天的时间去搜集木柴（《伊利亚特》卷二十四784），而我们可以想象，九天能搜集到的木柴数量有多大！烧一具尸体用得着那么多木柴吗？至于木柴数量的问题，在诗歌中的相关证据是在描写帕特罗克洛斯葬礼时表明的：
“统帅阿伽门农这时从各营征集驮骡，打发士兵去收集柴薪，由勇敢的伊多墨纽斯的侍从、杰出的墨里奥涅斯主持整个差遣。战士们一个个手握宽刃砍柴利斧和坚固的绳索出发，驮骡走在前头，顺着高低不平的坡道和曲折的山径。他们来到泉水丰富的伊达山坡地，迅速挥动铜斧砍伐高大的橡树，粗壮的树干哗啦啦倒地震耳爆裂。阿开奥斯人劈开树干，用绳索把它们绑上骡背，驮骡吃力地迈腿开路，穿过茂密的荆莽，把柴薪驮到平原。……”（卷二十三110）
这表明当时需要长途跋涉去搜集木柴（确切地说是用于祭祀的优良木柴），资源并不是十分充裕。那么另外的解释也就是对英雄的崇高敬意，值得阿开奥斯人与特洛伊人花这么多人力物力筹办葬礼。另外，在如何堆柴薪，用牲口的陪葬，包括羊、牛、马、狗，甚至阿基琉斯让十二个特洛伊人陪葬。这些都可以看出帕特罗克洛斯的英雄地位。
4，游戏
帕特罗克洛斯的葬礼之后，阿基琉斯发起游戏来分配对特洛伊人胜利后的战利品分配，“这时阿基琉斯叫他们坐成圆圈留待，从船上搬来丰富的奖品：大锅、三脚鼎，许多快捷的马匹、驮骡、强壮的肥牛，还有许多腰带美丽的妇女和灰铁。”（《伊利亚特》卷二十三257）其中的游戏就有战车追逐，拳击，跑步，掷铁饼，长矛等。这已经算是荷马里的古代奥林匹克运动会了。至于该起源有两种说法，一说是古代奥林匹克运动会是为祭祀宙斯而定期举行的体育竞技活动；另一种传说与宙斯的儿子赫拉克勒斯有关。一般公认是在公元前776年，后斯巴达王和伊利斯王签订了“神圣休战月”条约期间军队的训练。由此可看出荷马将此向公平竞赛的游戏用于战利品的分配的用心良苦。
回到原来的荷马社会类型问题。这里的问题是，如果作为荷马的社会是复合的话，那么复合的理由何在？这种复合的东西从未在历史上存在过就一定会是理想的吗？抑或说，荷马根本就有一个参照物，只不过它体现得不太明显罢了？
《伊利亚特》与《奥德赛》都展现了荷马心目中英雄社会的样版。其特征包含了一个相当有自我意识、自我夸大社会部门的理想与生活方式，不仅有行动的效力，还有高贵的形象。考古学发现虽然证实了史诗的某些记载，但二者之间的矛盾的地方更加显著。Finley在《奥德修斯的世界》开创了从社会史角度研究荷马社会的传统，强调荷马史诗根本不是迈锡尼世界的向导，荷马社会应是古典时代希腊历史的起点。换言之，在荷马史诗中，英雄的口述诗歌不仅依赖于神话，甚至有可能是创造神话或者社会文明。
首先要确定荷马史诗中的社会类型，就要提及历史上古希腊的位置——爱琴海，该地区就孕育了灿烂的克里特文明（源自约2000BC－1700BC）和迈锡尼文明（源自1400BC）。因此有学者将所谓古希腊年代是由爱琴海文明开始算。Whitman的年代学是从公元前3000的早期铜器时代开始，大约在公元前1200年，多里安人的入侵毁灭了迈锡尼文明，希腊历史进入所谓“黑暗时代”。一般来说，对这一时期的了解主要来自《荷马史诗》，所以又称“荷马时代”。
那么现在的问题便是——什么是荷马时代？换言之，荷马史诗中反映的是真实历史上的哪一个年代？是多里安，还是被灭的迈锡尼？
对此问题的回答大体上有两种：单一时代说，或者混杂的时代说。（此概括未知适当否！）
带着这个问题的反思荷马史诗中所映射的世界观，社会观。一些持单一时代观的学者会认为，我们应该能从荷马史诗中找到某一史实的反映（象征或表征）。Adkins论证，在《伊利亚特》与《奥德赛》二者之间应该有某种社会系统的同一性，他是将此社会系统的单一的荷马的民族特征（某些隐藏的细节）联系起来。如果按照Adkins的说法，“荷马社会”二部歌存在共通点，那么我们就可以将两部诗进行比较，看看涉及的主要问题是什么——该社会展示了和谐程度（degree of coherence）与共通适当性（mutual appropriateness）的特征，而二者之中，哪一个才可能是历史上社会的必要条件？从而深入探讨诗歌背后的政治体制与社会文明。（倘若不是，似乎也可另辟思考空间）
然而，如果上述单一时代的说法成立，一个想当的提问便是——神话或者文学创作的诗歌并不精确地反映历史。
另外也有相应的问题会提出来——如果承认荷马社会是单一体，那么荷马史诗的创作者也应属同一人或者同一团体；并且，如果承认荷马的社会是单一体，那么历史上就可归于某段时期与事件发生的地区，但是究竟要归于哪段时间与哪个地点呢？我们似乎在诗歌中找不到确切的印证。
因此，有另一批学者便提出多元观。荷马史诗中体现的社会太过于具有凝聚力，这并不是不好，要害在于，即便诗歌所展示的社会有凝聚性，它也未必就是历史的？
双方争论有时会说，假设这样的社会是存在的话，它就不可能有其他的解释吗？（这是否就意味着存在另外解释空间？）
至少有另外学者不同于Adkins的观点，比如有人提出：荷马的社会是被理想化的，不可以展示出任何一个单一的社会，因为它太有凝聚性的，太混杂。另外也有人（A A Long）提出，事实上社会类型并不是由荷马开始的，恰恰应该在其之前。——这样我们也就更应该去探究荷马之前的真实的社会生活与价值观是怎样的，这不就更有意义吗？
“在荷马文学批评中有这样一种说法：在《伊利亚特》《奥德赛》的结构之中显现出来的‘世界’或‘世界观’，是由某个人在某个特定时间和地点建构的，甚或是由许多人在许多不同的时间的地点建构的。”（《荷马诸问题》，pp.27）以Nagy的说法，“或上溯到公元前13世纪中期之间，或上溯到公元前8世纪。”这与Whitman的看法一致。（《Homer and the heroic tradition》chapter 3）
希罗多德（Herodotus）将古希腊人分三种，爱奥尼亚人，伊奥尼亚人与多里斯人。这一区分在荷马史诗中并没有详细区分，在《奥德赛》（卷十九170）中便描写了克里特王国的状况，“有一处国土克里特，在酒色的大海中央，美丽而肥沃，波浪环抱，居民众多，多得难以胜计，共有城市九十座，不同的语言互相混杂，有阿开奥斯人、勇猛的埃特奥克瑞特斯人、库多涅斯人、蓄发的多里斯人、勇敢的佩拉斯戈斯人。”
前面已说道，大约在公元前1200年，多里安人的入侵毁灭了迈锡尼文明，希腊历史进入所谓“黑暗时代”。然而，根据考古学发现，雅典并没有被多里安人（Dorian）征服，以使得文明制度的保留并延续，这很可能是导致在荷马史诗中会出现几种历史上先后混合的文明。而这样解释的问题便是，如果按考古学的进路研究荷马史诗，哪一种才是荷马心目中理想的社会，是多里安，还是迈锡尼，甚至各取所长呢？
不管怎样？按考古学的研究进路，确实可能证实诗歌中相应的描述。
二，考古学进路
用考古学的记录可以看出背后的历史与文化。（当然也有个悖论便是越往前的历史越无迹可寻，因为所能找到的证据少之又少，而孤证又不立。）
有个明显的转变，从希腊的后青铜时期（迈锡尼）到新铁器时期。阿伽门农的墓于1876年在迈锡尼中心那里被发现。Schliemann将荷马的迈锡尼与迈锡尼矛墓Mycenaen Shaft Graves等同很快就早在300年前被拒斥，大部分是基于在历史上的希腊传统时期像特洛伊——相信在后青铜时期，像Allen（1921）， Nilsson（1933）， Page（1959）， Wace& Stubbings（1962），Blegen（1962）， Mylonas（1966）等人。与此同时Luce（1975）， Wood（1985）则认为在最后两期，还有Lorimer（1950），Gray（1947，1954，1955，1958，1968）坚持认为后青铜时期是在诗歌中的基本事件有反映的。Finley1954，1956，1957，认为是在公元前10到9世纪之间。Snodgrass（1971，1974）论证是迈锡尼与前元前8世纪两类社会的混合。Kurtz& Boardman（1971）则强调在8世纪，Morris（1986）则关注于诗歌反映的社会制度。Dickinson（1986）回到Finley所建议的年代学设置，且置于1200到900之间。
这里重要的是一个假设便是，史诗可以经由社会与物质反映而反被追溯。不是前面所说的，史诗映射社会。另外，其他考古学家与历史学家已经强调史诗在确定与增强社会政治结构的最初作用，并且推论下去，诗人艺术正是编织一张社会理想主义与物质象征主义复杂网络，甚至在最小的细节中作一部分。以这样的看法，在他们解释的任务中，主要就是去辨别诗歌中编码的信息，并联系到相匹配的社会与政治环境。
因此，接下来的任务便是一种文本考古学的事情。我们可以从《伊利亚特》中找到一些例子。
1，金属的使用。
“佩琉斯之子又取出一个沉重的铁块，力大的埃埃提昂以前把它当铁饼投掷，神样的捷足阿基琉斯杀了埃埃提昂，把铁块同其他财物一起装运上船。阿基琉斯站起来对阿尔戈斯人宣布：‘谁想赢得这件奖品，请站出来！即使他的肥田沃地离家宅很远，有了这铁块他五年不用担心缺铁。如果他的牧人或耕夫需要铁用，他们用不着进城去取，就贮在手边。’”（卷二十三826）
这里提出了关于铁的使用问题。铁在荷马那里已是一种农田耕作的工具，还是可在城交易的商品。但是在这里又当成奖品，说明铁已经开始显示出上述二者的功能，但是在当时又是一种较为稀缺的资源。并且，在历史上，将铁用于武器则是更晚的时间。这在历史上“黑暗时代”则是在公元前十到九世纪，铁的使用是达到顶峰。可以推断这里反映的时间应该是公元前十世纪之前。
在诗歌中，剑，矛，盾等具有明显的标志，阿基琉斯所使用是最高级的武器（神赋予的），而这个在希腊历史或史前中都无相应的表征物。Kirk注意到，青铜在后来是一直用于矛，箭头，斧的，而在荷马的诗歌所描述的武器中，箭头与斧的地位是较为次要的。并且从诗歌中看得出，其中青铜的数量总是足够用于这两种很平常的攻击性武器。这种用法在后青铜时代之后则不再出现，应该是基于——完整的迈锡尼时期或者其后一段时期。
2，武器装备
荷马中的装备是复合的且展示了内在的不连贯性。如同一位英雄的掷矛，刺矛。但是有另一个结论：铜甲胄，铜护胫甲，铜头盔，矛这些都是平常的装备，如《伊利亚特》里“埃阿斯向他（赫克托尔）逼近，提着一块像望楼、有七层牛皮的铜盾，提基奥斯为他制造，那人是最好的皮革匠，家住许勒城邦，他为埃阿某件用肥大公牛的皮革制造一块七层皮的发亮的盾牌，第八层铺铜。”（卷七219）而金属面的盾，镶银的剑则是迈锡尼时代或者在诗人那个时代才有的，大约是公元前八世纪。但在十到九世纪却未见到，可能有点迁徙时期（Age of Migrations）的影子。还有阿勒珊德罗的“长枪”（卷三338）；雅典娜的长枪（卷五745，卷八389）。
另外，在《伊利亚特》（卷十八到十九）中描写到武器装备的情况。“他（赫菲斯托斯）把一块坚硬的铜和锡扔进火里，又扔进去令人珍惜的黄金和白银……他首先锻造一面巨大、坚固的盾牌，盾面布满修饰，四周镶上三道闪光的边圈，再装上银我的肩带。盾面一共有五层，用无比高超的匠心在上面做出许多精美的点缀装饰……”这里用一大段篇幅来描写武器的铸造，一方面树立阿基琉斯的英雄形象，另一方面也反映出诗人在当时对这些东西的流程制作是十分清楚的，听众也十分清楚，可看出工艺制作在当时的普及程度。
3，葬礼。
这在学界无统一看法，Finley在Early Greece一书中坚持，伊利亚特与奥德赛的支撑点是在黑暗时代的。而Kurtz与Boardman都相信荷马的图景应该在几何学的与后希腊时期。Snodgrass则认为，葬礼是独立的。原因在于不是说在任一时期，所有的希腊人或伊奥尼亚人都采取火葬形式，而是，在荷马诗歌中我们看不到除火葬外的其他形式。虽然大家都清楚这个重要性，但现实中却对帕特罗克洛斯葬礼却没有精确的程序描述。
为何为有这样的情况出现？
一个解释是，陪葬品的奢侈浪费是因为物质充足吗？以赫克托尔的葬礼为例，特洛伊人用了九天的时间去搜集木柴（《伊利亚特》卷二十四784），而我们可以想象，九天能搜集到的木柴数量有多大！烧一具尸体用得着那么多木柴吗？至于木柴数量的问题，在诗歌中的相关证据是在描写帕特罗克洛斯葬礼时表明的：
“统帅阿伽门农这时从各营征集驮骡，打发士兵去收集柴薪，由勇敢的伊多墨纽斯的侍从、杰出的墨里奥涅斯主持整个差遣。战士们一个个手握宽刃砍柴利斧和坚固的绳索出发，驮骡走在前头，顺着高低不平的坡道和曲折的山径。他们来到泉水丰富的伊达山坡地，迅速挥动铜斧砍伐高大的橡树，粗壮的树干哗啦啦倒地震耳爆裂。阿开奥斯人劈开树干，用绳索把它们绑上骡背，驮骡吃力地迈腿开路，穿过茂密的荆莽，把柴薪驮到平原。……”（卷二十三110）
这表明当时需要长途跋涉去搜集木柴（确切地说是用于祭祀的优良木柴），资源并不是十分充裕。那么另外的解释也就是对英雄的崇高敬意，值得阿开奥斯人与特洛伊人花这么多人力物力筹办葬礼。另外，在如何堆柴薪，用牲口的陪葬，包括羊、牛、马、狗，甚至阿基琉斯让十二个特洛伊人陪葬。这些都可以看出帕特罗克洛斯的英雄地位。
4，游戏
帕特罗克洛斯的葬礼之后，阿基琉斯发起游戏来分配对特洛伊人胜利后的战利品分配，“这时阿基琉斯叫他们坐成圆圈留待，从船上搬来丰富的奖品：大锅、三脚鼎，许多快捷的马匹、驮骡、强壮的肥牛，还有许多腰带美丽的妇女和灰铁。”（《伊利亚特》卷二十三257）其中的游戏就有战车追逐，拳击，跑步，掷铁饼，长矛等。这已经算是荷马里的古代奥林匹克运动会了。至于该起源有两种说法，一说是古代奥林匹克运动会是为祭祀宙斯而定期举行的体育竞技活动；另一种传说与宙斯的儿子赫拉克勒斯有关。一般公认是在公元前776年，后斯巴达王和伊利斯王签订了“神圣休战月”条约期间军队的训练。由此可看出荷马将此向公平竞赛的游戏用于战利品的分配的用心良苦。
回到原来的荷马社会类型问题。这里的问题是，如果作为荷马的社会是复合的话，那么复合的理由何在？这种复合的东西从未在历史上存在过就一定会是理想的吗？抑或说，荷马根本就有一个参照物，只不过它体现得不太明显罢了？
《伊利亚特》与《奥德赛》都展现了荷马心目中英雄社会的样版。其特征包含了一个相当有自我意识、自我夸大社会部门的理想与生活方式，不仅有行动的效力，还有高贵的形象。考古学发现虽然证实了史诗的某些记载，但二者之间的矛盾的地方更加显著。Finley在《奥德修斯的世界》开创了从社会史角度研究荷马社会的传统，强调荷马史诗根本不是迈锡尼世界的向导，荷马社会应是古典时代希腊历史的起点。换言之，在荷马史诗中，英雄的口述诗歌不仅依赖于神话，甚至有可能是创造神话或者社会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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