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海书市赶集看热闹（上篇）
一
听人说，每年上海书展都办得热闹如同赶集，我去年首次亲历，颇以为然，今年尤其是如此，我从七月下旬人到上海之后，几乎每天不间断地收到上海书展相关的预热消息，甚至在书展到来以前，就已有好几场文化活动密集举办，给人一种书展早已开始的感觉。
尤其是上海译文出版社在静安嘉里中心开展的一系列活动。去年译文社几乎承包了整个思南公馆八月份的文化活动，今年则来了静安嘉里中心。我记得这次系列活动的开幕式之后紧跟着就是林少华为其译著《猫头鹰在黄昏起飞》作介绍和签售（同时摆在售书架上的还有不论声名或销量都经久未衰的《挪威的森林》——也是林少华的最著名的出道译作）。那是8月2日，林少华的到来，不仅为静安嘉里中心的文化活动启幕，似乎也在宣示上海书展的大幕正在拉开。
不过有趣的是，书展期间，台湾译者赖明珠受邀来到上海书展，而她出席的多场活动中，恰有一场就在静安嘉里中心（我本拟报名参与，却因故未成行）。赖明珠的翻译风格与林少华迥异，而她出现的关键词也大不一样。说起林少华，我们可能先想到《挪威的森林》，但是赖明珠则一直以《世界末日与冷酷异境》（《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自我标榜。也许，这种“标签”的差异，或者说两位译者选择翻译村上春树时的“初心”不同，可能便已经注定了他们在翻译策略和取向上的差异。曾有朋友说，如果让林少华、施小炜、赖明珠同开一场圆桌派对，不知道会碰撞出什么样的火花。我想，若是三人同台，那就不是火花的问题了，恐怕是硝烟弥漫，近乎于神仙打架的场面了。
除开参加林少华出场的“开幕式”以外，我只在8月17日晚上再去了一次静安嘉里中心。那次是陈超、冯涛、宋佥出席，做奥威尔的作品分享会。译文社推出了一套奥威尔作品全集，由陈超一人独自翻译——这也是近年出版的好几套形形色色的奥威尔作品集中仅见的一套一人担当的本子。不过，先期推出的小说全集和纪实作品全集，其实国内早先便已完整译介过奥威尔的小说和纪实作品，我也已经买齐了，出于对董乐山、傅惟慈、孙仲旭、李锋等前辈的信任，我没有考虑再买陈超的译本。不过今年推出的是《奥威尔杂文全集》，是散杂文全集的第一套译本，还有书评全集和战时文集，据策划编辑冯涛老师说，这些作品大概今年年底能出版。
陈超老师谈起自己翻译奥威尔的经历时说，本来他也是受的正统的主流意识形态教育直到大学，但是大学时他读到了奥威尔的作品，深受震撼。从此以后，不管是在国内教书、补习，还是到了加拿大工作，业馀从事翻译，他都始终没有忘记奥威尔，并且开始翻译奥威尔的小说和纪实作品。
之后陈超老师因为偶然的际遇认识了译文社的冯涛老师，就和他提起自己想翻译全部奥威尔作品的计划。冯涛老师的第一反应是：“你没事吧？”虽然彼时陈超老师已经几乎完成了奥威尔全部小说和纪实作品的翻译。他以为，完成这些以后工作差不多就收尾了，因为之前看董乐山翻译的《奥威尔文集》，篇幅不算特别大，他觉得全部的奥威尔散杂文作品大约也就《文集》的两三倍篇幅，结果翻译起来才发现篇幅远远不止此数。奥威尔散杂文作品的总体量，恐怕还要多于小说与纪实作品之加和。
在谈起自己翻译经历的过程中，陈超老师提起了孙仲旭。他说，如果把翻译奥威尔作品全集比作是一场马拉松的话，孙仲旭老师就是一直跑在他前方的人，既是对手，也是领跑者，他是追随着孙仲旭的背影前进的人。确实，除了常见的《一九八四》、《动物农场》以外，孙仲旭还翻译了《巴黎伦敦落魄记》和《上来透口气》，以及杰弗里·迈耶斯的《奥威尔传：冷峻的良心》。想来孙仲旭老师也有过翻译奥威尔全部作品的心思，只是天不假年，留下了太多遗憾。
而陈超老师自己的翻译风格，也和孙仲旭老师有些相似，遣词造句贴近原书句式，有些硬译的风格，但又并不生涩。他在介绍自己的翻译历程之后，也带来一些译文分享，请读者赏读评鉴。而我发现，陈超老师的译文有些地方总有一点神来之笔，这点又颇像冯涛老师。陈超老师在不回避已有中译本的情况下，决定仍然译完并且出版奥威尔的小说和纪实作品，本身就是吃力不讨好而且需要勇气的事情，但是他自己也说，译文社就是在小说和纪实作品这几种译著上给他开的是版税，散杂文全集只给他开稿费，唯待销量超过十万套（可能性不大），才会再给他一笔稿费。对于我辈早先便攒齐小说和纪实作品“百衲本”的读者来说，内心多少为不能给译者更直接的支持而感到有些遗憾，尽管译者说，但凡多一个读者读奥威尔，哪怕读的是陈超译本也好，不是陈超译本也罢，他都觉得是自己工作的回报。
而策划编辑冯涛老师和责任编辑宋佥老师，也是奥威尔的爱好者，甚至宋佥老师自己就翻译过彼得·戴维森编订的《奥威尔日记》，而此书的策划编辑正是冯涛老师。冯涛老师说，译文社在奥威尔作品中文版的出版方面是做过微小但是重要的工作的，董乐山译本《一九八四》（世纪初有过与傅惟慈译本《动物农场》合刊的本子，我作为读者，为这个合刊本后来长期未能再版感到可惜），荣如德译本《动物农场》，还有董乐山译的奥威尔散杂文集两本（原本是《奥威尔文集》一册，拆成《英国式谋杀的衰落》和《我为什么要写作》的上下册）。两位编辑和一位译者，可以说是“铁三角”组合了。
奥威尔作品在国内的出版趋于饱和，甚至有些滥了。不晓得有些出版社不愿或不能出版奥威尔，是否出于市场考虑，或者因为版本过多遭受选题限制，不过总之我还是希望，有价值的翻译能出版，并且能得到读者的认可。
二
静安嘉里中心与上海展览中心仅仅相隔一条马路，而上海展览中心才是无可争议的书展主会场。
今年的“七天七堂课”嘉宾阵容的豪华程度，相比去年可谓有过之无不及，只是我在报名通道开启的第二天才看见报名链接，点进去时已经几乎场场爆满。记得去年上海书展，“七天七堂课”虽然也采用报名制，但是现场其实并无签到程序，想入场就能入场。今年却是在友谊会堂门口有个报名观众签到领票程序，我等没有报上名的人，自然只能望门兴叹。
但此事并不意味着这次书展我便与友谊会堂绝缘，事实上，我还是进了几次友谊会堂的会场，围观了几场活动。8月14日书展首日，我便在友谊会堂一楼围观了《近代学术集林》的新书首发会。其实早先便已听说黄曙辉及其团队有个硕大无朋的近代文献影印出版计划，真的见到以后才发现竟然比我想象中的规模更大。而傅杰教授开腔介绍这套丛书的史料价值时（例如王国维的“朋友圈”和章太炎的书信集），又让我按捺不住想展读丛书的心情（虽然以我个人之力显然不可能购置其中任意一套著作集）。
当天上午，傅杰教授在上海图书馆已经就这套丛书的史料价值做过一个时间更长，内容也更丰富的讲演（上午所讲与下午所讲几无重复），而在下午，他以这样一段话结束自己的发言：
今天上午我在上图介绍这套书，我说真正能传世的书是很少的，我自己写的东西一个也不能传世，但是我说我相信这套书出来了，应该是可以传世的。首先，有很多人并不知道上海图书馆有这个书，即使知道，对于一些做近代学术史的学者，读起来也可能并不容易。现在将它们都整理收集在这套丛书中，就能为需要的人提供方便。这套书以后一定会有很高的引用率，当人们讨论到近代学术时，引用这些学者的时候，它大概会不断地出现，不断地被引用。希望这套书能够留存一百年、两百年，等到以后把它做成电子版，更希望它能够永垂不朽。
是故，就文献影印出版而言，这套丛书的价格是昂贵的，但是傅杰教授这段言论，显然也暗含着将这套书的流传寄望于“做成电子版”的设想。
对于文献的传播，尤其是公共化，我们还是应当抱有更加开放的态度才是。又或者说，至今我对如同抱残守缺一般的藏着掖着的态度，表示很不理解。正如国家图书馆古籍数字化工作终于有了进步，让我们这些日夜艳羡国外公立图书馆信息服务的读者总算有点欣慰的时候，他们却在公众号发布送邀功求“点赞”。我想我是不会点赞的，早干嘛去了这是。
另一场在友谊会堂举办的活动，是《八八沈公》的新书签售会。记得冬季的北京图书订货会结束当天下午，我才刚见到了樊希安。结果上海书展的第二天，我又见到了沈昌文。虽然“沈公”这个称呼在我听起来，貌似有些陌生。
早先我是并不知道沈公何许人也，但是三联书店却是心目中的圣地。家里人虽然对读书和出版都无甚兴趣，但被我念叨得多了，也都知道三联书店。有一次父母看电视，偶然看到一档采访节目，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我的一本课外书”，嘉宾是三联书店前总经理、《读书》杂志前主编沈昌文。久未看电视的我，那天看了电视，从头到尾。
《八八沈公》封面上的沈公扮相非常洋气酷炫，不过签售会当天，沈公朴素着装，提早半个小时就到了现场。因而有一位大约也是编辑的人，就开启了手机录像，要采访沈公。这段视频经剪辑之后，上传到了“梨视频”。沈公在受访时谈起自己为何年年来上海，说是“不忘初心”，特别谈到上海的法国公园（今天的复兴公园），他的古文和英语，很大一部分就是在上海法国公园里念的。
我那个时候的法国公园里边，有教古文、教英语，（我的）《古文观止》、我的Shakespeare，都在那儿念的，非常奇怪。我以后来上海去看法国公园已经没有这些了，可是对我来说，对我这样一个没有受过教育的人来说，法国公园是我的大学时代，是我的研究生时代。所以我非常感念上海，我对上海很敬重。
接着，采访者又问起沈公，问现在对于编辑和出版来说，是不是一个最好的时代，沈公给了一个肯定的回答。
现在应该出版的可能性很大，除了书面出版，还有IT（数位出版），还有各种。所以我希望大家很好地利用这些来为读者更好地服务。
沈公也是主张出版自由的，尽管没有锺叔河先生那样剑拔弩张地主张。大约所有沉潜于出版事业的人，都会珍视出版自由的可贵，并希望这个自由更大些，大到挣脱不应有的枷锁，达到正常国家水平的程度。不过沈公和锺老等老一辈的出版人，大概面对时下的出版环境，整体还是会乐观的吧，虽然条条框框的限制确实较多，近三四年大开历史倒车的情况不在少数，但是比起他们仍是开拓者时的到处都是禁区的时代，现在应该还是一个好的时代吧，又或者说不论是现在，或是他们的时代，都适用狄更斯《双城记》的开头。
高中时读《也无风雨也无晴》，只觉得沈公确实把波澜壮阔写得平平淡淡，也无风雨也无晴了。现在读《阁楼人语》，却分明能在看似四平八稳的字里行间，读出剑拔弩张来。再之后，读刘硕良先生编注的《春潮漫卷书香永》，更能读出彼时一边限制重重，一边又在试探性地打破禁区，当时的文化出版界也在“摸着石头过河”，而政治和市场是两块最大的石头。
和沈公要到了《阁楼人语》和《也无风雨也无晴》的签名，买了《八八沈公》签名本。看到这本祝寿集上写着“脉望编”，想起“脉望”是沈公喜用的笔名，我忍不住笑此老的调皮。
尽管沈公生日在九月，但是现场还是喊起了：“沈公，生日快乐！”而在这本《八八沈公》书后，有一份折页，是沈公行年表，在2019年这个年份，年表上写着“八十八岁，依然活跃”。是故，我们也要与沈公“何止于米，相期以茶”。
三
虽然上海书展办得如同“上海书市”，而且确实每番前去都不免大肆剁手，但是上海书展——或者说泛指所有书展——的主要作用，还是找寻新书，求先睹为快，并设法与编辑达成联系和交流。
进了书展以后自然首先前去国学馆的古联体展位。今年国学馆活动区有一项不错的节目，是长三角古联体成员社的社长来推介本社出版的好书，并且活动区边上就有一个古联体成员社的推荐书架。
首先去了凤凰出版社的展位，看他们最新出的“子海精华编”。有好些重磅读物，我在之前便已听说，最关注的是《荀子汇校汇注附考说》（下简称《荀子汇校汇注》）和《盐铁论集解》，顺带也想看看《鬻子集解》和《尸子疏证》。
《荀子汇校汇注》虽然旧版难得（收录在《齐文化丛书》），但也声名在外，我首先知道这书，是阅读廖名春老师《荀子新探》，其附录有一篇《20世纪后期大陆的荀子文献整理研究》（此文还特别提到江心力《20世纪前期的荀学研究》，但似乎对这本书的水平稍有微辞），其中提到了《荀子汇校汇注》，但是对《荀子汇校汇注》的评价，大抵沿袭王天海《〈荀子〉校勘注释源流考》一文，就此书缺点而论，一是“收采面狭窄”，对于民国、台湾、日本和80年代以来的国内的成果，遗漏甚多，二是“校注刻意分立”，因为古人校释多是校勘与释义、音读实为一体，割裂开来恐不妥当。此外，廖名春、高正、王天海、张觉等人认为，整理《荀子》，不应当再以《荀子集解》为底本。至于究竟以《古逸丛书》影宋台州本为底本（高正、王天海持此说），还是以南宋浙北刻本为底本（廖名春、张觉持此说），仍然存在分歧。
待我翻看“子海”新版《荀子汇校汇注》时，知其旧版出版以前，董治安、郑杰文两位先生的原稿其实比《齐文化丛书》本更厚实，本有“考说”，因篇幅限制而删略，后来又有原稿部分遗失的情况。“子海”本出版时，将存稿“考说”增入，根据董先生生前所作订补加以改订，请魏代富承担新撰“考说”的工作，“子海”本便形成了增订本。
我看此书凡例，可见“收采面狭窄”的问题，大体比较完满地解决了。底本未加抽换，也有“投机取巧”的因素在，毕竟“集解”可以作为“汇校汇注”的工作基础，加之《荀子集解》的底本——卢（文弨）校谢（墉）刻本，当为清儒寻常所见，以此为底本搜纳诸家解释，操作上更稳妥。而“校注分立”，实在是原书体例所限，古注校勘与释义、音读一体，但若今人做资料汇编时，全部汇集一炉而不加分别，眉目实在不够清晰，只能说“汇校”与“汇注”之间应当注重建立互文关系。若非要说新版《荀子汇校汇注》还有什么遗憾的话，大约就在于没有在“校注分立”的体制下建立足够的“互文关系”吧。类似的毛病似是此类资料汇编著作所难免，正如“子海”本《商子汇校汇注》亦难免割裂。不过目前来看，这两本书应该会成为日后研究者绕不开的资料著作吧。
《盐铁论集解》也是很好的资料汇编书。目前阅读《盐铁论》，似乎仍是以王利器先生的《盐铁论校注》为主要读本。我先前曾读过杨军老师的《〈盐铁论校注〉校读记》一文，尽管我觉得此文论述问题不少，比如一开始就对“定本”之称发难，然则此书只是藏用先生自家校注本的“定本”而已，并未说过就要给《盐铁论》提供定本了。加之藏用先生做校注的思路，本也不是做顾全版本源流和学术史脉络的资料汇编，是故以张敦仁本而不径以涂祯本为底本，似乎也不是什么大问题，至于未能参考的版本和注释，更可能是客观条件所限，《校读记》未免苛责先辈。虽然此文的批评思路有些奇怪，但是校勘方面指出的具体问题却很犀利（另有白兆麟《盐铁论注译》书中所附《〈盐铁论〉标点正误》，虽然明面是针对王贞珉先生《盐铁论译注》的标点，但其实笔锋也暗指《盐铁论校注》）。也即《盐铁论校注》的局限性（或者说本来并不承担的功能），主要有二，一是未以涂祯本为底本，并广泛参考各本，提供一个既能清理版本源流又能提供充分异文的汇校，二是未能一网打尽地参考各家注释，提供一个汇注本。所以我之前便想过是否可以涂祯本为底本，做一个盐铁论的汇校和旧注集成，来充当王利器先生《校注》的参考读本。如今《盐铁论集解》出来了，我想虽然作者的野心，肯定不止于此，但我最需要的用以补充《校注》之不逮的参考读本功能，《集解》可说是很好地完成了。
《鬻子集解》和《尸子疏证》我读来也知道是很好的资料汇编著作，但于此二书确实从来没有下过工夫，不敢评价。我的朋友太史露也在，翻过之后，认为这两本书作为资料汇编完全够格，但是《鬻子集解》除了集解之外，还添了很多应当是翻查辞书抄撮进去的注释，有些泥沙俱下的意思。《尸子疏证》虽然名曰“疏证”，但是说白了也是“集解”的功能更多，“疏证”反而像陈士珂，终嫌其言犹未尽。太史露认为，魏代富老师终究“鲁性不足，齐性有馀”，容易把许多论述看作方术来解，并加以批判，对于古书和古注的语境（尤其是经学语境），有不能顾及之处，有些说解难免显得迂阔，匪夷所思。“子海精华编”的许富宏《陶注鬼谷子校订考说》亦有此病，此书似是将《鬼谷子集校集注》的集注部分加以删略，将陶注纳入正文，校订与考说部分更像是《集校集注》中的相关部分的修订稿，而附录部分，除佚文有所增辑以外，几与《集校集注》全同。许富宏先生对《鬼谷子》的理解更偏向纵横家和方术家一派，与陶注本不相侔，是则将这些校订考说作为《集校集注》修订本，能使此书更添新光；但若是作为《陶注鬼谷子》的考说内容，未免显得有些方圆凿枘。
四
凤凰出版社边上就是齐鲁书社。我在年初的北京图书订货会齐鲁书社展位上看到了《聊斋俚曲集》，这次依然见到了。网上可以找到《聊斋俚曲集》的编辑写的编辑手记，其中提到还要整理《聊斋杂著》，但是今年还没有见到。近来总觉得齐鲁书社几乎依靠《聊斋志异》吃饭了，《聊斋俚曲集》出版近一年，大家对齐鲁书社的印象却几乎仍然停留在这里，若说有什么新的消息，就是听说齐鲁书社要影印青柯亭刊本《聊斋志异》，以及因而又有读者问起齐鲁书社是否还要影印铸雪斋抄本等等。
但是齐鲁书社毕竟给人一种衰势显露的感觉，就以《聊斋志异》来说，本来在齐鲁书社出版的任笃行《全校会注集评聊斋志异》，修订本却转去了人民文学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曾出过路大荒先生整理的《蒲松龄集》，关德栋等先生编纂的《聊斋志异戏曲集》、《聊斋志异说唱集》，都绝版已久，而路大荒先生的《蒲松龄年谱》更是初版就在齐鲁书社。也即，齐鲁书社固然可以把蒲松龄作为看家书籍，但是照目前的出版情况来看，远未形成规模，一定程度上也显得齐鲁书社的魄力并不充足。
齐鲁书社的展位上有《孙子兵法新译》、《孙膑兵法新译》各一本，这两本书和天津古籍出版社的《六韬新译》、《尉缭子新译》隐隐然形成了一套丛书，因为这几本书中，附了银雀山汉墓竹简的摹本和释文，这是全书最有学术价值的部分。后来齐鲁书社“齐鲁文化经典文库”丛书的《孙子兵法译注 孙膑兵法译注》和《武经七书新译》，便不再收入银雀山竹简本的摹本了，这是极为可惜的事情。
同样可惜的事情还不在少，例如《齐文化丛书》的“文献集成”就颇有单独抽出印行的价值，如锺肇鹏等先生合注的《管子简释》，在《管子》书通俗注本中可谓后无来者，齐鲁书社不直接取用再版，反而另取别书，实非上策。《秦汉齐博士论议集》、《稷下七子捃逸》虽然是径取清人辑佚书加以点校，但若能多做校证、新辑佚文，单行印出，也颇便学界。《齐兵书》、《齐黄老书》等也可再做译注工作以后推出，这些都是可以着手进行的工作。而今只有赵蔚芝先生《晏子春秋注解》收入“齐鲁文化经典文库”，《荀子汇校汇注》和《七纬》则分别花落凤凰出版社和中华书局，其馀仍然蒙尘。
这次倒是看到了《榆下夕拾》，是先前也在齐鲁书社出版的《黄裳手稿五种》的编者凌济编成的，这个书名似是仿照《榆下说书》、《榆下杂说》等书的题目，给人一种“辑佚”的感觉，收入的也都是散见报刊而未曾收入文集的文字，以及分藏于各人的信札、题词、题跋等。说起来，黄裳先生在古籍读者圈中最为脍炙人口的作品是《前尘梦影新录》和《清代版刻一隅》两书，而黄裳先生当年在给这两本书的编辑信中说：“我是山东人，能得出书于桑梓之地，亦幸事也。”今年书展首日，就有《黄裳集》的新书发布会，这套文集的确在“桑梓之地”出版，但不是齐鲁书社了，而是山东人民出版社。
山东人民出版社在书展前日匆匆发布《黄裳集》的新书预告，从微信公众号推送来看，分为“创作卷”三册、“古籍研究卷”三册、“译文卷”四册，米黄色封面，看起来像是精装本。书展只发布“创作卷”的《锦帆集 锦帆集外 关于美国兵》和“古籍研究卷”的两卷《前尘梦影新录》、《清代版刻一隅（汇编本）》（所谓“汇编本”，是因为初版在齐鲁书社，再版在复旦大学出版社，再版作了一些篇目抽换，并且似乎重新扫了书影图片。这次“汇编本”，便是以复旦社本为底本，收录齐鲁本原有，而复旦社本抽换掉的篇目，但是这些篇目的古籍书影图片却未经过重新扫描图片，看起来仿佛“马赛克本”，是“汇编本”工作留下的疏失），我一见却很失望，色调是米黄色但显得浅，并且只是平装本，封面也容易染脏。我甚至想拍张照片，和山东人民社推送的配图拼在一起看，足以形成“卖家秀”、“买家秀”的鲜明对比。根据《黄裳集》主要编者之一的陈子善先生在新书发布会所说的，这套《黄裳集》不止十卷之数，还会有更多的黄裳先生的作品收入其中，形成“准全集”。我后来还翻到李辉先生《我读陆公子》（陆公子指陆灏）一文，才知道根据计划，还有“题跋卷”和“书信卷”，“日记卷”因为家属要求影响，可能选择不出（照如此说，陈子善先生在《榆下夕拾》的前言中大量引用黄裳先生的日记，恐有微意在焉）。
书展第二日有《榆下夕拾》的发布会，编者凌济和序言作者陈子善都到场，但我因故未去。齐鲁书社未能承接《黄裳集》的出版，我觉得还是可惜的，加之齐鲁书社在出版黄裳先生的作品方面，就装帧设计来说至少还是用心的，私以为山东人民社的封面选材，未免对黄裳先生不够厚道。
我本来还想着齐鲁书社是否能趁着黄裳先生百年诞辰，也出几本黄裳先生的作品，比如《前尘梦影新录》的手稿影印本之类，又或者出版一套“榆下”书。但是上网一查，早在前年，黄裳先生的怀人文章已经辑为《榆下怀人》一书收在北京出版社“述往丛书”中了，而《榆下说书》也在今年被文津出版社（我长期怀疑文津出版社是不是北京出版社的副牌）收录于“大家书话”丛书。我倒怀疑文津出版社是不是也把《榆下杂说》的版权谈下来了。至于“来燕榭”系列倒是从未有一本与齐鲁书社有过关系。照如此看，齐鲁书社也就分到一本黄裳而已。
黄裳先生的百年诞辰确实还是挺热闹。去年才听说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一本《黄裳致李辉信札》，这是一个彩色影印本，除了致李辉信札以外，还收录十一种题跋手迹和一篇文章原稿手迹。今年在古联体展位看到浙人美社新近出版《黄裳致李辉信札（释文本）》，我翻阅了一下，感觉释文本收录的内容大抵会比影印本少一些，但是既然书名都叫“黄裳致李辉信札”，这两本书应该会有配合阅读的空间吧。
五
上海古籍出版社今年新出的品种多是“中国古典文学丛书”的重排再版本。以前大家总是说，中华书局对老铅印本的重排再版是“抽风”式的，“新编诸子集成”丛书就是在最近几年不知怎么，其主要品种都“突突突”地重排了，有些旧铅印本的重排甚至与“中华国学文库”出版横排简体本形成了联动关系。与此同时，大家觉得此前上海古籍出版社对老铅印本的重排再版却是“瘫痪”式的，冷不丁地重排一本，但往后又没听说再重排哪一本书了，只要漫漶程度还不至于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影印本江侠庵编译《先秦经籍考》的程度，就敢厚着脸皮继续重印，打死不重排。
而自从上古社开始出“中国古典文学丛书”典藏本的时候，他们似乎开始有计划地重排过去的本子了——不一定是老铅印本，旧排印本也有些加以重排的。大抵之前上古社这套丛书，版式不尽相同，但字体笔画都比较细。此番系统重排的操作，就是将版式统一，字体也选用比较悦目的，但是这样就导致整体上趋向字大行稀，册数也会被拆分得多一些，价格自然要大幅度上涨。不过还是看得出上古社对这套“看家”丛书算是比较重视的，能保证重排重校的质量的话，价格会高一些就高一些吧。
继《袁宏道集笺校》重排以后，钱伯城先生整理的“三袁”又有一本重排，袁中道《珂雪斋集》，相信袁宗道《白苏斋类集》重排本很快也要与我们见面。而这次再版的“中国古典文学丛书”中，唯有《杜诗镜铨》未经重排，似是因为眉批的排版比较困难，因而这次只是采用了将初版铅印本重新扫描制版的方式，作为再版本——确实解决了《杜诗镜铨》长期以来的印制漫漶问题。其实非要做眉批的排版，技术条件上并非达不到，只能说多少还是有些避重就轻，偷懒了。
不过说到避重就轻，我个人作为文艺青年加民间科研工作者，喜欢避重就轻读些横排简体书（主要是横排，简体与否倒是无所谓，其实最喜欢横排繁体），然则“中国古典文学丛书”的简体版貌似许久没有再出新品的消息了。大约已经被上古社放到预备弃坑清单了。
新书中颇可喜的还有“国学典藏”书系的《曹植集》，其实是朱绪曾《曹集考异》和丁晏《曹集诠评》的合订本。“国学典藏”书系定位也有些奇怪，类似中华书局的“中华国学文库”。明明是出版横排简体本，并且近年来也出了诸如《龙文鞭影》、《幼学故事琼林》等训蒙读物，都是经过了规范的古籍校点的整理产品，此外自然少不了《古文观止》、《唐诗三百首》等书了，还有一些诗词集，貌似是以“词系列”丛书为基础组编出来的。但是也有一些相对更专业的读物，如《苏轼词集》其实用的是《东坡词傅幹注校证》，如《楞伽经》用的是释正受《楞伽经集注》，再如这本《曹植集》。不过“国学典藏”中一些较为专业的品种多是先有竖排繁体版收在一些学术性的丛书里，再或许根据对市场前景的估计，单独抽出来改排的。不过《曹集考异》、《曹集诠评》似乎向无整理本，并且可补赵幼文先生《曹植集校注》所不逮，大约再加董理，收入“中国古典文学丛书”出版竖排繁体本，应该是不错的主意。
倒是早先曾见“国学典藏”丛书的《山海经》用的郝懿行《山海经笺疏》，点校者沈海波，但我好像在哪个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资助项目的名单看到《山海经笺疏》点校本，应该是竖排繁体形式出版才对，而且这个简体横排版《山海经》书中并没有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资助项目的标识。今年上海书展才在展位上看到了这本书的竖排繁体版，其中便有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资助项目的标识。
然则此书出版横排简体本时，即被人指出讹误颇多，直到竖排繁体版，依然有许多错误。不禁生出一番感慨，《山海经》之为奇书也，一向销行甚广。然其古本与旧注，着眼者颇寥寥。即如有清一代，吴志伊、汪灿人、毕秋帆等辈撰述，虽功绩甚著，而未见董理。惟郝兰皋笺疏，独受青睐，近年海上竟有多种整理本陆续梓行，然其间版本淆乱、义例龃龉、点校粗疏者，所见多有。目前只好翘首期待中华书局“新编诸子集成续编”本《山海经笺疏》能够后出转精了。
直到书展后半程，我才经友人告知，广陵书社也带了一些书来，但只是窝在长三角古联体推荐书柜的展位上，不太有存在感。自购买《扬州学派年谱合刊》和《仪顾堂集辑校》以来，我似乎就未再关注与购买广陵书社的古籍整理书了，早先的《仪徵刘申叔遗书》和新近的《曾朴全集》风闻皆好，但实在购置不起。《焦循全集》则不仅是买不起的问题，有些带着“吃不着葡萄说葡萄酸”的语气来说，这套《全集》大多以焦氏家刻本及其翻刻本作为底本和校本，《皇清经解》本却少见参用，是故校勘大约称不上尽善尽美（虽然《皇清经解》所收焦氏著作大多校刻质量也都一般）。
这次带来的是我念叨已久的《仪徵刘氏集》，是刘文淇、刘毓崧、刘寿曾的诗文集整理本，而且竟然采用了专名线。不过，书前署名“广陵书社编辑部”的“整理说明”如是说道：“对于仪徵刘氏遗稿的全面整理，尚需多方努力，共同完成，以便展示仪徵刘氏四世传经、经世致用的家风与学风，从而更好地为清代学术研究与扬州文化建设服务。”大约以后，会有卷帙更大的仪徵刘氏诗文集、著作集面世。此外我还听闻，《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中华书局和广陵书社各有一个整理本，整理工作都在稳步推进中。仪徵刘氏著作的全面整理，未来可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