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台上的父亲》作者：邵丽
创作谈 | 父亲的历史
这个父亲并不是我的父亲，是我书写父亲角色中的一个。当然，我一直试图寻找各种角度思考我与父亲的关系，而且这个问题过去我已经说了很多。我想，今后依然是。我总觉得我欠父亲很多，况且现在他在另一个世界。对于重新认识父亲，我更具主动性。
我常常认为，父女关系对于我来说恐怕不是一个话头，而是一个庞大的话题。我曾经在一篇文章里讲过，我小的时候，大概有五六岁吧，随手划破了一张领袖像。父亲因此受到了牵连，他动手打了我，因此造成我们父女关系的疏离。一直到他去世，我们的关系也没有真正和解。
现实生活中，也不仅仅是我，仅就我的有限接触而言，我觉得恰如其分地处理父女或者父子关系，是一个非常大的难题。其实，如果这个问题往深处想，是非常令人纠结、也是非常令人伤感的。就问题的本质而言，父亲既是真实的存在，又是极具象征性的一个符号。人类社会是一个男权社会，无论在公共领域还是家庭这个私密领域，父亲都代表着权威。但父亲的权威因为过于程式化，实际上反而被虚置了。说起来父亲是权力的化身，或者是权力本身。但在一个家庭的实际生活中，真正组织和管理家庭的基本上都是母亲。一方面是父亲无处不在，另外一方面，父亲永远都是缺失的。
我们对父亲的反叛，仿佛是成长的标志。对于一个成长中的孩子而言，父亲是用来被打倒的，甚至可以说，我们对社会的抗争其实就是对父权的抵抗。这往往成为我们与父亲的隔膜。
也不唯独东方，这个问题在西方也是如此。在希腊神话中，即使是神，也不能免俗，父子关系一直是个死结。弑父情结，即俄狄浦斯情结，也是人类的悲剧根源之一。
在《天台上的父亲》这部作品里，我试图通过一个极端事件——患了抑郁症的父亲想自杀，一家人便以爱的名义开始监督他——来剖析父子、父女，当然还包括夫妻关系中存在的问题。他们可能认为，为了防止父亲自杀而监督他的行为，具有极大的正当性。只要动机是出于爱，不管怎么做都是对的。因此他们义无反顾，也是理所应当地做出了这个决定。他们认为不惜代价保护父亲的生命，是一个值得肯定的壮举。然而，很多时候对亲情造成伤害的，往往就是所谓的爱，而不是理解。他们从来没有想着要走进父亲的内心世界，试图去理解他。
像大多数情感悖论一样，爱的背面就是怨或恨。时间一久，事情慢慢就发生了变化。不容置疑的爱，变成了疲惫，甚至是埋怨和逃离，到后来以至于发展到“你怎么还不死啊”这样的责备。
有一句俗语，叫做“百日床前无孝子”，我觉得是最好的一个注脚。中国传统文化的亲亲之道，只构成尊卑有序的社会关系，而这种关系，只是一种服从和敬畏，而不是真正的理解、宽容和爱。
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的父亲都在天台上，我们从来没有试图靠近过父亲。这个结结了这么久，它背负着历史、文化、习俗和习惯的包袱，需要我们慢慢把它解开，从而把父亲从“天台”上找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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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台上的父亲》作者：邵丽
《收获》2019年第3期
一
也许是离开那个城市后我改变了信仰。其实也无所谓改不改变，一直以来我就没有坚定的信仰。妹妹一直说我迷信。我迷信了几十年，是从母亲那里传过来的。她是一个泛神论者，神灵附着在任何一个老旧的事物上。尤其是我父亲刚死的那段时间，她更加疑神疑鬼，即使是一根绳子，她都会端详半天，好像那上面写着神的启示似的。
我喜欢这个新来的城市的新区，它好像凭空多出来这么一部分，虽然与老城区仅仅隔了一条快速通道，却是另外一个世界了。它的空气像是刚刚过滤过，有真正的青草、河滩和森林的气味。我喜欢在夜晚独自穿过由石条铺成的曲曲弯弯的人行步道，像踩过一排排钢琴键。在道路的尽头，有一家小食店，卖一种当地的小吃，生意相当好。有一次，我饿了，进去要了一碗面，竟然排了半天队。
小食店的老板娘是个厉害角色。那天跟在我后面进去的是个小姑娘，那姑娘抱着她的狗，一只咖啡色的泰迪。她刚刚进门，女老板尖利的声音就叫了起来，让狗马上出去。女孩愣了一下，面色变得通红，抱着狗羞惭而去。
面吃到一半，我越想越不对头，竟然一点胃口都没了，推开碗走了出去。我自己也觉得奇怪，莫名其妙地生了气，也许是生那个女老板的气，也许是生那个抱狗的女孩的，也许是生自己的。反正是气鼓鼓地走了。父亲不在后，我的情绪在慢慢平复，已经不再那么焦躁、暴戾和善变。想起父亲在的时候，这个点他已经睡觉了。他就像一座时钟，到点该干什么就必须干什么，典型的强迫症。有一天傍晚，他看了一下表，到喝粥时间了。我母亲因为老家来了客人，耽误了一点时间。他气恼得把水杯都蹾碎了，弄得客人脸上红一阵白一阵的。
“过去他不这样啊！不是这样子啊！”我母亲老是跟我这样抱怨。过去他确实不这样，没退休之前，他是多么细心周全的一个人啊！每次下班进家门之前，老是听到他跟周围邻居打招呼的声音。虽然那声音低调、谦和得像讨好似的，但有一股感染人的韧劲儿，把我们的日子铺垫得绵密厚实。所谓岁月静好，就是那副模样吧。
某一天，一切都忽然起了变化。哦，对，开始时不是一切，只是有一些东西在起变化。退休之后，他的生活在慢慢缩小，像一个剩馒头，在变干，在缩水。他很少再走出屋外，即使晒太阳，也缩在阳台的藤沙发上。他频繁地看表，每小时必须听一次天气预报;新闻联播前五分钟，准时坐到客厅沙发上打开电视。
他为自己的一切都做上标记，好像该怎样生活，还得看看他插的路标。
那家小食店今天好像客人并不多。一个年轻姑娘坐在靠门的地方，一边看手机，一边吃着碗里的烩菜。那是一种掺杂着羊肉、白菜、炸豆腐丝和粉条的地方小吃，名字叫豆腐菜，这家店也是因为这个菜而出名。但我不大喜欢吃这个，我喜欢吃他们的羊肉汤面。
父亲过去爱吃羊肉，也爱吃豆腐。但他喜欢分开吃，不喜欢烩一起。他吃羊肉就是清水煮一下，然后捞出来，切成片，再用原汤冲成羊肉汤，里面什么调料都不放，原汁原味。豆腐也是，在水里煮一下，或者蒸一下，在小碟子里调一点料，就那样蘸着吃。
他退休的第一个国庆节，我们带他去郊区的农场玩儿，那里有个养殖场。他兴致勃勃地定了四只羊，说等春节的时候杀了吃。结果等到春节，我们带着他过去，他看到一群小羊羔追着母羊咩咩地跑，就心软了，不忍心让人家杀。
父亲死后，有一次我和妹妹趁假期带着孩子们到农场玩儿，路过养殖场，当她看到一群羊的时候，突然捂着嘴蹲在路边失声痛哭。我知道她想起了父亲，但我不知道该怎么安慰她。其实，很久以来，我们都无法安慰自己。刚刚过去的事情既像一个伤口，更像是到处游走的内伤，无从安抚。
二
我跟妹妹一起的时候，她几次都想努力回忆父亲跳楼的那个下午的一些细节，但不是很成功。不过，与其说是她忘记了，倒还不如说她宁愿自己忘记了。
在那之前，因为妹妹，也因为我，我已经从父母所在的城市搬迁到她生活的这个城市，两个城市相距一百四十三公里。这样，一来可以在她去照顾父亲的时候，我去照顾她的孩子；二来也是想逃脱那个逼仄的环境，出来透透气。守了父亲一年多时间，我几乎抑郁了。夜里莫名其妙地惊坐起，就再也睡不着了，整夜整夜地大睁着眼，大把大把地掉头发。开始我每天吃普通的安定，后来效果不好，就改用级别更高的，一直服用超过普通安定好多倍含量的药，据说那是正常人所能承受的极限。开药的医生反复对我说，你服药的时候一定要坐在床边，不然的话，可能吃完走不到床前就睡着了。但是这药对我没用，几乎没一点用，还是彻夜失眠。即使浅睡片刻，稍微有一点声音，我便一身大汗，惊厥得心脏好像要跳出来。
刚好闺蜜给我打电话，让我帮她运作一个项目。也刚好，她在妹妹所在的这个城市。我毫不迟疑，一口便答应了。我觉得那是生活对我关闭所有大门、在我走投无路之际，上帝给我打开的另一扇窗口。我必须猱身而上。
可是，当我面对妹妹，当她一遍又一遍地回忆那些细节的时候，我觉得，我就像赤脚踏在一团棉花上，或者是一团云。我们一直漫无目的地往前走，根本看不清楚眼前脚下的一切。
那个下午，那个燠热难耐的下午，到底发生了什么？按照妹妹的叙述，我仔细拼贴并努力还原那天发生的事情。妹妹说，那天本来该哥哥过来替换她看守父亲。母亲一早就买好了荠菜，给哥哥包他喜欢吃的荠菜馅饺子。包好饺子，十一点多了，又等了一会儿哥哥才来。他过来刚刚坐下不久，电话就追了过来，是嫂子的电话。两个人乒乒乓乓在电话里吵了起来，母亲的笑脸不见了，一会儿愁得眼看要拧出水来。妹妹朝哥哥打个手势，意思是让他小声一点。哥哥气得摆了摆手，说，不吃了！甩上门就走了。
她再打他电话，要么占线，要么无人接听。
妹妹和父母亲按时吃午饭。吃过午饭，按照惯例，看守父亲的人中午都要小憩一会儿。母亲中午不习惯午睡，由她来照看父亲。
本来妹妹已经回房间休息了，但是她好像听到了异常的响动，像是父亲窸窸窣窣的脚步声。她不放心，起来到父亲的房间，看到父亲和衣躺在床上，面朝里，好像睡得很熟的样子。于是她便回到自己的房间睡下了。她睡了不到半个小时就起来了，觉得屋子里静得怕人，她先走到母亲的房间。母亲像往常一样，安静地坐在那里，在翻看一本旧书。她问，我爸呢？母亲愣了一下，用手指了指父亲的房间。
妹妹走到父亲的房间，看到房间里空空如也。父亲不在房间。她觉得事情不妙，还没等她回过神来，家里的座机铃声大作。有人打电话报信说，父亲从我们小区西面人民会堂的天台上跳下来了——我父亲的一个下属在人民会堂前的广场散步，抬头看见楼顶上站着个人，像是我父亲。他心里嘀咕着，他爬那么老高是干吗呢？正在犹豫着要不要给我父亲招手打个招呼，就看见他往前一倾，好像有人从后面踹了他一脚，随后便如一只笨鸟般飞了下来。
三
父亲跳楼那天，我正在外面参加一个开业剪彩。剪完彩，又参加午宴。等整个活动结束，我看到几十个未接来电，主要是我哥哥和妹妹打来的。我心头一紧，想着家里肯定出了什么事儿，就赶紧给我妹妹打过去。妹妹说,你赶紧回来，父亲跳楼了！
当时我好像被什么撞击了一下，脑子里一片空白，真说不清楚自己是什么心情,说是震惊或者悲伤吧，还真不是。说是轻松？也不完全是，反正就像是跑完马拉松，那种既松懈又虚脱的感觉。
莫名其妙地，想起周作人写的一件事，当他听到自己心心念念的初恋杨三姑娘患霍乱死了之后似乎很是安静,仿佛心里有一块大石头已经放下了”。
对,仿佛就是这种感觉。
在此之前，很久很久，我把自己沉到繁琐的事务中，我必须把自己变成另外一个人，才能保持自己。这话听着拗口，其实就是那么回事儿。
刚好上面说到的我的一个闺蜜，她老公是搞房地产开发的，在郊外盖了一另市场，专门给她辟出一栋楼，让她按照自己的喜爱随便折腾。她不知怎么迷上了城市生活空间美学，决计玩儿这个。不过这玩意儿是什么东西，我们都说不清楚，可能就是因为说不清楚，大家都很兴奋。马不停蹄地跑到北上广深，还有成都，去看人家怎么做的。还天天到网上收集资料,一副煞有介事的样子。那些新鲜的、好像从生活中刚刚长出来的话语天天挂在嘴边，什么场景式空间呈现及场景革命营销手段,什么长期积淀所产生的生活方式,什么家具、艺术品和主人的关系。其实说穿了，在这些富丽堂皇的话语下面，不过还是卖家具,卖茶，只是把庸俗的赚钱套上华丽的美学空间外衣而已。
管他呢,我需要的，无非就是忙活，别停下来就行。
我的这个朋友,人家就是活得明白，按她的话说,什么时候活糊涂了，也就活明白了。她就是一个糊涂得说不清楚的人，说不清楚她天天在干什么，也说不清楚她喜欢什么。一会儿在东区学古筝，一会儿又在茶城听茶艺课，再过一会儿，跟着人家给流浪狗搞慈善。
不管怎么说，在一个新的地方，我需要一份工作,刚好也有工作需要我。我要把自己深深地埋在工作里。我必须逃离某些东西，达到某种新的平衡,可以让我自由自在地呼吸、欢笑或者静思，这才能让我们所有人都轻松,包括我周围的朋友，包括我的家人。这样子看起来，生活并没有变化，还保留着完整的样子，我不亏欠任何人，任何人也不亏欠我。
但是那天下午妹妹的那个电话,让这一切戛然而止。我匆匆结束了活动，没有参加他们的茶聚，同时也推掉了一系列类似的活动。一直到坐在回去的车上,我才感觉到我与父亲的各种联系，不是因为他的死而中断了，而是相反，像突然通了电似的，那些生动的场景，杂沓的细节，纷纷扰扰地来到我面前。但我明白，那已经于事无补，就像我们曾经被父亲遗忘的那些岁月，疼痛，寂寞，空虚，还有恐惧。但所有这些事情，在它过去多年之后,就只剩下一片碎玻璃般扎痛的感觉了。
四
父亲死后,有很长一段时间我跟妹妹探讨我们和父亲在一起的细节。我觉得那时候她还小，不会记得那些事情。哥哥记得，他又不参与我们的讨论。
在我们很小的时候，那时候我八岁，我妹妹只有三岁多一点。父亲在县委武装部工作，后来因为什么问题，他被下放到一个偏远的部队外营地,后来，母亲也跟着过去了。他们就把我们兄妹三个寄养在乡下，我外公外婆那里。
那时候哥哥十一岁，比我大三岁，我们都没有独立生活的能力。外公外婆有好几个孩子,他们的好几个孩子又各自有好几个孩子，都丢给外公外婆照看。这些孩子年龄也跟我们差不多。那时候正是经济困难时期，生活条件极差。吃饭的时候我们不会抢，只有等着他们吃完，才能轮到我们。饭要么不够吃,要么已经凉了。外婆每天睁开眼睛就忙，但还是照顾不过来，等想到我们的时候,她已经累得话都说不出来了。有时候，她会把我妹
妹揽在怀里，还没等她说话，妹妹已经睡着了，有时候是饿睡着的。
外公为了贴补家用,有时候出去打渔，有时候出去干个手工活，每天都是很晚才回到家里。他回来的时候，一般我们都睡了。有一次他回来早了，就坐在门口抽烟。等到很晚很晚，其他的孩子都走了，他从怀里拿出三块烤红薯，给我们三个每人一块，那红薯还带着他的体温。我们三个狼吞虎咽，还没品出来味道就没有了。
其间母亲来过几次。她骑着自行车，从几十里外赶来，浑身冒着热气。每次她都陪我们吃完晚饭，待我们都睡着了才走。父亲一次都没来过,母亲没说过他，我们也不敢问。有关他的消息，我们一点也不知道。
我们是有父亲的孩子,这一点在当时、当地非常重要。可是，我们的父亲呢？有一次哥哥跟我说’他觉得爸爸肯定是被抓走了，不然的话，不可能从不回来看我们，也不让妈妈告诉我们他的消息。我吓得立马哭了起来。哥哥不知道怎么结束那个场面，自己也吓得哭起来。但是没人问我们一句为什么，可能大人都有各自的烦恼，那烦恼比我们更甚。
那是寒冷的冬天，晚上外婆也许看到我脸上已经风干的泪痕，泪水流淌过的地方，是皴裂的。她用粗糙的拇指，给我抹了半天。
其实这些东西，现在看来可能并没什么——事实上也没有什么。过去我也曾和哥哥说起过。说起这些事情，哥哥总是一副茫然的表情，要么沉默，要么就是深深地叹气，牙疼似的。跟我一样，他也不会跟父亲交流。或者怎么说呢，经历过那样的童年,我们都学会了沉默,很多埋在心里的东西，都不愿意拿出来,好像这是我们在那场磨难里,得到的唯一一样值得珍惜的东西。
其实仔细想想，在那样的时代,又是那样的环境，我们是父亲为数不多可以忽略的人吧。除了自己的亲人，父亲必须对所有人、所有事情小心翼翼。而作为他的孩子，即使被忽略，也真的没什么，那些小小的伤害，绝对不是让我们与父亲隔阂的唯一原因。它也许就像挂在我脸上被风皴裂的泪痕一样，用手指轻轻一抹，就平展了。
很多年里，父亲没有给我们谈论过曾经发生的那段历史,也从没跟我们解释过什么，一次都没有。我们也从来没有主动问起过，更不可能给他说起我们当时的感受。好像我们没有共同的历史。还有一种可能是，我们都刻意回避着那段历史。也许在父亲看来，如果他说起这些，我们会把已经忘记的东西再一点一点捡回来。然后，怎么说呢,对他会有一次结算，那是他作为一家之尊所不能接受的。而对于我们来说，更害怕的是提起这样的事情时，被父亲淡淡地打发，让我们受第二次伤害。
再后来，到他退下来之后，是不是还想说这些已不得而知，但即使想说也已经晚了。我觉得，已经晚了的意思是，他没必要说，我们也没必要听了。我们空旷、寂寞，曾经被浓烈的遗弃感伤害的心灵，已经被许多新的东西填满了。生活就是这样,从心灵到房子，都会逐一被各种各样的物事填满，直到有一天，需要重新清理为止——在清理父亲房间的时候，这样的想法一次一次拍打着我。
也许，作为一个父亲，他生养了我们，本来就不该追问对得起还是对不起的问题。但这不是全部，好像缺了什么，有什么被某种东西隔膜着，就像隔着一层脏玻璃。只是我们和父亲之间，这种隔膜，再也不可能擦干净了。
五
妹妹曾经不止一次地说，想不到父亲会自杀，他没有任何自杀的理由啊！是啊，确实没有理由。他这一辈子，不管怎么对母亲,母亲对他始终忠心耿耿,一直到他死，一直到他死后，她做到了一个妻子该做的一切；我们兄妹几个，虽然各自生活都有不如意的地方，但算总账，还是过得去的，至少没有人成为他的负累。唯一可以解释的理由是，不是跟我们的隔阂，而是他跟这个时代和解不了，他跟自己和解不了。曾几何时，他是那样风光。但他的风光是附着在他的工作上，脱离开工作，怎么说呢，他就像一只脱毛的鸡。他像从习
惯的生命链条上突然滑落了，找不到自己，也找不到可以依赖的别人。除了死，他没有更好的解决办法。
并不是妹妹最早发现父亲想自杀，而是母亲发现的。妹妹生性敏感,按她自己的话说，直觉大于理性。医学院毕业后,她分到一家医院的后勤部门，后来不甘寂寞,跳槽到一家咨询公司做人力资源管理。实际上两个单位的活儿差不多，但是她觉得在后来这个部门自在，自主性大,有成就感。
有次她跟妹夫一起回来看父亲。过去看见他们回来，父亲都高高兴兴地去买菜，饭前总要把酒打开，先和女婿喝一阵子。可是那天父亲沉默寡言，一直到吃饭都没怎么说话。
那天回去的路上，妹夫闷闷不乐。妹妹说，父亲今天的情绪不是因为我们，而是因为他自己，肯定是他自己出了问题。后来妹妹为此多次回来，她发现父亲精神低迷，而且有一种死亡的气息覆盖着他。莫非他想自杀吗？她把她的看法跟母亲说了。还没说完，母亲就捂着脸哭了起来,母亲说，她早就知道这事儿，是因为她时时处处看得紧,父亲才没机会得手。
“那你怎么不告诉姐姐?”妹妹伤心地问。
母亲说，你姐姐离婚之后，就没看见她有过笑脸。她自己带一个孩子已经够难的了，现在那孩子又非常叛逆，就不让提她爸爸的事儿，只要一说起，就发飙，把你姐姐也快逼疯了！
说起来真有点悲哀:是父亲想自杀这事儿，让我们一家人又重新聚集起来，我们分散在三个城市，几乎很少团圆。我们都结婚成家后，每年也就交叉着见那么几次，春节或者中秋节，或者其他什么事由，反正很少有为了见面而见面的。为了见面而见面，我印象中好像只有一次，就是父亲过六十大寿那—次。
六十大寿，六十岁。对于我父亲来说，真的算是大寿了。他死那一年，还未满六十四。给他过寿那一天,母亲私下里说，有人给你爸看相,说他活不过六十三。事后想，如果按周岁算，可不就是嘛！可是母亲说的时候，我们都笑。那时父亲是多么沉稳、健康啊。可能他还没意识到退休对他意味着什么，我们也盼望着他早早退下来颐养天年，可以轮流到每个孩子那里小住。
当时我们只能被迫轮流陪他了。按照母亲的安排，我、小妹，还有哥哥,要轮流看守父亲，防止他自杀。也就是说，父亲想自杀这事儿，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
我还好说，自从离婚后，虽然没跟父母住在一起，但基本天天回家吃饭，而且我还算是个自由职业者，时间可以自己掌握。原来我想着我一个人看着父亲就行，但是几天跟下来，我就支撑不住了。一个人要想严防死守另外一个人，实在是太难了。有一次我去洗手间久了一点，他已经开门走了出去。母亲在厨房做饭没发现。我头皮都是紧的，赶紧出门往楼上追。好险！好在我们提前把通往楼顶的小门锁住了，他正站在那里发呆。我拉着他的手往回走，我相信他能感觉出来我的手心像水洗的一样。
而母亲这样的决定，苦了我的哥哥和妹妹。他们都在别的城市住，虽然开车都不超过两个小时，但毕竟是各自一家人，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哥哥的婚姻也朝不保夕，跟嫂子已经分居好几年了。两个人同在一个屋顶下，却形同陌路,很难说上一句话。只要一说话，双方就火力全开，闹得天昏地暗。
妹妹的小家庭还不错，妹夫在一家上市公司当财务总监，虽然忙一点，收人很可观。只是妹妹的孩子刚刚上小学，离不开她。自从她回来值班看守父亲，孩子的学习成绩就每况愈下。有一次她接完老师的电话,半天没说话。在我的反复追问下，她才告诉我,孩子在学校打了别的孩子。老师让他喊妈妈到学校去，他告诉老师，妈妈出车祸了。老师问，你爸爸呢？他说，他们一起出的车祸！
“这么恶毒的话，他是怎么编排出来的啊?”妹妹泣不成声。
有一次，父亲当局长时候的办公室主任来看他。他带了几个凉拌菜,还带了一瓶老酒。过去父亲爱喝两口儿，可是那天俩人坐在屋子里抽了一下午烟,父亲没动一下筷子，
也没喝酒。
办公室主任走的时候，我去送他。我们是上下届同学，他跟我哥哥是好友，我跟他妹妹是好友。我们在一起情同手足，无话不谈。那天我把他一直送到小区后面的河堤上，临分手的时候，他站下来看着我说你们打算怎么办?”
我扭脸看着远处，长叹了一口气,无话可说。没人知道该怎么办。
“这样子拖下去，谁都受不了，也终究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最终会把一家人都拖垮。”他的眼里突然涌出泪水来。他跟了我父亲十几年，两人有父子般的感情，“你想想有用吗？你帮一个想活的人,可能还真有不少办法;但是，一个人如果想死,你没办法，—点办法都没有！”
六
父亲葬礼前我们家来了不少人——我觉得比葬礼那天来的人还多。他们是我父亲曾经的领导、同事、同学、同乡、下属……还有我们家多得数不过来的远亲近邻。在他们的惋惜、褒扬和悲伤里,我觉得父亲不是越来越清晰，而是越来越模糊。我真实的父亲，到底是什么样子？
父亲还上班的时候，有一次办公室主任跟我开玩笑,说与其说他是你父亲，还不如说是我父亲;我跟他在一起的时间肯定比跟你多。
这不是玩笑。这话说得一点都没错。我小的时候,父亲大部分时间在乡下，一年也见不了几次面。等他回城，我上大学去了。我大学毕业参加工作后，他基本上整天待在单位，真是以单位为家。市里干部们说，他是一个最爱开会的人。有人取笑他，说市政府一个灭鼠文件,他也得召开会议层层传达，并且让参加会议的人都表态，记录在案。
最经典的一个例子是，有一次他开会传达上级的表彰文件。开到夜里一点多，有人实在坚持不住，他终于发了善心，说实在困得很的同志,可以趴会议桌上睡一会儿。
的确如此，他退休的时候从他办公室拉回来了整整一卡车笔记本和各种文件。几乎他每天的工作、生活甚至是思想，都记录在笔记本上。有一次市政府安排的一项重点工作出了纸漏，分管的副市长带着工作组到他们单位开会,说是要追査责任。他翻出两年前的笔记本，念给工作组听：当时是谁主持开的会，谁谁谁在哪里坐，几点几分都是谁发的言，都说了什么，一清二楚。笔记本证明那项工作完全是按照副市长的安排进行的。副市长当时弄得很下不来台，说，老张，今后我们都不敢跟你打交道了，什么你都有记录啊？
是的，什么他都有记录。记录挽救了父亲，那件事情最后不了了之。
他去世后，我们收拾他的遗物。我在他的笔记本上赫然发现,他有一次跟我母亲一起去我外婆家，竟然详细记录着那天发生的所有事情。“今天陪月娥（我母亲）回家看她父母。十点零七分到家。父母在，二弟三弟在。大弟去西安。饭后，两点四十五分，三弟说了两件事情，第一……”
我拿着他的笔记本给母亲看。哪知母亲只淡淡地笑笑，说，这事儿她一直都知道。
“你爷爷就是因为爱多说话被整死的;年轻的时候，你爸也因为乱放炮被整下乡，吃了半辈子苦头儿。他也得学会保护自己嘛!”
七
哥哥总觉得父亲的死跟他有关。每次他说起这个问题，总是絮絮叨叨地说个没完:要是那天家里没生气,要是他不急着赶回去，要是……妹妹跟我说,哥哥本来就神经质,千万别跟他讨论这些问题了，否则他会抑郁。
其实不用妹妹提醒我也明白，每次跟哥哥在一起，我都刻意回避这个问题。他和父亲之间的感情,远远比我们复杂，但又是一笔糊涂账。我也知道他这么多年是怎么挣扎着走过来的。他的婚姻是父亲指定的，嫂子的父亲跟我父亲是抗美援朝时期的战友，转业之后也分到了同一个地方。她父亲也够惨的，在冰天雪地的朝鲜战场上喝了一个多月生水，回国后一直肚子疼。到医院检査一下，
说是直肠癌。把肠子切了之后化验，发现切错了，只是一般的炎症。好不容易身体恢复了，几年之后又发现患了胃癌，年纪轻轻就离开了人世。父亲和他的那些战友们，就把抚养孤儿寡母当成自己的责任,那个时候他就决定,让大我哥哥三岁的战友的女儿将来做他的儿媳。
从结婚第一天起，俩人就吵架。据说结婚当天晚上,俩人闹得把结婚证都撕了。
在婚姻这件事上，尽管哥哥从来没有原谅过父亲，但也从来没有抱怨过他。像所有事情一样，因为是父亲做的，这事儿便没有了对错。
父亲死后,哥哥每次回家都坐在他的房间里，半天也不出来。他总是望着我们俩和父亲的一张合照出神。拍这张照片的时候，哥哥上大三，我刚刚接到大学录取通知书。我们爷儿仨就站在院子里的一棵枣树前拍了一张照片。父亲说，爷爷心心念念的,就是耕读传家。现在无地可耕，但是家里出了两个大学生，也算是给了爷爷一个交代。
照片上,父亲的身体明显向哥哥那边倾斜。一九五二年，他们的部队在朝鲜战场上中了一发炮弹,他的大腿骨粉碎性骨折，手术后一直没有恢复，里面还打着一个钢钉。另外，还有一个弹片离心脏只差不到两厘米，没有让他的骨灰撒在三千里锦绣江山。后来他作为伤残军人荣归故里，在县委当了武装部长。
照相的人本来想让父亲坐在那里,但被他严词拒绝了。即使倾斜着身子，他也要稳稳地站着。
安葬了父亲之后，哥哥专门去重新洗印放大了这张照片，并郑重地放在父亲生前用的书桌上。那天他看着这张照片跟我说:“爸再也不用走路了！”
我默然无言。妹妹说得好，只要哥哥说起父亲的事儿，我们一律不接茬。他说上一阵子就过去了。
可是有一次,他把自己灌醉了，把我和妹妹堵在屋子里发酒疯。他先指责我，说我离开这个家到妹妹那个城市去，完全是因为想逃避，不想承担责任。然后他又指责妹妹,说她是老公的家奴,天天把孩子圈在自己身边，完全被自己的小家给绑架了。
“你们一个比一个自私!”
说完之后,他突然抱着头,蹲在门口失声痛哭,说是我杀死了父亲！是我们联手杀死了父亲！刚开始的时候我们爱父亲，心疼父亲，害怕他死。可是时间长了,我们还有耐心吗？我们每个人，都关心自己，可是,父亲呢？谁管？谁管?”
我坐着没动，我觉得他是借酒发疯。他说的不是醉话。可是妹妹受不了这些话，妹妹过去拍他的头，他把妹妹推开了。
他哭得像一个摔痛的小孩子。
“我们每个人都觉得自己的事儿比父亲自杀这件事儿大。有一次跟你嫂子生气，我就想赶在父亲之前自杀！那个时候我恨死父亲了，我就想，你怎么还不死啊！”
“哥！你太过分了！”我怒不可遏。
他低头痛哭，一句话都没再说。
哥哥的精神已经崩溃了。
回头想想，哥哥说的不是没有一点道理。我离开此地的目的，虽然未必完全是为了自己，但自己的因素占了大半。后来在陪伴父亲的过程中，我的情绪也已经失控了。有时候会低落到极点，自己关在屋子里一天不出门，不吃也不喝;有时候电话铃声就会让我心惊肉跳;有时候又暴躁欲狂,动不动就想发脾气,弄得我母亲都是小心翼翼地看着我的脸色说话。
父亲也一样，他也关在自己屋子里，只是让门留个缝儿。那个房间虽然比我的大一些，但是窗户被防盗窗护得严严实实。屋子里一切可以伤害身体的东西都被清理得干干净净。
他与我们，自己的老婆孩子，变成了一种敌对关系。我们防备着他，他也防备着我们。我们进行着势不两立的攻防战，真说不清楚是爱还是恨。
不久前，我的一个朋友过来，说起她的父亲。说起她父亲死后，她收拾父亲的遗物，看到父亲完整地保存着她成长过程中的一切，突然失声痛哭。我坐在她面前，不知道该怎么安慰她。我对那样的父女感情很陌
生。但是不久，我也哭了起来,想起父亲纵身一跃的那一刻，那么寒冷,那么坚定，又是那么绝望。于是，我真的哭了起来，比她哭得还伤心。
莫非，真的是我们杀死了父亲？
这句话，不过是借哥哥的口说出来罢了。我记得在父亲的葬礼上，我们互相回避着，不敢看对方的眼睛。
八
母亲这一辈子,至少在儿女们看来，从来对父亲唯命是从，她努力放低身段来成全父亲。其实母亲也算一个知识女性，她是当时县女中的高材生。自从嫁给父亲，尤其是有了我们几个之后，她就把自己深深埋在家庭生活里，而且乐此不疲。她放弃了很多进步和晋升的机会,安心做一个家庭妇女,父亲到哪里她就跟到哪里，无怨无悔。
但是我们觉得，父亲对母亲虽然说不上不好，但也说不上好。工作上的事情、他遭受的委屈、和同事的关系……他从来不说与母亲听。开始的时候，母亲还问，还打听。父亲总是像没听到一样，沉默以对。后来母亲就不再问了。
在家里，他们也像同事关系，说话客客气气的，但是缺乏烟火气。他们一辈子都没吵过嘴，我也从没有看到过他们闹什么别扭。作为后人，怎么用现代眼光去理解他们的关系呢？可能这根本就不叫爱情，也许还可以说，这就是最好的爱情。毕竟他们相互陪伴着,走了一辈子。
还有父亲的笔记本，我觉得那是他人生的备份，虽然我只简单地翻了翻，看了没几页。如果认真地翻下去，我相信他和我母亲的一切,都会记录在笔记本上。也就是说,他们的婚姻生活会有记录,一旦发生变故，他就能向组织上交代清楚。想想这些，真让人有说不出的难受。他与母亲谈心、交合、探亲……我无法想象，一个人既活在现实中，还要活在发黄的纸上。
只是在父亲想自杀的事情发生之后，母亲对父亲的态度逐渐有了变化。在夫妻和家庭关系中，她慢慢找到了自己，就像一张洗印的照片，她在其中慢慢地显影。
她悄悄地掌握了主动权，对于母亲来说，这无异于一场革命,或者是政变。
有一段时间，父亲患了支气管炎，我和母亲每天陪他去医院输液。有天下午，天气晴好，输完液之后,我没有按惯例走大路回家，而是开车绕到河堤上。从那里回我家虽然绕远了一点儿，但是人少，环境也好。
刚到河堤上的时候，父亲像往常一样表情平淡,木然地看着车窗外。走到河堤中间的广场边，他突然咦了一声，用手指点着窗外。母亲说,把车停下吧。原来他是看到了自己的一个老战友，正在广场上散步。等我们把车子停好,走到广场上的时候,父亲的那个战友已经走到树丛后面看不到了。但我们没有停下，也没有折转头往回走，而是沿着河堤一直向前,这也是母亲的意见。父亲一声不吭地夹在我和母亲之间，走了很久很久，直到他开始大口喘气，我们才在路边站了下来。
父亲又喘了一阵才慢慢平息下来。他跟我母亲说，让她跟老周——就是刚才散步那个人,他也来我家看过几次父亲——联系一下，他想和他一起，去北方看看几个战友。
“好啊，”母亲热情地鼓励道，“我跟你一起去。”
“我想自己去！”父亲眼里突然现出热切的目光,那目光到现在我还记得，是一种强烈的生的光芒，像电弧光。
“让我自己去吧！”父亲的声音几乎是在乞求了。
“不！”母亲坚决地摇摇头。
父亲把目光转向我。我也坚定地摇了摇头。
那种光，突然像断电了一样，在父亲的眼里熄灭了。
九
这一年的中秋节，天气非常好。父亲去世三周年，我们兄妹三个约好跟母亲聚在一起过节。下午母亲安排我说，去买点东西，晚上到阳台上赏月。难得母亲有这样的兴致，本来我想拉着他们一起去，但哥哥闷头坐在
父亲房间里，说他不想出去。我只好带着母亲和妹妹去了。在月饼柜台上，母亲坚持要买一块老式月饼。我知道她是给父亲买的，父亲爱这一口儿。
晚上，月亮东升的时候，我们和母亲来到阳台上。
“给你爸掰一块月饼母亲点着给父亲留的空椅子说昨天我梦见他了，他说过得还不错,就是晚上门口不安静。这几天你们去买点东西烧烧。”
我一边答应着，一边把老式月饼切四块，放在留给父亲的那把空椅子前。
哥哥低着头不说话。最近一个时期他情绪反复无常，尤其是跟嫂子离婚之后,他轻松了没几天，就重新陷在抑郁的情绪里了。
“欢子，”母亲喊着我哥的乳名，“你从来没有梦见过你爸吗？”
哥哥摇摇头，又点点头，但是没抬头。
“你爸什么都没跟你说过？”母亲问，“我怎么不相信呐！”
哥哥一脸迷茫地抬起头看着母亲，然后又低了下去。
“你也别想不开。其实你爸自杀那一天,我什么都知道。你们想想,我怎么可能不知道呢？”
我打了一个激灵，起了一身鸡皮疙瘩,感觉父亲回来了，正坐在我们中间。哥哥也诧异地抬起头来。我和他对视了一眼，看到了他眼睛里闪着的某种光亮，让我突然想起我们被寄养在外婆家,他说父亲被抓时的情景。不过只是在心里一闪而过，冰凉而疼痛。
一时间我们都沉默了，谁都不知道该怎么接母亲的话，只是看着留给父亲的那把空椅子发呆。月上中天，突然感觉天气有点凉了，也许是气氛有点凉，我站起来给母亲披上一件衣服。
母亲对我说:‘‘你把阳台上的灯打开。”
我开了灯，回头看见母亲拿出一个小布包摆在桌子上，示意哥哥打开它。哥哥把它展开，里面是一个弹片，磨得明晃晃的，铜已经变成了暗红色。
“这个东西，卡在离你爸心脏一指多远的地方，再往里挪一点他就没命了。”母亲用指头在心脏处比画着，然后把弹片对着灯光看了半天，好像它透明似的。过了一会儿，她把哥哥的手拉过来，把弹片放在哥哥的手里：“过去咱们家最难的时候，每当我想不开，你爸就把它拿出来搁在我手里，说，看看这个，还有什么想不开的？虽然最后他还是没想开,但是他让我想开了。要不是这，我真活不过来，哪还能把你们几个养大?”
哥哥拿着弹片,也朝着灯光照了照,脸上现出很复杂的神情。
“他去死，我怎么会不知道呢?”母亲又把话头转了回来，“他出去的时候，我看到了，想站起来。他就站那里狠狠地瞪着我，严厉地制止我。他知道我这一辈子都不敢违背他。不过，那时我也横下一条心，心想，只管让他走吧，看到底能会怎样！”
一片静寂。我们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儿。
“结果，他真死了。”母亲好像沉迷其中，脸上平静得像说别人的一桩旧事，“死了就死了吧，谁不死呢？所以我觉得我对得起他。这也是我最后一次成全他，最后一次按他的意见办。”
我努力克制着自己，直到一波又一波强烈的情绪过去。我知道，今天即使母亲这样说,我们也不会这样去想，至少我不会。我们知道母亲对父亲的忠诚和爱,而且，我宁愿相信她这样说只是为了安慰哥哥，她不想让我们家的最后一个男人,再爬上天台。
事情只有这样想，对生者和死者，才是最好的安慰。
的确如此。也不过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