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汇编：前三十年少数民族语的电影配音、译制

（一）当时的报刊资料：

除去这些新影片以外，电影发行部门这次还重新发行了已经放映过并且受农民喜爱的一部分故事片、农业科学技术片和纪录片，准备在春节期间给农民放映。

春节期间在农村放映的影片中有一部份是用蒙语、藏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和粤语配音的。

《农民在春节期间将看到新的国产影片》，《光明日报》，1955年12月30日。

少数民族语言的广播、电影、戏剧事业也得到巨大的发展。中央和地方广播电台已经开办了许多少数民族语言的广播节目。各民族地区的广播站也已经普遍建立起来。民族语言的电影事业也从无到有地逐渐发展起来了。

王利宾：《少数民族语文工作的巨大发展》，《光明日报》，1959年9月21日。

长白山上的电影放映队

（新华社记者 张开欣）

在吉林省长白山区的小孤岭、湖孤岭和中心山一带，无论是酷日当空的盛夏，或是大雪纷飞的寒冬，人们常常见到四个青年人肩扛放映机，手提影片箱，爬山涉水，出现在深山老林中。他们就是以解放军的硬骨头精神为榜样、十年以来工作生活在长白山上的和龙县第一电影放映队。 这个放映队建队十年来，在山区跋涉六万多里，放映四千三百二十多场，观众达一百八十多万人次，多次被评为县、自治州、省和全国的先进单位。群众赞扬他们既是电影放映队，又是宣传队、文化服务队和生产鼓动队。

让更多的农民看到电影

这个放映队负责放映的区域是离县城最远、交通最不方便的德化和芦果两个人民公社。他们巡回放映一次，就得用一个月时间，步行八百多里路，不仅要翻过三座拔海三千来米的大山，还要越过一座座峻岭和无数的小河。由新丰生产队到新兴洞生产队，距离四十里，中间有一座牛心山，坡度很大，载放映机的牛车拉不动，队员们就在牛车两旁拴上绳子，人帮牛往上拉；下坡的时候，又用绳子往回拉，以防下冲太快翻了车。由南坪生产队到斧洞生产队，虽然只有九里路，但步步上坡，要走两个多小时。有一处陡岭是八十度坡，而且满地乱石，野草丛生，牛车根本上不去，队员们就把机器拆开，一趟趟地往上背。好不容易到了山顶，又被一个险要的断崖挡住了路。这断崖足有一百多米高，下面是白浪翻腾的江水，一眼望去，胆战心惊。两根松木就是连接在断崖通向斧洞生产队唯一的“空心桥”。有的人空手也不敢走，可是放映队员却一次又一次背着机器从这座“空心桥”上走来走去，使这里的社员每月能看到一次电影。

这个放映队第一次在小洞生产队放映完电影以后，一位名叫李昌洙的老人对队员说：万万没有想到你们来到这个连车道也没有的山沟里。我今年六十岁了，再过三天就过生日，我这辈子头一回看这新鲜玩艺！李昌洙越说越高兴，他干脆就把这天算做自己的生日，跑回家把准备过生日吃的酒菜拿到放映队的住处，和队员们同餐共饮。又有一次，放映队来到仅有十二户人家的东坪生产队，并且告诉社员，以后每月来演一次，话音刚落，社员们就欢腾起来，不知是谁敲起了长鼓，人们像欢庆节日一样，围着放映队员跳起舞来。他们边舞边唱：总路线呀是太阳，照得“东坪”满屯亮，自从办起人民公社呀，电影来到了山沟里；毛主席呀住北京，他领着我们闹革命，日子越来越美好哇，感谢共产党的大恩情！

为政治服务为生产服务

当前的斗争、生产需要什么影片配合，这个放映队就选映什么影片。在抗旱修水利时，他们放映《我们村里的年轻人》、《黄河飞渡》和有关水利的科教片；在配合民兵教育时，就放映《地雷战》、《平原游击队》等；公社开展五好社员活动，就配合放映《李双双》、《红色宣传员》；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他们又配合放映了《白毛女》、《党的女儿》、《万水千山》、《夺印》等，很受干部和社员的欢迎。一次，县里要在古洞河修一座水库，各地来了不少支援的民工，当时正值寒冬，任务艰巨，放映队马上来到工地，白天参加劳动，编写黑板报，开展口头宣传，晚上就为民工放映电影。民工们看过电影《董存瑞》《上甘岭》后，自动地组织起“董存瑞”突击队，有的向工地党委表示要以上甘岭英雄们的革命精神来完成修水库任务。龙渊生产大队很多社员看完电影《槐树庄》后，还举行座谈，大家表示要向影片的主角、阶级立场坚定的郭大娘学习。影片《李双双》在德化和芦果两个人民公社的生产队普遍放映后，许多人都学习“李双双”，争取做“李双双”。

从简单解说到口头配音

这个放映队负责放映的区域，绝大部分是朝鲜族聚居地区。由于不少影片是用汉语录音，放映员在放映时用朝鲜语解说几句，观众还是不能完全理解影片的内容。于是放映队员就自己设法把影片全部对白都用朝鲜语配音。这就要求解说员既要注意银幕上的影像，又要看着脚本，把译成的朝鲜语对白朗读出来。朗读时要适合银幕上人物说话的口形，还要区分出男女老幼的不同声调和感情。对口形配音是一项艰巨的劳动。解说员崔永福第一次学着给影片《祝福》配音时，他一字不漏地把译词背了下来，而且还反复揣摩了影片中人物的感情。可是一坐在传话器前，不是说快了，就是说慢了，怎么也对不准口形；偶尔对上几句，明明画面上是老人，却发出了青年人的声音。第一次试验失败了。他想这种工作太难做，制片厂由好多译制片演员在配音室里慢慢配还不容易配准，放映队在户外由一个人给所有角色配音，而且要配得快，耳、眼、嘴同时紧张地工作，这怎么能干得了？这时县电影管理站的党支部书记郑利敦和放映队长李兴石都鼓励他，叫他不要灰心，并要他和县电影院的解说员金东昌交朋友，向他学习。有一天，崔永福去看金东昌做对口形配音示范，看他对的那么准，那么像，心里非常羡慕，就下决心勤学苦练。他经常听电台的广播剧，还拜延边话剧团演员为师，向他们学习如何塑造人物。一分辛苦换得一分收获，崔永福渐渐地掌握了配音的技巧，做到不仅口形对得准，感情、语调也能和影片中的形象比较一致了。现在，在朝鲜族居民点放映电影已全部是朝鲜语配音了。在朝鲜族和汉族混居的屯子放映电影，就让两个民族社员各坐一方，朝鲜族听朝鲜语配音，汉族听原汉语录音，做到都听懂，人人满意。

播下社会主义文化的种子

这个放映队不仅放电影，还用幻灯宣传党的方针政策，表扬当地好人好事，向社员进行社会主义、爱国主义和集体主义教育。有一次，他们听说庆兴生产队饲养员李云龙的牲畜喂养得很好，他们就把这件事画成幻灯片，走到哪里就到哪里放映。好多饲养员看了以后，翻山越岭到庆兴生产队去学习。他们到梨树大队去放电影时，看到这个大队的秋收进度较慢。他们就到田间和社员一起劳动，并协助生产队组织社员开展秋收劳动竞赛。他们把社员们在劳动竞赛中忘我劳动的场面以及各生产大队秋收进度情况画成一套幻灯片，在当晚放映影片《我们村里的年轻人》之前映出。社员边看边议论：“别的大队指示秋收进度那条红线又粗又高，咱们的红线刚露出点头呀！”“我们一定要赶上去”。电影映完，社员们的心情也没有平静下来，再加上影片里的青年人那种劈山引水的干劲，更使社员们激动。一些青年社员就串联了二十五个人，组织突击秋收，终于使这个大队的秋收进度赶了上来。为了配合农村社会主义教育和阶级教育，他们到南坪生产队放映电影时，发现妇女队长朴根成在旧社会时苦大仇深，就用她的不幸遭遇画成一套《朴根成血泪四十年》的幻灯片放映。今年一月，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公民金衡浩和崔尚铉英勇抢救和龙县芦果人民公社农业中学学生韩顺子的事迹在全县传开之后，这个放映队就画了一组幻灯片，向社员宣传朝鲜人民伟大的国际主义精神和崇高的共产主义品德。从去年年初到现在，这个放映队先后画了《好头行人》、《五好社员》、《我们队里的“李双双”崔凤玉》、《朴根成血泪四十年》等幻灯片二十一套共四千三百多张，演出八百八十多场。

放映队每到一个生产队，还十分注意开展山村各种文化活动，普及农业科学知识。他们每到一个生产队，便主动帮助办黑板报，写宣传标语，画宣传画，教唱革命歌曲，协助业余剧团排戏。像这两个公社社员们喜欢唱的《学习雷锋好榜样》、《社会主义好》、《社员都是向阳花》等九首歌曲，都是放映队员教会的。这个放映队还帮助新华书店代销图书，去年他们就代销了毛主席著作、文艺小说、农业生产知识和生产队经营管理书一千五百多册。

社员的知心人

放映队队员常年生活在社员当中，在劳动人民艰苦朴素、热爱劳动的高尚品德的熏陶下，得到了锻炼。他们为了让社员多看电影，减轻负担，千方百计厉行节约，勤俭办队降低放映成本。平时认真保养机器、影片，自己学会修理放映机、发电机，节约了大量修理费用。生产队的电动机、柴油机以及社员家里的广播喇叭、缝纫机、钟表坏了，放映队也给免费修理。他们每到一个屯子，总是抽出时间帮助社员打扫院子，挑水，劈柴。每到农忙的时候，就利用白天不演电影的时间和社员一起下地劳动。去年三月，他们在东坪生产队听说社员朴春林家要修房子，就主动找上门去，帮助他把房子修好。他们在竹林生产大队放映电影时，从有线广播里听到当天晚上有大风雪，就主动找队干部商量，并在放映科学教育片以后，向社员们宣布了这个消息，建议大家赶紧回家把秧苗盖好再接着看电影。放映队员也抬着发电机和青壮年社员一起到各育苗池，一面发电照明，一面和社员一起劳动，正好盖完育苗池，随着一阵狂风，便下起了大雪。社员们看到放映队员的衣服都淋湿了，便争着取干衣服给他们换上。当防冻工作做完，放映队仍然在原来的大屋子里继续给社员放映电影。像这样，去年这个放映队共为社员做好事九百七十多件，收到社员各种表扬信件二千零八十份。社员们说：“放映队员真好，又爱劳动，又关心我们的生产，真是我们的知心人”。

《长白山上的电影放映队》，张开欣，《人民日报》，1964年6月8日。

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朝鲜族聚居地区的四十一个电影放映单位用朝鲜语为汉语版影片的对白配音，使广大朝鲜族观众看懂、看好电影，充分发挥了电影的宣传教育作用。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由于目前发行放映的影片多是汉语影片，广大少数民族地区和方言地区的人民群众听不懂汉语普通话，常常不能正确理解影片内容。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的电影发行放映工作者经过多年摸索和刻苦钻研，创造性地用朝鲜语进行配音解说，基本上解决了这个重要问题。

由于采用朝鲜语配音，不仅帮助了更多的朝鲜族观众看懂、看好电影，丰富了他们的文化生活，而且使他们通过许多优秀影片，广泛而深入地受到了社会主义、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教育。

最近在延吉市召开的第一次全国少数民族地区电影宣传工作现场会议上介绍和推广了这一先进经验。

《用朝鲜语给汉语影片配音》，《人民日报》，1964年9月6日。

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朝鲜族聚居地区的电影放映单位，用朝鲜语为汉语版影片进行口头配音，使广大朝鲜族观众看懂、看好电影，充分发挥了电影的教育作用。延边同志们这项工作，是一个有意义的尝试。

我们的祖国是个多民族的国家，各个民族都有自己的语言。就是汉族，由于居住的地区不同，语言也有许多差异，形成许多方言。我们的电影一般都是用汉语普通话（北京音）拍制的，一些不懂汉语普通话的兄弟民族观众和方言区观众，在看电影的时候，存在着一层语言的障碍。他们能看清银幕上活动着的艺术形象，但是听不懂人物的对话。这样就不能满足这一部分观众的要求，也就不能很好地扩大电影的艺术效果。

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电影放映单位，正是从广大观众的要求出发，认真着手解决这个问题的。他们经过多年摸索和刻苦钻研，克服了种种困难，逐步提高了口头配音的质量，电影观众迅速增加。他们的努力和创造精神，果然收到了良好的效果。这是电影放映工作者的群众观点的具体体现，是值得各民族地区和方言区的电影放映工作者学习的。

如果兄弟民族地区和方言区的电影放映单位和有关领导部门，也能做这一工作，就能使我们的电影在兄弟民族地区和方言区，特别是广大农村发挥更大的战斗作用。

萧苗：《要看得懂也要听得懂》，《人民日报》，1964年10月15日。

在如何使农民看懂看好电影方面，代表们交流了搞好幻灯宣传和推广民族语言配音等方面的经验。四川、云南、贵州三省和西藏的优秀放映队，进行了幻灯宣传观摩表演。来自康藏高原、云贵高原的十三个少数民族放映员，分别用十种民族语言进行对白口译配音解说汉语版影片的宣传表演，受到热烈赞扬。会议还邀请内蒙古自治区和广东省梅县电影发行放映部门，向大家介绍了电影放映机上装置磁带录音设备、用民族语翻译配音解说汉语版影片的经验，效果很好。少数民族地区代表十分重视这一配音工作的新技术，当场就组织学习。

《让更多农民看到、看懂、看好革命电影：西南区农村电影普及工作会议交流经验订出措施　，李大章同志要求加强电影放映工作的领导和重视幻灯放映工作》，《光明日报》，1965年6月22日。

为了帮助农民看懂电影，各地推广了河北省的影片与幻灯宣传工作经验，和吉林省的现场口译配音的经验。目前，全国农村电影队都大大加强了映前影片介绍和映间插话解说工作；幻灯宣传也有了蓬勃的发展，既宣传影片，同时宣传党的方针政策，表扬好人好事，介绍生产、科学知识等等，内容生动，形式活泼，受到广大农民的欢迎。

在现场口译配音的基础上，吉林、内蒙古、广东等地创造了磁带同步录放音装置；福建试制成功了涂磁录还音的全套设备。这些先进经验，既继承了口译配音的优点，又提高了它的质量，减轻了配音人员的劳动强度。从而把民族语或方言的配音工作，推向了一个新的、更高的阶段。

《电影发行放映工作者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坚持党的文艺方向，热情送革命电影下乡，一心为五亿农民服务》，《光明日报》，1966年1月6日。

（二）八十年代后地方志和其他书籍的记述

1、新疆

新疆的电影、电视事业的发展和新闻、出版、广播事业一样,浸透着民汉双语工作者辛勤的汗水,没有双语人,便没有影视业绚烂多彩的今天,没有双语活动,也就没有影视界百花争妍的可喜局面。

1. 电影制作突出民族特色

1958年,新疆电影制片厂成立。那时的制片厂,囿于人力和物力,还没有能力独立生产自己的故事影片,主要工作以电影译制为主。1979年,新疆电影制片厂更名为天山电影制片厂,开始走

上了生产自己影片的辉煌之路。1980年生产了天山制片厂更名后的第一部故事片,1985年生产了3部故事片,1986年达到6部天山电影制片厂从一开始就坚持走地域化道路,把反映新疆各族人民群众独特民族文化作为自己创作的方向,先后创作了像《阿凡提的故事》、《热娜的婚事》、《艾力甫与赛乃姆》等一大批具有浓郁民族特色的优秀影片,在国内外产生了很大影响。新疆电影生产的一个最显著特点,就是民汉双语同期制作,同步发行。1955年,以维吾尔语对白的国产故事片《智取华山》、《渡江侦察记》由长春电影制片厂录制成功（《新疆日报1955年11月11日）,与新疆广大少数民族观众见面,受到热烈欢迎。为了加强电影译制工作,提高译制水平,自治区文化厅于1957年派出第一批一共12名维吾尔语配音演员,赴上海参加上海

电影制片厂译制维吾尔语故事片的工作。同年,译出了《柳堡的故事》。到1958年底,便译出故事片19部。1958年新疆电影制片厂成立,电影译制工作由内地转向新疆本地区,译制民族语言电影成了制片厂最主要的工作。这之后,一大批维吾尔语故事片由该厂译制造完成，与广大观众见面。1965年，新疆电影制片厂译制了第一部哈萨克语故事片《农奴》。由此拉开了哈萨克语故事片的译制序幕。

陈世明主编：《新疆民汉双语现象与社会发展之关系》，民族出版社,2010年，第484页。

1962年,州电影发行放映管理站在全州开展护片工作评比,并举办全州放映技术培训班,培训电影放映人员75人。同时,对全州91名放映技术人员进行首次技术资格审查,其中取得三等资格的26人,四等资格的47人,未取得资格的18人。1963年,巴州电影公司推广河北昌黎县电影队的工作经验,组织全州放映单位举行三镜头幻灯宣传汇映评比,农二师三十四团场电影队获第一名。是年,全州共发行影片拷贝133个,完成发行收入20.52万元,放映8774场,观众281.4万人次。为解决少数民族观众听汉语困难的问题,巴州电影公司购置电影配音对白设备,并于1964年,举办蒙古语、维吾尔语配音训练班,培训蒙古语配音员2人、维吾尔语配音员8人,当年在全州农牧区放映电影2608场,观众83.92万人次。是年巴州电影公司在州党校举办两期电影技术训练班,培训电影放映技术人员80名。1965年州电影公司先后培训蒙古语配音员5名、维吾尔语配音员9名,并在巴州的6个县开展培训工作,全州县社90%的16毫米电影队装制了配音设备,口译配音有310场,观众13.95万人次。9月30至10月5日,巴州举办庆祝建国16周年和自治区成立10周年电影周,上映《黄沙绿浪》《打击侵略者》等国产故事片。是年,自治区电影公司供应州电影公司35毫米影片59个、16毫米影片80个。全年完成发行收入26.31万元,放映1.26万场。

金向宏：《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志》,当代中国出版社,1994年,第1835、1834页。

2、青海

第二节 五十年代的藏语影片译制活动

新中国成立后,第一部反映青海藏族人民斗争生活的影片《金银滩》,于一九五二年由上海电影制片厂在海晏等地拍摄外景时,省上有关方面就提出将来最好能配成藏语影片的希望。影片摄制完成后,文化部立即借调青海藏族干部、教员、学生共十六人,于一九五三年七月到一九五四年三月,到东北电影制片厂(即今长春电影制片厂)参与《金银滩》等片的藏语译制工作。十六人中有当时担任青海省文教厅副厅长的桑热嘉措(主要负责台本翻译),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共青团)青海省委统战部长宦爵才郎,青海民族学院文工室干部索南仁庆及青海民族学院学生华洛桑等。这次译制的藏语影片中,还有故事片《草原上的人们》,纪录片《解放西藏大军行》、《一九五二年国庆节》,科教片《母子平安》。这五部影片,是新中国首批译制的藏语影片。为了表彰他们在译制工作中的显著成绩,文化部于一九五四年四月六日给桑热嘉措和宦爵才郎二人颁发了奖状。

一九五五年至一九五六年，桑热嘉措等人又先后到长春电影制片厂译制了《董存瑞》， 《上甘岭》、《山间铃响马帮来》、《神密的旅伴》、 《猛河的黎明》、 《智取华山》、 《渡江侦察记》、 《虎穴追踪》和苏联片《美丽的华西丽莎》等十一部藏语影片。一九六O年青海电影制片厂译制了《万水千山》等四部藏语故事片。这些藏语影片曾复制发行了七十多个拷贝，在放映所到之处，都受到了藏族同胞的普遍欢迎。

第三节 前进中的青海电影译制厂

一、从口译对白到涂磁录还音技术：

青海是一个多民族地区，而藏族的分布甚广，在牧区六个自治州中，除海西是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外，其它海南、海北、黄南、果洛、玉树均是藏族自治州。藏族约占全省总人口的五分之一。五十年代虽然先后译制了十多部藏语故事片，但因数量太少，远不能满足藏族同胞的需要。群众看不懂汉语电影，是全省乃至全国长期存在的一个突出问题。

首先在这个方面有创新，从而引起全国同行关注的是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的电影工作者们。他们自己动手，翻译电影台本，苦练对白口型等基本技巧，然后在放映现埸用朝鲜语向观众对白电影人物的讲话，受到了群众欢迎。为了推广他们的经验，中国电影公司于一九六四年八月，在延吉市召开了全国少数民族地区电影宣传现埸会议，青海选派加木措(都兰县、蒙古族)、韩文录(玉树州、藏族)、巴洛(黄南州，藏族)等几位民族放映员参加了这次会议。一九六五年八月，省电影公司副经理包富春率领少数民族放映员杨藏伯、文巴、洛洛、高木加等，再次去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具体学习朝语对白解说影片的经验。返省后，与专程来省汇报映出的乌兰县蒙古语对白放映队一起，共同向省上党政领导和有关单位进行了汇报放映。省委副书记、副省长高克亭，省委副书记韩洪宾、副省长李芳远、张晓东，省委宣传部长午人等，观看了《夺印》、 《农奴》影片的蒙古语对白放映和藏语对白的影片《天山的红花》等。这次向省上领导汇报放映的，还有磁带录放影片声音的机械小装置，这一技术革新，是省电影公司修配站的职工，学习了内蒙古的经验后试制的。其方法是把已录好少数民族语言对白声音的磁带，安装到放映机上，再随影片走动放出民族语对白声音。

用民族语言口译对白或安装磁带录、还声音无疑都是一大进步。不过前者，放映员即是配音员，学男学女，学老学少，一人现埸配音，劳动强度大，后者在技术上还存在一些问题，往往容易发生影片人物的口型与声音脱节的毛病。但是，事物在发展，技术在改进。一九六五年十月新华社报道了福建省闽候县和吉林省和龙县试制成功横影片涂磁录还音装置”的消息，中国电影公司在同年十月下旬，在福州召开了全国电影涂磁录还音现场会议，青海指派专人参加了此次会议。这种崔涂磁录还音装置”，即是把放映机稍加改装并加上磁头，在影片非声带边涂上磁浆(宛如录音机磁带)，以此录制和放映民族语言，既不损伤影片原声带，又解决了口型与声音不同步的问题。。涂磁录还音。的试验成功，为少数民族看懂电影提供了可靠的技术保证。它方法简便，成本低，很合我国国情，是解决少数民族群众看到本民族语言电影的有效途径。 可是，这一技术还没有来得及推广运用， “文化大革命”便开始了，于是刚想迈步的青海少数民族语言影片译制工作，也无形中停顿下来无人问津了。

二、适应需要，二次起步，

一九七四年十一月初，省电影公司召开牧区六州电影宣传工作会议， 中心议题是民族语影片译制问题。会议原定在玉树州府所在地结古召开，并且请州电影公司做好藏语口译对白的准备工作。后来考虑到为便于争取省上领导的支持，将开会地点变更到西宁，并且邀请了甘肃省甘南州电影公司的藏语对白代表参加。会议期间，向省级领导特意放映了用藏语口译对白的影片，映后又作了现场口头汇报，这才引起了省革委会主任张江霖的重视。事后批准给省电影公司适当增加人员编制，以开展民族语影片译制工作。

经省革命委员会批准，省电影公司于一九七五年在本公司宣传科内成立了译制组，编制为二十人(按事业编制)，由上级拨事业费五万元。译制组成立后，借用省电影机械厂的儿间宿舍开展工作。调配的工作人员有崔有俊、师延令、傅裕昆、李国栋(藏)、杨吉加(藏)、杨庄吉(藏、女)、拉青加(藏)、桑太本(藏)，旦正卓玛(藏，女)、彭毛措(藏、女)、王振宇、才公(藏)、尔保(藏)、赵富国等十·四人，他们用涂磁录音的方法，当年就译制出藏语影片《渡江侦察记》。

青海省文化厅、中国电影发行放映学会青海分会编辑：《青海电影志》,1989年，第130至132页。

3、云南

生活在云南农村少数民族地区的广大各族人民群众,过去根本看不到电影。他们中间的大多数人,不会说汉话,更听不懂汉语“普通话”的电影。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农村电影放映队坚持为工农兵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在开展巡回普及放映的同时,采取了映前宣传、映中解释和映后收集反映等措施,以帮助各民族人民看到、看好、特别是要看懂电影。在少数民族地区放映电影,映前都要请民族干部、教师和翻译用民族语言简单介绍影片内容。50年代末,大理、临沧、红河德宏、西双版纳、丽江等地、州的电影放映队,进一步结合当地少数民族的文化水平和接受能力,用民族文字、图片、幻灯、民歌、说唱等形式进行映前介绍,映中解释。傣、景颇、纳西族有文字,把影片内容译成本民族文字,映前散发,并通过海报、黑板报、幻灯进行宣传。对于不识字的少数民族群众,用看图或说故事讲解。映中通过少数民族放映员用本民族语或放幻灯进行讲解。

1964年8月,中国电影发行放映公司在吉林省延吉市召开全国少数民族电影宜传工作现场会议,介绍和推广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朝鲜语对白解说,现场口译配音,帮助群众看懂电影的工作经验。云南省派少数民族电影放映员耿兴和(傣)、李建国(拉祜)、岩邦(傣)、和信(纳西)、李学顺(哈尼)、段朝瑞(白)、杨文豪(白)通三(景颇)、李增智(彝)、和立信(傈僳)、王世科(壮)、魏学德等12名代表和省电影公司宣传科安吉玉参加会议。回到昆明译配了《夺印》、《汾水长流》、《农奴》等影片,向中共云南省委、省人民政府、省民族事务委员会和省文化局汇映放映,受到了极大的重视和鼓励。随后,省电影公司将这12位少数民族放映员组成四个“种子”队,分赴楚雄、大理、西双版纳、德宏、临沧、红河、文山丽江等地巡回放映。所到之处盛况空前,轰动了边疆民族地区,受到各族人民的热烈欢迎。

1965年3月1日《云南日报》报道: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电影放映队,推广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朝鲜语为影片口头配音的经验。全省大约有14的边疆电影放映队能用十几个少数民族的语言为电影口头配音。3月25日《云南日报·文化生活》发表安吉玉的《壮话电影在壮村》;7月20日《云南日报》的专栏文章《银幕挂在藏族村寨》,都生动具体地报道了用少数民族语言为电影口头翻译配音的效果。

1965年10月,中国电影发行放映公司召开的全国电影涂磁录还音现场会在福建省福州市举行。会议着重推广了福建省闽候县农村放映队电影涂磁录还音的新技术、新方法:在影片一边涂上磁,然后将少数民族语的对录上去。配音员只需配次音,就可以放映上百场,大大减轻了现场配音的劳动强度,而且有充裕的时间和条件来提高配音质量。省电影公司宣传科冯春城、柏青(满)和少数民族地区的代表钱湛、木光、陶崇廉、栗康、杨学林、肖怀猛等出席了这次会议回来后,省电影公司同云南电影机械修配厂,设立了专门车间,改装机器。同时,培训操作人员,在西双版纳、德宏、临沧、红河、文山、丽江、思茅、大理楚雄、迪庆、怒江等11个地、州,推广了涂磁录还音的先进经验。1966年,涂磁录音工作没有涂磁机,有的地区就用录音机配音,用放映机马达带动录音机,使其同步。20世纪70年代初,先配新闻纪录片,后来译配故事片。西双版纳、德宏、红河、文山等地、州,在只有话筒、录音机、耳机、还音机等简易设备的条件下坚持影片配音工作。1974年,省电影公司购置了一台涂磁机,正式开展了少数民族语影片拷贝的涂磁。共涂磁了《青松岭》、《南征北战》、《杜鹃山》、《原形毕露》等11个节目、50个拷贝。1974~1979年这六年中,省电影公司为西双版纳、德宏红河、文山、迪庆、怒江等地、州共涂磁了故事片99个节目、332个拷贝;科教、纪录片60个节目、251个拷贝。

云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总纂，云南省文化厅编撰：《云南省志·卷七十三·文化艺术志》,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893、894页。

4、广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