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后素谈第十二｜《中国门》（转发）
原创： 石玉宝 蘭映社 7月9日
※案，本篇为『蘭·映社』第八期———王杨纪录片展映第一场的映后谈话。
《中国门》（2011）
类型:纪录片
片长:72分钟
导演:王杨
摄影:薛明
剪辑:黄嘉清
配乐:David braid
制片人:蒋显斌 王杨
制片机构:CNEX
获奖及参展: 德国莱比锡纪录片和动画片电影节国际全景单元；克罗地亚ZagrebDox国际电影节主竞赛单元；台湾新北市机不可失影展展映；韩国DMZ Docs电影节国际主竞赛单元；第三届西安国际民间影像节最高奖最佳影片奖；Frist青年电影展2012最佳 纪录片奖提名；新人电影节新导演奖提名；2012香港华语纪录片节长纪录片奖提名；2012德国纽伦堡-埃尔兰根中国电影节；2012台湾南方影展南方奖─华人影片竞赛单元；2012金荷奖中国杭州青年数字电影大赛竞赛；2012厦门第三届M.T青年电影季；中国独立影像年度展；第25届昂热欧洲新人电影节；2012中国纪录片学院奖提名；2013法国中国银幕纪录片电影节 中国银幕纪录片大奖及公众奖……
影片简介：
天还未亮，县城高中的学生们已经在苦读。偌大的操场上满是奋发努力的年轻人。这是中国西部的贫困县城，无数的学生和家长把希望投向教育，为了能改变自己的人生。所有的努力都是为了面对最终的高考，这就像 是一道大门。通过考试，一些人能迈进新的人生，走进 城市的大学。
北京，阴冷的初冬时节。一位来自农村的大学毕业生面临一次重大的抉择。是留下还是离开？公车站前满是拥挤的年轻人，地铁里一张张疲倦的面容诉说着真实的差距。年轻人和游客一起在天还未亮的时刻涌进天安门广场观看升旗。这里是这个国家强壮有力的心脏，然而却给不出任何答案。
上海繁华的夜景如梦似幻。一位音乐学院的毕业生谈起初入社会的阻力。她回忆起苦练钢琴的岁月。父母的期待和付出仿佛还在眼前。家庭录像带里，坐在钢琴前的童年就像是一个有苦有乐的玩笑。高级早教机构里，孩子稚嫩的脸上充满了疑惑。新式的教育将向孩子们提出崭新的期盼。黄浦江上夜航的船只已悄悄遁入幽深的黑暗。
影片阐述：
人生就像通过一扇扇门，一扇门代表一个世界。古代中国，读书读的好就能有功名，得富贵。当代中国，通过读书改变命运仍然是绝大多数中国孩子的必由之路。高考是一道门，毕业找工作又是一道门。对于普通人来说这些人生的拐点都异常重要，然而对于社会而言，更多的是冷冰冰的数字和大大小小的挫折。我正是想用摄影机深入到这些时代和数字的深处，到板块的交界处去看个究竟。
从东到西，由北到南。摄影机跨越城市和乡村，以及不同的个体。这是一部对当代教育现象集中呈现的纪录片。也是对教育背后所凝聚的“中国梦”的诠释。从西部的高考状元县、到压力巨大的都市。结构的交叉是为了凝固现象背后的事物。借用“门”的概念，我们试图发现一种恒定而超越时代的中国式奋斗。以及突显那些个人线索里不断挣扎着的小小梦想家们。
放映时间：2018年12月1日16:00 地点：兰州市长虹嘉园太一电影工作室 录音整理：石玉宝 校对：高子鹏
高子鹏：其实最早蘭映社开始活动，我和宋晖，方荔就想在这做放映，后来因为各种情况换了三个地方，然后今天又回到这了。先谢谢方荔，给我们提供了这么好的场地。然后对于兰州，王杨应该来过很多次，也算比较熟悉。
王杨：对。
高子鹏：但是没有在这放过片？
王杨：没放过片，因为在我原来印象中兰州也没有放映的机会。
高子鹏：我们得谢谢方荔啊，临时救急！因为临时有变化，蘭映社的条件也有限，王杨是在西安，费用刚刚好能应付。之前（2018年）10月份也请过林鑫，也是因为在西安离得近。王杨的片子其实我也没有看过，但一直都知道王杨，我们也有几次在北京碰到过。我其实只是看资料，觉得王杨的片子在所谓的（中国）独立纪录片里面，应该算是大片，无论是从制作规模上来讲，王杨他有自己完整的制作团队，还有就是他片子的题材，格局，跟比如我们之前放过林鑫的片子是不太一样的。比如林鑫更注重个人及历史经验的表达，王杨他有一个更大一些的社会关怀，有一个不一样的视野，所以我觉得还是不太一样的。今天其实在这样的影院里，就是这种高档的放映厅里，反倒比较适合放王杨的片子，因为它制作的水准其实不是我们通常看到的（中国）独立纪录片的那种个人制作。
王杨：很高兴来到这，我也很高兴兰州有蘭映社这样的放映。其实像我好几部片子，我一回想，都是在兰州，或者在甘肃拍的。包括《中国门》是在会宁，然后之前我还有一个片子，《寂静之声》也去过白银。所以我忽然想到兰州为什么一直没有一个固定的放映活动？其实我觉得像咱们这个活动如果能一直这样下去，真的是特别好的事情。
高子鹏：是是是，所以我们每次做活动推送的时候都会注明“【09】”，“【10】”是第几期。今天放映的第一个片子，包括制作的规模，制作的流程，可能是比较工业化的。其实在你拍摄这个影片之前也拍过其它的片子。
王杨：对，之前还做过一些更个人化的作品。《中国门》这个片子等于是一个契机，我一开始其实是带着一种发现问题的态度，教育的问题，或者说会宁这个地方它的独特性背后我们可能思考什么？实际上是带着一个很固定的想法进去的，但是后来就发展成一个不光是讲会宁的东西。这个片子有很多人说是个关于会宁高考的事情，我一直都在说不是，不仅因为它里面也有北京，有上海。其实我个人感觉就是，片子最后发展成一个通过教育这把钥匙，或者角度去记录那个时期的内心的焦虑，一种弥漫于各个阶层人身上的一种焦虑的东西，倒并不仅仅是教育。所以这个片子是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其实拍教育的片子也不少，比如说周浩的《高三》……
高子鹏：还有杜海滨的《伞》，讲农民的出路。
王杨：像《高三》，我觉得就是一个纪录片里比较经典的方式。就是说它是一个固定空间里的跟拍记录，人物跟的比较地紧，然后各种鲜活的细节。我就回想我为什么会这样处理《中国门》？第一我觉得可能性。因为我走了这一个旅程之后，抛去这个片子而言，我实际上看到的东西可能早都已经超越成长或者教育了。其实我想要去思考的问题是刚才我说的这个角度的东西，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我需要找到一种我自己视觉上的，一种美学上的方式，然后使得它不断的陌生化我们对这个外在议题的看法。因为它的叙事线索跟传统的不一样，是一个挺实验的方向。
高子鹏：对。
王杨：但你可以看人都是状态，还是一种观察式纪录片的基本视点，可是又杂糅着结构性、书写性，维尔托夫电影眼的那个方向。
高子鹏：没有太多的故事性。
王杨：对，它就是一个反应堆，就是一场一场。它有自己内在的书写结构，但是材质又是观察性的。
高子鹏：是一个块状的东西。
王杨：都是块状的，编织成一个结构性的东西，所以我一直把它看成是一个实验性的东西。 我回想的话，我的想法就是说第一，那样的片子太多了。我觉得中国纪录片或者传统跟拍的方式，我觉得如果我再重复一次那样的东西的话，可能不是我想要的，所以当时这是一个本能的，想在美学上有一些不同的角度，有不同的看法。当然这些空间本身就刺激了我。你像我们当时去会宁一中，第一个礼拜我们没有拍一帧，就拍些照片了，没有拍视频。因为这个体系我们当然也熟悉，可是去到那个地方以后，你会发现它有它的规律，它就像一个监狱一样特别有规律。 然后我们就先观察了一个礼拜，就看所有的人是怎么样就位的，所有的事情是怎么样发展的，然后我们才去思考说我们的距离是怎么把握的，我们的视点是怎么样来把握的，之后我和摄影师就沟通了很多，最后才确定了我们的角度，我们的距离、我们的方式，我们的视点是什么，然后才开始做的。
高子鹏：我觉得空间感非常透气。当然也有很多空间的转换——会宁、上海，北京能把你所说的那个东西拉出来。还有一个就是片子本身的叙事给观众也留出了很多的空间，所谓留白的东西。像我觉得这个留白的东西可能有之前比如有周浩的《高三》这种片子垫着吧！其实不需要再去重复那个东西，比如经历过那些或者看过那些片子的人，其实是可以补充这些的，你只是通过这个东西，做一个整合，然后把他们带到另一个你想要去的方向，
王杨：对，包括这个旅程。其实这个逻辑很简单，我先去会宁，然后我就对这些孩子的未来很感兴趣。当然他们的老师告诉我，很多报纸的报道也说得很清楚，包括因学返贫的问题，还有很多孩子到大学以后，他的不适应，还是没法摆脱他的这种自卑，各种方面的问题。 但是我当时就想看看，他们未来真的会怎么样，所以以这个为基础，后来就突然萌发出一种想穿越整个国家去看一看的动力，然后我就去了北京。去完北京，我觉得好像也不能完全回答心中的问题，虽然它们俩也是相互成逻辑的，可是我一再想问，大家都是这样的话有没有人过的好，就是说在这个里头有没有人是免疫的？现在回看的话，10年，09年是奠定今天中国经济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它是从01年开始，就是我们的财富堆到那个高度，不管是怎么样的方式，堆积在那，所以就又去了上海。 去上海，我自己在黄埔江就问上海的朋友，浦东的高楼大厦都是谁住在里头？他说我们上海人也不知道，从哪冒出来的。所以我就从上海，等于又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看），包括白领，包括其他人的角度去看。当然这也都跟教育有关。后来我发现我们除了拍摄，其实也接触了不同的阶层，即使是更有钱的阶层好像也都很焦虑，不可豁免的焦虑感。
高子鹏：包括早教，从儿童开始就焦虑了。
王杨：对，我刚才坐着看的时候，我还回想09年，10年的时候是什么时候的事？我记得那个时候有我自己的感受，当时社会剧烈的变化，我当时觉得快撑不住了，似乎有脆断的可能。
高子鹏：社会矛盾？
王杨：对。社会矛盾和各方面的冲突。
高子鹏：群体事件。
王杨：特别多，然后各种不满和各种焦虑，所以我后来就觉得好像是无意间捕捉的是那个时期的一种某个层面上的一种气场。
高子鹏：我觉得你叙事上其实都是点到为止吧！就没有太去追究，或许因为你可能不想纠缠在某一个具体的情境里面。但是我不知道你现在怎么看最后形成的这种效果，就是说从观众的角度来说，是不是觉得有一丝丝闷？我的意思是整个片子的节奏都挺好，但就是说最后叙事的出口的那个地方，比如说透气，他那口气要呼出来，可能最后看完，那口气我的感觉好像还是被憋住了。
王杨：可能是因为在这个议题上，我自己也没有觉得可以能透一口气。但是在剪辑处理上，其实最后一场我是把它当成一种释放，你可以感受它的音乐，作曲家朋友用心做的，音乐在那个地方其实已经发有一些暖色的东西出来，然后也有一些其它的主题是祝福，是祈祷……其实我们一直都不知道将这个片子怎么样结尾。后来到高考的时候，你说能发生什么呢？也发生不了什么。可能城市的孩子或者各方面，可能家人还有一些故事，但是对于会宁孩子，他每天都是这样的，他没有时间去思考，他就考试。考试结果出来，考中或者复读怎么样。当时我就想我怎么样结束这个东西，后来拍摄当天我才想到。因为我们都已经跟当地教育部门全联系好了，你们要不要去拍高考？你们可以进去拍。其实这个挺难得的，就是高考一般不让进。但是我们并没有进去，我们发现了学校大门口的家长，他们的表情，雨水划过他们的眼睛。
高子鹏：那时候北京上海的部分都拍完了吗？
王杨：我想想，应该是拍完了。我当时想进还是不进去？进去好像也看不到什么。然后突然一转头，铁门关上了，然后我就看到这些家长来了。我当时就决定这个应该是这个片子结尾，所以拍完那场以后，我回去看完素材，我就说这个片子可以结束了。
赵峰：看这个的时候我觉得这些孩子有点机器人的感觉。完全没有思考。我是很早就看过一个安徽毛坦厂中学的纪录片，看完之后我还看了BBC跟拍的英国的好几个孩子的片子。我说这原因到底在哪？我们这些年轻人一直不知道我们头顶上的那个东西，他到底想要干嘛？ 我们也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现在我也不知道我想要干嘛，我干嘛天天这样？看完这个片子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很不是滋味。觉得自己还好一点，没有被那么的摧残。
石玉宝：我是从小属于比较调皮的那种，就是我爸妈不太能管得到我。对于高考，我那时候感觉我就吊儿郎当去考了。第一年被学校开除。第二年又吊儿郎当的，头天晚上都在网吧里打游戏，第二天就进考场，没有觉得高考说特别的重大。我就一个人，拿个准考证我就去考试了。然后我看完这个片子，还有之前看过《高三》也是拍会宁的那个……
高子鹏：《高三》不是会宁那个，也是拍高考。
石玉宝：对，也是拍高考的一个，然后我就觉得这东西跟一些地域有特别大的关系。那边全是山，一眼看过去全是那种特别贫瘠的那种山，地都裂开的，没有水。从小他们就觉得这种生活真的不是人过的那种日子，他们想要逃离这种生活，而不是说他们非要去接受高考，非要去那么拼命的去学习，他们只是想改变一下生活方式，让自己稍微过得轻松一点，或者是让家人过得稍微轻松一点，说白了就是被逼成那样子。还有包括现在把高考当作很重要的一个事，他们也是一样。有的人可能就真的认为高考可以改变自己的命运，然后就特别重视这东西，结果到后来一盆冷水浇下来，就开始抨击这个社会怎么怎么样。就是多看看这种东西还是挺好的。
高子鹏：这种活动，不好好学习的人才会来到这儿，高考的，大学生都不会来这的。
王杨：会宁是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为是最不适合人类生存的地区之一，确实那个地方有它的特殊性，因为土地太贫瘠了，没有别的办法，所以会宁本身形成了一种特别重视教育的一个传统。我到那个地方，我发现它不是一个中国教育的典型，它是非常特殊的，但是正是因为这个特殊，实际上可以让我们更能逼你去思考这个问题。很有意思，我记得这个片子放映，就是越往南边，越往南的城市，上海，然后杭州，包括福建，闽南，这些经济越发达的地区，年轻观众越觉得跟自己的生活没关系。
高子鹏：没关系？
王杨：没有任何关系。但是年纪大的很多观众都理解，都更清楚这是怎么回事。其实放片子的过程，我发现确实中国这种差异性还是非常巨大的。中国A和中国B的差异。
高川洲：我说两句。我第一次参加这个活动。我原来听说过这个片子，但没看过，我今天一看咱们王导在这，这是十几年前拍的片子是吧？
王杨：快十年了。
高川洲：我真觉得在那个年纪能拍出这么深刻的片子真是不容易！
王杨：转眼十年过去了，我那时候二十五六岁的样子。
高川洲：整个中国的教育悲剧我看了之后很沉重。真的，我原来也是教书出身的，（19）80年代就教书了，后来我没再干。我就看到那些你选的这些人，一个是像会宁这样特殊的地域，学生是那种状态，还有这种家庭的那种状态。那么到北京上完学之后，生活在边缘的那些孩子，尽管大学上了，出来之后，实际上也是没着落的。包括到上海，我们看的那些镜头从幼儿开始，就在那摧残孩子，整个社会的焦虑，包括那些家里投入了大量金钱，学所谓艺术的，最后也就是在给人做家教。我们所有的人的状况，我们所有的生活实际上最终还是很悲的，在一个生存的最低点，没有像人那样尊严的生活，还是很可怜的，真是像个畜生一样的那种东西。我原来想可能就是拍高考的，尤其是会宁，名气很大，我也知道很多。今天一看，我很沉重。我今天实际上很累，昨天晚上没睡好，今天早上就好几次打瞌睡了。我看完我觉得导演这么年轻，在那个时候能做出了一个这么深刻的东西。可能他们小一点，理解的不够深，没有经历过那种生活。大家总觉得我们这个社会好像只剩这么一扇公平的门了， 实际上这个公平的门，我们看到最后这个结果。我老婆在（西北）民院教书，看到现在那些孩子，到最后出来就是个生存的东西，就是没有人的尊严，也没有人的什么想法，就像猪狗一样这么活着。生活压得人没有过多的追求。我真是觉得拍得挺成功的，非常感谢导演！
赵峰：我就说一句，我觉得还是有点不舒服的感觉。我们这群年轻人虽然说年轻，但像我和玉宝，其实我们这样的人也有好多。
高川洲：我知道你说你们跟那些不一样，但是我总觉得就是说……
方荔：我能说两句吗？
高子鹏：当然。
方荔：我有两个孩子，而且我的女儿三年前高考，我是陪她们经历过高考的，我不认为这只是会宁的现象，我觉得所有的高考生都是这样的现象，包括在兰州。我女儿高三的时候，孩子们一天光是一门，比如说数学，一天的作业是五张卷子。除了我的孩子之外，我知道的就是她们的同学每天晚上都要做作业，要做到（夜里）两三点钟才能结束。这是非常普遍的。我可能说话有点跳跃，想到什么就说什么。这个影片有两个镜头我的感觉特别好，一个是那个女孩，他们烧完香之后爬山，那个女孩站在上头，我看到的是希望。这种希望是什么？孩子们终于可以和自然在一起，不要说会宁的苦也好，或者说在上海的早教，那不是在给孩子们做早教，那是在给家长们做早教，只不过换个环境。会宁的孩子在挣扎着想逃出艰苦的环境，而城市的人是什么？在一个封闭的环境里头，消耗自己。我觉得那个镜头特别感染我。还有一个就是烧香的镜头，那个庙祝老太太说我祝福你，你可以考到研究生也可以考到博士。虽然可能是迷信，我觉得那种祝福……你知道吧？所有高考生，包括我是家长，我们都是在寺院里烧过香的，这是非常正常的一种现象。我再说一个就是你已经非常有指向性了。比如说我做展览，我没有指向性的东西，我只不过就是把它展示，然后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感受，我觉得纪录片也应该是这样的，但是我在看你的片子当中，我觉得你已经有非常明确的指向了，比如说“關“，”闖“，”閘”⋯⋯你就差个“悶”——门里头把心关了！其实已经非常清楚了。我觉得也许这几个字很好，也许未必好。还有我看这片，我觉得这个东西其实跟高考没有关系，就是说我们在这个年龄，对下一代我不认为就是什么非常悲剧的，这是中国的特有现象，我不认为。我觉得可能所有的发展中国家，它的历史的这种走向，它肯定都要步入这个阶段，很正常。上一年代的人不知道我们生活的重点在哪，不清楚！不知道该给孩子们给予什么。我老是说这句话，这个年代饿死一个人非常难！不是说你大学毕业了之后你找不上工作，我根本不相信这个。我知道的餐馆里面端盘子的一个月两三千块钱，保姆一个月三四千块钱，五六千块钱，都可以生活，都能够生存。拾荒的人一个月挣两万块钱也可以生存，为什么你不做？原因是你觉得不体面，你觉得必须要上了大学，你才能够有一个体面的工作。你根本不知道你人生或者你的生活，它的实质是什么。作为家长，或者你的上一代人也没有告诉你这些。比如说城市里的人也是一样的，你不要觉得你看到会宁，你觉得那地方非常的贫困，如何的，其实你在城市你的内心也一样很贫困。我只是觉得现在我们中国人的心地没打开。年轻人说，我不知道我以后是为了什么！就是说我们现在作为父母的这一代，首先自己不清楚人生最主要的意义是什么。我看到影片当中出现的北京的小孩，有个小孩坚持着留下来了，我觉得非常好，因为他必须要经过这个过程。真的，你怎么知道他以后不会成功，过了十年之后他才32岁，所谓的成功又是什么呢？ 难道名利或者其它的你都具有了，就成功了吗？我觉得最关键的问题是我们的心没打开。我就说那个“悶“——门里头关了一颗心。你看不到人生的美好，你看不到生活的美好，你看不到环境的美好，你看不到世界的美好，你什么都看不到！所以你的这部片子感觉到是你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我觉得很正常，很自然。
高子鹏：方荔这么一讲，我对这个片子有了一些新的理解。比如说一个学生回答问题的时候，他说放羊是为了挣钱……
方荔：挣完钱了以后结婚，然后小孩再继续放羊。
高子鹏：其实我不知道大家怎么理解这个故事，我们以前都听过吧？然后在片子里又讲出来，好多人就觉得一听这个故事觉得好像多可悲，对吧？其实这才是人生的意义。我觉得这个片子也是这样，其实他拍的也是人生。
方荔：我觉得根本跟高考或者是跟教育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而且我也不认同通常会说的中国的教育制度如何如何。你没在国外上过学，你怎么知道国外的教育制度如何的好？不见得。我觉得所有的发展的轨迹，它必然会出现这种东西。那么未来是什么样子的？你是不知道的。而且我也相信我们的下一代，或者是下一代，再下一代，他们会拥有智慧，他们会比我们更好，然后这些所有的一切都会改变。这其实就是一个历史过程，你只不过把这个过程中，包括人的焦虑，用你的角度，把它记录下来了，让我们看到。
王杨：我稍微补充一点，其实当时我做完片子反而是充满希望的。别人跟我说觉得这些孩子……这么多年没看，刚才我看完以后，我就重新再想，对比我当时的思路。我当时的感受是中国有希望，而且这个片子之后我还专门拍了另一个片子，是讲中美教育的，专门去了美国拍，拍他们的教育系统。虽然你可以去诟病它的教育的模式，他们学习的方式，或者看问题的角度，就像片子里头前面的部分，我们更容易放大那些他们比较独特的东西，比如说一直在读书的那种焦虑，但是我觉得他们很自然，他们的表情很打动我，他还给他的母亲唱歌。
方荔：对啊！
王杨：像刚才说到就是爬山那段，其实是告诉观众这些孩子并不是机器人，对吧？就跟我们所有的青春少年一样，大家去郊游什么的，再去释放那样的东西是一样的。 我刚好稍微说一下我对纪录片的看法。我认为分两个东西，一个是现实，一个是真实。现实是什么？事情发生，就是历史阶段或者我们发生的东西，你先要把它记录下来，这是一个做纪录片的人很重要的事情，记录下来，它的记录性。但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是你和现实发生关系，你要得出你的一个角度。不一定说这个非要有一个答案，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真实，是纪录片的真实，但是这个真实是特别需要小心的。就是你的度也很重要。看你的思考，你是不是那么武断的去下各种判断，你是不是要告诉观众说这个就是答案？除此之外，我觉得所有纪录片除了它的机动性之外，它的新闻性之外，它有它这门艺术的另外一个角度的尊严，它需要心灵和心灵碰撞之后，给出它美学上的一个答案。我觉得美学答案要比政治答案更重要，还有就是最重要的其实是人性的答案。所以我觉得今天再回看，其实也是在我自己的一个创作过程中，所以像《纺织城》这样的片子，等会大家晚上看，可能会发现更复杂一些。
高子鹏：社会的解剖面向会更多。
王杨：或者说人的角度会更多。从我个人来说其实也是一个不同创作阶段的不同结果。但是总体而言，我觉得还都是属于我的创作逻辑，都还是能够去反映我对纪录片的一个观念的。像刚才说到教育，怎么可能是我拍个片子就能回答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太复杂了。我觉得纪录片它不是给予答案的，它就是更多的是以一种直接的方式，提供一个不同的角度去触动大家思考这个问题。当然我觉得更重要的是纪录片它是一个自我的形式，它最终回答的是自己的问题，所以这个片子做完，在跟看过的人聊的过程中，我看到大家关注的都是这个片子外表的东西，比如说教育，比如社会，当然这些总是要说的，可是现在对我来说这个片子，我自己思考的结果主要是人的行为，是人的焦虑。
高子鹏：是状态。
王杨：状态是社会与人的互动，我觉得这个东西可能是我得到的。
高子鹏：刚才说到纪录片的创作，因为我最近半年来一直在读《论语》，我昨天晚上看到孔子有一句话叫“其言之不怍，则为之也难。”就是说你大言不惭的话，那么做起事来就难了。我们经常是一说话就把话说过了。一个事情一说就说过去了，你要不往过了说也是很难的。这就像你说的距离，它也是一个度，你这个话说到什么程度，你和所谓的现实保持一个什么样的距离，要么近了，要么就远了，这个东西其实是非常难的。还有包括像片子的叙事，它叙事到什么程度，对我来讲是比较重要的。因为纪录片往往就是越和现实遭遇，有时候我们要越小心，我们很容易被现实裹挟进去，要么被一些舆论裹进去，你怎么能从那里面再抽身出来。
王杨：其实就是从创作角度来说，我倒是觉得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点。因为我后来有很多国际合作，其实对世界的纪录片行业有过更多的接触。我在想一个问题，就是说相比于中国的独立纪录片，在西方，它其实是一个百花齐放的东西，就是它的形式早已经跳脱直接根植于现实，直接记录的东西了，它有各种各样的角度，各种各样的方式去打开生活的真实。这两年当然在中国也越来越多的，不同的人在去做各种尝试，我觉得这个很重要。但是在中国大部分的观众层面这块，其实我是觉得需要大家去多思考这个事儿，不要轻易就定位说纪录片是什么，纪录片就是那样一个东西。在西方可能不存在这个问题。
高子鹏：因为这有一个传播的问题。当然在兰州有我们这些人看见，但其实大多数观众看到的都是同质化的东西。包括类似大象点映那样，其实看到的都是某一类。因为它就是投其所好，观众喜欢看，然后就拍这样的东西。像有创作自觉的，他要做一些新的尝试，要表达自己的那种，看到的机会就很少了，渠道也没有。观众是需要培养的。
王杨：所以我主要是感慨于中国的社会发展或者现实，它的丰富性，实际上是被低估的。之前的纪录片由于手段的不够，不够开放，或者不够多元。我觉得真实的多面向，不同的角度是很重要的。
高子鹏：但我也觉得那也是中国现实的一部分，如果你把拍摄纪录片本身当成现实的一部分的话，它就处在那个阶段。
王杨：说到现实的话，这个片子为什么是这样，我最后选择了这样？我刚才前面说了，是因为已经有这样的基础起来了，我想要做创新，但其实最根本的原因也是没有预算（笑） 。
孟霖：刚才听了大家的畅谈，我很受感染。从当下的眼光来审视，我的感觉《中国门》不像是纪录片，应该算是纪录片里面的大片。因为王导的审美意识已经发生了改变，王导的视角跟一般意义上纪录片导演的视角不一样。通过观片，给我触动最深的是两个字——人性。因为我的工作经历，跟大家的人生机遇不同，但我们全都在这么一个二元结构的社会下，读书就成了今后人生唯一的出路。这个现状会带来家庭的、社会的震荡，牵扯到的每一个人都很焦虑，都想在焦虑中打破这个社会的二元结构。回过头来再想想，现在对会宁教育的诟病已经在社会层面上有了分歧，有的人认为它在摧残人性，把孩子当成学习的机器了，所以导致以后出现了高分低能的社会现象。回到片子来说，这部片子在我个人看来，在国内反映教育现状的纪录片里面，它肯定是在数据库里面的。 因为在这么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其他人也都拍了很多这样题材的电影，但是从人性的角度来说；从打破二元结构的理想来说，王导这个片子的分量是非常重的，不管大家有什么压抑感，或者有什么难受。因为我们这个社会现在就是一个二元结构，我也部分赞成前面这位女士的观点，我没去过国外，不知道国外怎么样，所以咱不能跟其它国家比。我们现今就处在这么一个环境中间，可是这么多年来，二元结构始终没被打破。通过看王导的这个片子，又给我了另外一种希望，我希望在未来的20年，乡村振兴能打破二元结构，希望今后孩子们读书不是唯一改变命运的道路。
方荔：我还想问一下王导，就是这个影片刚开始我感觉像新闻片，之后慢慢的过渡到了纪录片。你是怎么去想的？
王杨：这个我倒没有感觉。
李大伟：他还有个摄影，我的感觉他的摄影在参与创作。
王杨：摄影师薛明和我十多年一直都有合作，共同的创作。
李大伟：我们触碰的感觉是不一样的。就像这个我一开始认为是高考，但通过摄影多方面选择的呈现，它实际上又不是高考。我们人生的每个阶段都有一扇门，就像结尾的时候，那些家长以为关在门里的人要考得好，以后能跳出这个门到天安门，能到上海的大楼里面，能到东方明珠塔，但现实往往是他做了那么多努力，上海的写字楼他进不去，然后天安门那个门他也进不去。高考我是上了一个高一，两个高二，三个高三，在（西北）民院上了一个预科，然后大学上了四年。01年我的同学可能都毕业了，但我才上大学。那时候我正好在白银嘛，家人说你看会宁的学生怎么学的，然后我们就是反叛嘛！我们是被音乐和影像影响的那一代，但恰恰我跳脱开了。那个时候我发现我离体制内的好孩子的那种认真学习的方式越来越远，你不能跳到所谓什么龙门里，但最后回来我发现我经过了一段所谓人的生活。所以我的感觉就是触碰到了你的这个东西，每个人体味的方式不一样。所以我觉得今天探讨的可能是高考，但更可能的是人在一个门槛前应该怎么活着。
高子鹏：我突然想如果说《中国门》选择一个比如像赵峰这样，他不进这个门，然后他选择了另一种，如果其中再有一个这样的人物，可能会更有意思一点，它会是一个溢出的东西，在铁板一块的这个东西里面，突然出来一个这样的，可能会多一种意味在里头。
方荔：我觉得不同年代的人的思维是不同的。我记得特别清楚,女儿高考的时候，考场很远，我就在她考试的那个地方登记了个宾馆，就陪了她两天。我把她送到考场之后我就回来睡觉，真正的两天的时间，我一分钟都没合眼。可是我很会装，我要在她面前装得非常的轻松。比如说我把她接上之后，问她咱们今天吃什么？咱们俩去游个泳？她说妈妈没带泳衣，我说我们买一个，她说你搞清楚，我在高考，我明天还要考试。我说你现在学也来不及了，还不如去放松一下，或者咱俩看看电影？其实我是用这种方式来让她放松。我相信我周围的朋友，到我这年龄，就快50岁的人了，面对孩子，很难做到这样对待孩子。但是有一件事我自己很清楚，就是我两天一分钟没合眼。等我女儿考完了以后，我们回到家倒头睡了两天，那时候我才敢跟我女儿说。
高子鹏：你比你女儿压力还大！
方荔：我是假装没有压力。虽然在她的成长过程当中，我是一直用非常开放的这种心态对待她，但其实我还是有压力。我们不要说的那么高大上，所谓的我不是一个学习好的孩子，我就随便去考了，我根本不相信！我大女儿上高三的时候，每天晚上9点半上床睡觉，然后我爱人就说，你管管，现在9点半，马上就高考了！我说那怎么办？我们不能把她逼成神经病，她愿意睡就睡，但其实她也非常有压力。这种压力就是你在你的人生中，你每次过一个坎的时候都会出现，这是一种自然现象，不要把它扩大成什么什么社会现象等等的，或者是其它的什么时候，你也有压力。
高子鹏：我是觉得一个东西给人造成压力是应该的，但是造成过分的压力，而且变成一个过于严重的事情就是有问题的。
李大伟：是普遍型压力。
高子鹏：就是要反思。不是说它的合理性，我们要反思这个事情，它为什么给我们造成这么大压力？
方荔：我的意思是说有些东西未必要把它扩大成什么样，我觉得人都有一种觉悟，会慢慢调整过来。你要相信。
李大伟：有点费事，我跟你说调整不过来。我一个高一，两个高二，三个高三，自愈不了！
王杨：这个片子在国外的电影节放的时候，组委会是把它专门分级了，因为他们认为是恐怖片，他们本国15岁以上的人才能看这个东西。然后还有一个小细节，有一次给一个美国的导演看。然后导演跟我说，看完了。我说，那有什么想法？他说的第一句话是——中国真的是我们的对手！一句玩笑话，就是说从另外的角度来说，当然这个里头可能有很多畸形的方面和问题，但你会发现一些孩子有着这股劲儿的这种存在，我要生存的这种劲，实际上可能也是推动了中国今天走到这个位置。当时我也很惊讶。
李大伟：我为啥跟你说压力？到前年，每年高考的前三天我铁定要做梦，就梦见什么？我高考又失败了！
高子鹏：好多人都有。
李大伟：我高考失败，然后我要怎么办？我心想我还在上班，我怎么又去高考了？然后我又跟我曾经上过两次高二的同学又到一个班了，然后复读过的高三的班的同学也跟我在一起……就是刚才方姐说的那个压力我觉得可能过不去，普遍性的给了所有的人一个惯性，它是一个形态，不是个体化的东西。
王杨：我自己当时在做这个片子剪辑时，我自己的一个感触就是说其实人类是人类行为和依靠人类社会这样的机制一层一层叠加所产生的，这个机制决定了人类不同的文明形态，这是我当时的一个感受。
高子鹏：异化也是人类文明的一部分。
李大伟：所以我觉得孟老师说振兴乡村，那个其实挺有意思的。
孟霖：所以我一直提供另一种可能，就靠“人性”这两个字。
▲
當心觸電◎影事後素
▼
蘭·映社 2018年7月成立于甘肃兰州。倡导以民间为立场， 以兰州为基地，推动民间影像的在地实践为归旨。目前暂时以每月一到两期的民间影像的观影为主要活动内容和不定期的线下聚会为主要组织形式。
蘭映社的大部分的参与者、场地提供方均为友情合作，我们也极力减少一切不必要的开支，但持续一个月的活动，仍需支付一笔不小的费用，如嘉宾差旅费（食、宿、行），海报印制费、茶水费、设备运输费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