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肃反的政治哲学代价

关于接下来中央对香港🇭🇰激进自由派势力扑杀，现在估计还很难预料的是，它可能会成为一个全国性肃反运动的信号。

香港回归政策的定调基本是1989年以前的决策，准确的说1980年代，那个时候中国到底要怎么走现代性国家？是走卢梭-康德的那种启蒙理性自由主义，还是美国霍布斯-洛克那种更早期的“异质知识”现代性形态。

对此，当局那时候基本还是糊涂的，但从历史来看，至少邓在1989以后抉择的是美国那种传统。但也是付出后遗症的代价——造成激情的力量整体在转化到现代性生成力量中有太多的滞留和障碍；欲望整体并没有像美国政治传统那样得到系统克制；美国宗教传统中的僭主性力量是极致隐退性的，而我们的现代性僭主如今虽然相比1976以前，色彩淡化之后，前几年又开始浓重起来。

相比美国那种其实带有浓重的中世纪-前现代遗风色彩的马基雅维利式的僭主政治传统，中国因其自有的传统，Ereignis-le donné或者更准确的说living presence和pure consciousness的相合性，更具有古典政治-哲学诉求，这种“相合性”更偏向古典“综合视域”的时刻，也就是古典“德性”政治的成立；而偏向“充溢”方向的时刻，或更准确的说那个悬搁去政治的“哲学”本身，就是道路“哲学”本身一个瞬间=中性准现前化对应的充溢。了解施特劳斯的胡塞尔现象学背景就很容易明白，政治-哲学的“自然”含义起码的起始点，就是胡塞尔中性准现前化分别相对的习性现象和充溢-意识流之间的歧出性；施特劳斯的“自然整体”起始于胡塞尔Apprsentation共现现象。

所以，政治-哲学只能谈“修道谓之教”，如果将哲学部分也僵硬僭越为政治化形态，古典神域将直接堕为中世纪那种启示宗教；文化大革命的问题不同于卢梭-尼采-海德格尔进路的那种启蒙和启示的死循环，更多可能带有中国古典神域政治诉求的那种失败性。

因此，最后来看，香港的政治定调1989年以后，实际就已经在否定中偏离中国的现代化整体设计，现在只是一个遗留问题需要解决。不是镇压不住，也不是国际现实政治的代价，而是政治哲学上那些隐性的爆炸性、持续性风险，我们可能缺乏预估：如果是美国式的手法，僭主会更善于发动和取消黑暗的力量，但更懂得如何事后性的把激情抚平，调和组织化的“软着陆”手法，南北战争的林肯就是这样——但前面提到的中国1989年之后的那种并不算充分的“美国路线”有没有相似的政治能量？

第二点

——尤其近几年的国内政治动向，在这个节骨眼倾向于“充溢”激情，其实就等于倾向于僭越哲学的政治动员，重蹈覆辙于文革激情路线的风险反而剧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