倒计时
八月一日 隔壁床是一位七十几岁的已经退休的中学教师。
大爷住院很久了，他的妻子去年中风瘫在床上，自己住院照顾不了便雇了个保姆照料着，现在他自己也得雇一个保姆在医院照顾着他。他有一个刚过而立之年的女儿，还没结婚，跟他们住在一起，是一家上市公司的高级白领，每天晚上八点下班后便到医院来看望他。这些事都是他告诉我的。一天中的大部分时间他都在睡觉，睡醒后便和我搭话，也难得历经几次手术后他还有精力来同我聊天。 我乐意和他说话。也许是因为他和公司楼底下那位保安老头子一样平易近人。又或许是因为同他聊天能让自己以为是年过古稀的老人，有这番看淡生死的闲情。实际上，我也总是告诉自己已经看淡了，在26岁的年纪。 “大爷，我要走了，今天就要离开这。”我跟大爷说。 他撑着虚弱的眼睛，转过头来，看着我：“不治了？” “没有钱，而且治了也不一定成功，成功了也活不了几年。”我对他说。 他努力增大了嗓音，说：“不要放弃，叫你父母想办法筹钱。” “我还没告诉他们，我想，最后，再同他们讲吧。” 他脸上本就狰狞的褶皱变得更加狰狞，他忧伤地说：“能多活一天是一天呐。” “这样的日子多一天少一天都是一样的。” 说完我便意识到自己说错话了，在心中后悔地责备自己，略带歉意地看着他。他那浑浊的眼睛闪过一丝失望的神色，旋即恢复了正常，脸上的褶皱也舒缓了。 “现在就走嘛？”他问。 “等打完这瓶药水就走。” 他看了看在墙上的挂钟，转过头去，叫保姆打开了电视，熟悉的新闻联播片头曲刚好响起。 已经七点了，可窗外的天色还很亮，夏天迟暮的景象总是如此，空气中掺杂着道不清的白昼的虚假。那天，我仿佛也是在这个时候失去意识的，记不起是在哪昏倒的了。听护士说，是一位身材矮胖的中年妇女急急忙忙把我送来了医院，打不开我的手机联系不上我的家人后跟护士交代照顾好我又匆匆离开了，也是我第二天醒来后才办的住院手续。是个路过的好心人，我想，只是没来得及好好谢谢她，只能祝她一生平安了。 我还有最后不到一个月的白昼，医生说活不过这个月了。想到这里，眼泪簌簌地便流了出来。为什么，为什么还会流泪，明明我已经看淡了，难道两个月以来流的泪还不够多么？死神呐，你为什么不痛快地把我带走，你知道等待死亡的过程有多痛苦么？不过，无所谓了，我已经看淡了，我的泪已经流干了。 我转过头，擦了擦眼泪，视线转移到药水瓶上，大概还要一个多小时才能滴完。再快些，滴得再快些。我得离开这，尽管身体很虚弱，但我的钱不能浪费在这，我最后的时间更不能浪费在这小小的病房中。我想再干些什么，虽然26年来一件事也没有干成，但我还是想干些什么，哪怕只是在外面走走，哪怕在家中躺着死去，也总比在这好。 我转了转调速器，药水滴得更快了，一滴一滴，滴进了我最后的生命中。 门，吱呀一声打开了，是大爷的女儿。 她手里提着袋水果，肩上挎着个普通的女士小包，身上还穿着上班用的正装。她轻轻地推开门，对我不失礼貌的笑了笑，然后收了收那疲惫的眼神，向她的父亲走去。 她坐在床边，轻声细语地询问今日的情况，大爷那自不久前谈话便迷离的双眼逐渐恢复了神色。他亲切地看着她，慢慢地答复着。她从袋中挑了个色泽新鲜的香蕉，去了皮，用小刀切成小块，一块一块的喂给大爷吃。 半个小时后，她起身离开了，尽管知道她明天还会来，但我还是察觉到了大爷的不舍。 “小乙。你说的对，这样的日子多一天少一天都是一样的。我早就想放弃治疗了。死了，死了多好了，没有痛苦，没有烦恼。死了，就太平了。”大爷盯着合上的门，叹了口气，继续说道， “可对活着的人来说，不太平啊。那天，我告诉女儿说，我不治了，我的痛苦少些，你的负担也轻些。她听完就哭了，一把鼻涕一把泪地说，爸，就算只有万分之一地成功率，咱也要治，我打拼这么多年，就是为了给你们过上更好的日子，再多陪我一会，再多陪我一会，好不好，好不好？我拒绝不了女儿的请求，拒绝不了，我不忍心呐。” 我看到了大爷眼角的泪，突然间，一股莫名的情绪涌上心头，几近让我想埋进被子中大哭一场。 大爷似乎注意到了我情绪的变化，安慰地对我说：“告诉你的父亲，你的母亲，回家去吧，再多陪陪他们。” “我，我不知道。”我强忍住鼻子的酸楚，努力不让泪水在眼眶中打转，眼看着最后一滴药水落了下来，故作轻松地对大爷说道：“药水打完了，我要走了，大爷，谢谢你这些天的照顾，你多保重，希望你早日康复。” 没有等护士来，我自己拔掉了针管，有些费力地从床上站到了地面。换完衣服后，我扶着床沿缓缓地走到了门外，合上门的那一刻，我看了看躺在床上的大爷。我听见大爷对我说：“记得回家。” 在走廊走了不远，终究由于身体虚弱而不得不找了张长椅坐下来休息。椅子的另一端坐着一位中年男人。他仰着头靠在椅背上，目光呆滞地望着天花板上的灯，脸上残存的泪痕表明他刚刚哭过。他手里紧攥着一本病历，年龄一栏里，填着12岁。 “大哥，你还好吗？” 可能是刚发现我的存在，他显得有些惊慌，急忙用手掌擦了擦脸颊，说道： “哦，没事。” 他的语气里充满了无力、绝望和疲惫，我没有再打搅他，他需要休息，无论是身体上还是精神上。我看着他那蓬乱的发丝和厚重的眼袋，有那么一瞬，我想起了很久没有联系的父亲。 忽然间，一股温柔而又强劲的风穿过走廊，翻起了病历的一角，流过我了的耳畔，穿透了我的身体。听人说，医院里的风其实是人的魂魄。他们脱离了死去的躯体，带着残存的意志，汇聚成风，在消散之前为亲人擦去泪痕，为深陷痛苦的人抚平伤口。 我得离开了，回到我的出租屋。我要去前台把这三天来的住院费用给结清，庆幸的是，我还能付得起这笔费用。 我有些头晕，不知道是因为身体原因还是空气中充斥着的浓郁的消毒水的气味。走廊长椅上的人，路过的人，每个人的面容都是那么憔悴。我同情他们，因为这样我会暂时忘记是我最需要同情的人，是自己。 结清费用，走出医院门口呼吸到新鲜的空气的那一刹那，我不由微笑起来，犹如一只脱笼之鹄。在医院，我最丑陋的一面被毫无保留的解剖开来，我失去了尊严。 我再也不想来到这里。 我回到了出租屋所在的街区。在主街道下车，穿过几条小巷，便到了出租屋的楼底。楼下是一家面馆，楼上是出租的房间，旁边有可以上到四楼的楼梯，我的房间在三楼。 每一层有两个房间，住我对面的是房东。房东是个中年女人，就像周星驰电影里的那位包租婆一样，凶神恶煞，催起租来六亲不认，不谈她也罢。 上个月和这个月的房租一并交予房东吧，要是哪天突然死了也不必亏欠房东，我不想欠着别人的特别是房东钱死去。我这样想着，艰难地爬着楼梯，迎面突然走来一个不高的男人。 可真是个怪人。大热天的穿着黑色的拉链卫衣，戴着口罩，头上套着卫衣的帽子，背着一个大包。我看不清他的脸。他似乎有些慌张，快步地从我身旁走过。是四楼的租客吧，我猜想着。这栋楼里，除了房东和楼底下面馆的老板，所有的租客我都不认识，也没有时间去认识。 一年前搬进了这里。每天七点钟出门，来不及吃早餐便挤地铁赶往公司。八点前抵达公司。晚上加班到九点，回到出租屋便十点了，回到继续没有干完的工作，完成后已经是凌晨一两点，这是我上床的时间。 两个月前确诊后便开始失眠。恐惧、怨恨、迷茫接踵而至。第二天总是会带着哭肿的双眼去上班。为了钱，我还得去上班。是工作拖垮了我的身体吗？或许吧，我不再去想它，从裤兜里摸出了钥匙，插进了锁孔，打开了门。 我放下所有东西，蹒跚着把身体挪到了床边，顺势倒了下去。我太累了，头很晕。我很快便失去了意识，陷入了沉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