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巴黎评论的作家们
巴黎评论无疑是非常有趣和独特的访谈，汇集了诸多作家，出名的，或还不太出名的，有诺奖的，有布克奖的等等。从访谈当中窥视作家们的所思所想，对于作品的创作，前辈或者同辈们的作品的评价和看法，对于生活的思考，或者创作的个人习惯、风格等等，都会在不同的角度呈现，去发现一个可能不一样的他。读毕巴黎评论4后，又再好好读了1-3,部。下面，都是作家们的说法：
卡波蒂：
任何艺术形态的最高强度都是由一副深思熟虑、坚定冷静的头脑来实现的。
风格就是能映照出一位艺术家的感性而非作品内容的镜子。
海明威：
他应该出去上吊，因为他发现要写好真的是无法想象的困难。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良知，不应该规定说良知起的作用应该到什么程度。
亨利·米勒：
所谓华彩乐章，就是那些狂暴的段落，一个词紧接着一个词倾倒出来。
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每个艺术家终究都要修行的，以这样或者那样的方式。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道路。
政治就是一个完全烂透了的散发着恶臭的世界。任何东西跟它沾边就变味儿。
想搞政治的人，不能有太多教养，得有点儿杀人犯的素质。
我读书，是为了忘记自我，沉醉其中。我总是在寻找让我灵魂出窍的作家。
我们本该可以创造出惊人的奇迹、奇观，无限的欢乐和美好，结果我们得到了什么呢？全都是垃圾。
纳博科夫：
原创艺术只能拷贝它自身。
称作是“伟大文学”，我着实进行了一番思想斗争，我真怀疑这是他们联合策划的针对我的大脑的阴谋活动。
凯鲁亚克：
只有在沉默和冥想中，才能看到异象。
约翰·厄普代克：
无论你多么想保持诚实而完满，访谈从本质上来说都是虚假的。
我的生活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垃圾，而其中的残渣就是我的写作。
真正在意的是开明而好奇的态度，而非判断。
马尔克斯：
百分之十的灵感，百分之九十的汗水。
那个时候灵感没了，便需要技巧来做出补偿。结构纯粹是技巧的问题。
最困难的是开头的段落。
生活本身是灵感的最大源泉，而梦境只是生活那道激流的一个非常小的组成部分。
雷蒙德·卡佛：
我们根本就没有青春时光。我们发现自己在扮演者陌生的角色，但我们尽了最大的努力。
相信好的小说就是道德小说。
米兰·昆德拉：
他们视之为最高的理性综合，是人类可以对世界整体表述怀疑的最后一块宝地。
散文的真理变得过于沉重，小说微妙的结构便有被摧毁的危险。
一个人如何将一篇散文并入小说里？思考一旦囊括进小说的身体，本质就会起变化。
罗伯-格里耶：
人类的存在应当承担起每时每刻创造感觉的责任。不是描述一种已经存在的感觉，而是创造一种尚不存在的感觉。
色情是他人的性爱。色情是坏的，性爱是好的。
君特·格拉斯：
一股盲目的群体热情推动事情向前发展。
保罗·奥斯特：
生命是如此短暂、如此脆弱、如此神秘。毕竟，在一生中我们真正爱的有几个？只有一些，很少的一些。当他们中的大部分去世后，你内心世界的版图改变了。
村上春树：
我们有理智的一半，也有疯狂的一半，我们在这两部分之间进行协调。
帕慕克：
我一直认为睡觉以及和家人在一起的空间，得和写作的地方分开。家庭的琐事和细节有时候会伤害想象力，会干掉我骨子里坏的一面。
翁贝托·埃科：
我相信，没有一个人是为了自己而写作的。我认为，写作是一种爱的行为——你写作，是为了付出某些东西给他人，传达某些东西，和别人分享你的感受。
喜剧性是摒除狂热的一个必要途径。每条真理宣言的背后，都藏有怀疑那恶魔般的影子。
E·M·福斯特：
我们无法观察生活的多样性，没有办法毫无主观色彩地去描绘它。
因为每一个人只能成为他自己，只能品味他自己的酸甜苦辣却无法经历他人的人生。
萨冈：
艺术必须用惊奇获得真实。
真实的生活是无法捕捉的，文学才是有形的。
对一个小说家来说，他唯一的道德是美学道德。
赫胥黎：
无论写什么，我都要重写很多次。我所有的想法都是再三思考的结果。当然不痛苦，尽管相当艰苦。
写这种新闻文章是极好的练手，强迫你去书写世间百态，能拓展你的写作能力，教你如何快速掌握材料，让你学会怎么观察事物。
衰老所带来的缺陷之一：你会更愿意只和较少的人保持密切联系。
作家有强烈的欲望，想赋予他所观察到的事物以秩序，想给生命找到意义。
他有所创造，不是因为他有神经官能症，而是因为他战胜了神经官能症。
你能想象到的小说不该被写成的样子，他几乎都展示给你看了，然后再让你知道应该写成什么样子。
在小说里，你能调和绝对和相对，换言之，用特殊范例阐述一般性观念。
哈罗德·品特：
我不信任任何种类的意识形态表述。
世界是一个充满暴力的场所，就这么简单，所以戏里的任何暴力都是很自然地出来的。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很本质的、不可避免的因素。每个人都会遇到过某种方式的暴力。
博尔赫斯：
我极度迷信。我觉得这有点羞耻。我对自己说，迷信毕竟是，一种轻微形态的疯癫。
你把时间比喻成漫漫长路，把死亡比喻为沉睡，把生活说成是做梦。
社会是一张网，谁都无法抽开其中一根线绳而不触动到所有其他的编结绳。
当一个人去写作，即使是以一种现实主义的方式去写他身边的世界，他也是在写一根奇异的故事，因为世界本身就是奇异的、神秘莫测的、不可理解的。
但随着时间的流逝，你会发现攻击别人是很徒劳的举动。
I·B·辛格：
我认为，当一个作家坐下来进行心理分析时，他是在毁坏自己的作品。
翻译虽然会损害一个作者，但不会杀死他：如果他确实优秀，即使是在翻译中，他也能够出类拔萃。
我相信一个更好的世界，但我不认为一个坐下来写一篇小说让世界变得更好的小说家能取得什么成就。更好的世界是由很多人，由政治家、国务活动家和社会学家造就的。
科学的概念——什么是科学的，什么是不科学的——是会随着时间而发生变化的。你不能在实验室里显示曾经有过一个拿破仑，你不能像证明电流那样证明拿破仑的存在，但我们知道确实有过一个拿破仑。
每个人都害怕超自然。既然我们都害怕超自然，我们便没有理由不利用它。因为假如你害怕什么东西，你在害怕这桩事实，就说明你承认它确实存在。我们不会害怕不存在的东西。
写出好作品的唯一途径是埋头苦干。
启蒙，不管它进步多大，都不可能带来救赎。我从来就不相信社会主义或任何其他主义能够拯救人类、创造出他们所称的“新人”。
什么都不能拯救我们。我们可以取得很大进步，但我们会继续经受苦难，永远不会有终结。我们永远会发明新的痛苦的根源。说人会得到拯救的观念，完全是一种宗教性的观念。当人们谈起一个更好的世界的时候，我一方面承认条件可以改善，我也希望我们能够远离战争，另一方面，还是会有足够多的疾病、足够多的悲剧，人类还是会一如既往地以差不多同样的方式继续经受苦难。对我来说，做一个悲观主义者，就意味着做一个现实主义者。尽管我们有苦难，我们还是有值得为之活下去的东西。人类得到的最大礼物，就是自由选择。
要呕心沥血，把故事讲对，就是结构要对，叙述要对，形式和内容之间应当平衡。
我认为，人类本性不会变到这个程度，使人们变得对想象的产品不再感兴趣了。如果我们继续写很多坏小说，而坏小说家之间还互相模仿，那么，他们写的东西，就不好有趣，也不会被人理解。我不认为文学、好的文学，需要对技术有任何恐惧。恰恰相反。技术越多，对人脑在没有机器的帮助下能够创造出来的东西感兴趣的人，就会越多。
任何地方，伟大的作家都很少很少。
E·B·怀特：
一个作家应该关注任何让他浮想联翩、让他心潮澎湃、让他的打字机进入状态的东西。
我们的世界本质上是狭隘的，由超过一百多个教派或者国家组成，互相虎视眈眈，尔虞我诈，几乎都只关注自己的领地和自己的噱头。
聂鲁达：
一个人永远都在同时接受亲吻和巴掌，爱抚和拳打脚踢，这就是一个诗人的生活。
我从未放弃过对孤独，对愤怒，对忧郁的表达。
约翰·斯坦贝克：
一个人，要写一则故事，就必须用上自己最好的知识和最美妙的情感。
康拉德说过：只有两样东西卖得动：最好的和最烂的。
时间是唯一没有野心的批评家。给批评家一丁点东西，他能写出一个戏来。
冯内古特：
拥有天赋的人并没有义务去使用它。这对我来说是不可思议的态度。我认为人人都应该抓牢自己的天赋，能跑多快就跑多快。
作家的任务就是上演冲突，所以人物会说出令人惊讶、给人启发的东西，教育和娱乐我们。
缺的不是优秀的作家。我们缺的是大批可靠的读者。
科塔萨尔：
不过对我来说，获得成功并不是什么快乐的事情。
唐·特里罗：
写作是一种浓缩的思考。也许我想寻觅的，是一种更加严苛的思维方式。
我那时并不知道当一个严肃作家意味着什么。我要花很久才能搞定这一点。
作家会寻找各种办法来确保自己的孤独，然后再寻找无数方法来浪费它。
起初你寻找的是秩序和操控，你希望能实践自己的意志，让语言为你所用，让世界为你而变。你希望控制情感冲动、画面、词语、人脸和思想的流动。但还有一种更高的境界，那是秘密的期盼。你希望能放手，让自己迷失在语言中，成为一个载体或信使。最好的时刻就是失去控制。这是一种狂喜，在词语中常常会经历这种感受——它是让人拍案叫绝的组合，它能生出发更高境界的感知。
我是构建句子的人。我会听到某种节奏，她促使我写完一个句子。那些打印在白纸上的词语具有雕塑的质感。它们形成奇怪的对应关系。它们组合在一起并不仅仅是通过意义，也借助声音和形状。一句话的节奏会适合一定数量的音节。如果多了个音节，我就会考虑改变这句话的意义，以保持这种节奏和节拍。我非常愿意让语言用意义压着我，看着那些词语组合在一起，在句子中保持平衡——这些都是感官上的愉悦。
我们的文学很丰富，但有时候它太容易被中和了，太容易被周围的噪音所吞没。
苏珊·桑塔格：
我只能回答，所谓作家，就是一个对世界充满关注的人。
去见证、去哀悼、去树立一个公正的榜样、去介入等等就已经足够了。相信正确的行动，是一个人的责任，而不是一个作家的责任。
我真正想要的是将每一种生活都过一遍，一个作家的生活似乎最具包容性。
我期待写作生涯中的搏斗。我认为每个作家都会具有一种英雄主义的凛性。
一种有巨大优越感和不懈渴望的生活。
多阅读、多听音乐是如今世人越来越不在乎的，却是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而且正是我所追求的。
万事万物都是先有形再有实的。
一个人必须在完美的生活和完美的工作之间做出选择，写作就是一种生活，一种非常特殊的生活。
一个伟大命题：一个人应当怎样生活？一篇值得阅读的小说对心灵是一种教诲，它能扩大我们对人类可能性、人类的本性及世上所发生之事的感知，它也是灵性的创造者。
我对任何事物都没有最后的定论。
我的大部分作品表达的都是人类最古老气质之——忧郁。
创作小说与你真正想要的写的东西常常相去甚远。
但无论如何，我写作不是因为世上有读者，我写作是因为世上有文学。
伊恩·麦克尤恩：
乐趣就在于惊喜。
小说使我们不至于想当然地认为过去缺乏充斥于当今的一切东西。
这种微笑称之为一种“社会性质的刺激释放”。
诺曼·梅勒：
你要是想当小说家就是进入一个极端危险的心理旅程，它可能把你炸得面目全非。
离死亡越近他就越有活力。他把这看成是自己的灵丹妙药，所以才敢于不断地面对死亡。
牧师，这世上没啥是公平的。
你最后会有一种敏感，作为一个作家的敏感，对失去的东西的敏感。随着你慢慢变老，你只会变成一个更加睿智的作者。你每一年都能了解到更多的人性。
乐观一点的说法就是你了解这辆老爷车的每一处噪音的由来。
我们都是同时有大恶也有大善的人。我们说我们是个混合体，极端复杂的混合体。
暴力时刻就是存在时刻。它们就是生活。
高潮是我们自身一种非常深层的表达。
现实已经不一定非得是曾经发生的那起事件了，而必须是人们有限的脑子里能容纳的现实，是事情将会怎么发生的可能性。
你必须努力进入一种精神上的压抑才能达到思考的境界。
每当一个朋友成功之时，我就觉得自己的一部分死掉了。这就是这种竞争的夸张说法。
大江健三郎：
塞利纳，他拥有一种复杂的风格和一种清澈的风格。
我的诱惑是宁静的。
一切有趣的事情都来自发疯和狂暴。无可救药的兽性勇气。
多愁善感是一种不直面现实的态度。
威廉·斯泰伦：
风格是经过长期艰苦备至的写作实践之后才会形成的才分。
那种快感完全被每天重新开始的痛苦抵消殆尽。我们还是老实说吧，写作就是地狱。
一部伟大的作品应该能够让你从中体会到各种经验，而且写得最后时仍然那么饱满有力。你在阅读它的过程中等于经历了几种不同的生活。
时间的推进问题似乎是一个小说家最难应付的事情。
作家必须从一个读者的角度批判自己的作品。
T·S·艾略特：
我觉得一定有一种语言，是你用了表达自己的，用诗歌来表达自己，因此，你必须放弃另一种语言。
我觉得用自己的条条框框去约束别人是最糟糕的事情。
庞德：
我想要装进去的材料不总是有效。如果一块石头不是坚硬得足以保持其形式，它就必须被扔掉。
我想我在写被赐予的生命。写什么比怎样写重要得多。
技艺是对诚意的一个考验。如果一件事不值得使用技艺来说，它的价值就比较低。
必须有持续不断的好奇，而好奇来自于持久的精力。
增强他们的好奇心并且不要作假。
艾伦·金斯堡：
没有比贴着我的骨头的脂肪更甜蜜的了。
我的身体一片混乱，感受着压力，败坏着，但我的观念，我观念的能量及我的想象力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强。
仁慈有一张人的脸。
我这人老师一边看书一边手淫，手淫时做点儿别的事转移下注意力挺好的，看看书啦，望望窗外啦，让脑瓜仍然转着，这样倒像更性感了似的。
永远不要忘记——永远不忘，不背弃，不否认。
我自己的那个精神问题是，我曾觉得最好的办法是马上去死。或说，不怕死亡，而是进入死亡。
索尔·贝娄：
愿意相信人的本能，且无拘无束地追随。
我害怕自己放开去写。
我想所有人的内心深处都有一个原始的激励者或解说者，他从遥远的早年就在指教着我们，告诉我们这个世界的真相。
有时我在酝酿恰当的基调时会碰到巨大的困难。我直接求助于我的激励者。但是，激励者得寻找最恰当的状态，也就是说要显得既真实又必然。
空白的存在总让人觉得不舒服。
现实主义文学从一开始就是一种受害者的文学。
我觉得我的嬉闹是很严肃的。文字主义、事实主义都会把想象力统统给窒息掉。
激进主义是一个尊严问题。他们为了自己的尊严必须激进。他们把激进视为自己的使命，而且是高尚的使命。激进的批评需要知识，而不是装模作样、口号和咆哮。真正的激进主义需要做大量家庭作业——思考。
只是他使用的方式不能像诗人那样纯粹或者简洁。他必须越过一个极其泥泞和嘈杂的领域才能得出一个纯粹的结论。他更需要直接面对生活的细节。
完全独立于我们的任何判断的存在本身就是有价值的，存在是妙不可言的。
做一个知识分子有时意味着禁闭在一种私人生活中。
是个体被囚禁在一个可怜而又苍白无力的秘密生活中不可自拔。
犹太人之所以生存下来是因为他被人憎恶，而不是因为他有历史，也不是因为他有自己的根源。
如果我们要过人特有的或者人性的生活，就得抛弃形形色色的思想。有时我们似乎每周七天时间都在受审般地回答这些问题，试图给我们自己一个明白的说法。但人什么时候才算真正生活了？如果必须做出这些无休止的判断，他又如何生活呢？
人们怎能既抵挡得住这个巨大社会的控制，同时又不会变成一个虚无主义者，避免空洞的叛逆的荒谬性？
我发现“悲观主义”在很多方面几乎跟“乐观主义”一样空洞。我对这些问题的探究没有达到必要的深度。我没有指责自己未能充当一个苛细的道德家，我总是借口说自己毕竟不过是一个作家。
也许真理就是残酷的。也许人生的真相就是如此。作为习惯性骗子和自我迷惑家，我们完全有理由害怕真理，但我绝不打算放弃希望。
约瑟夫·海勒：
因为很多东西得从沉思中产生。没有什么比思考更私人化的了。我宁愿保持这种写作方式。
音乐能够消除那些会让我分心的噪声。
富恩特斯：
我用纯粹的激情来弥补，在二三十岁时写作，你有的是激情。这以后你就得学会理智地使用能量了。
没什么比代表国家更能杀死一个人的了。
如果你遗忘了你的历史，你就死去了。你必须为集体承担许多职责，这是你作为一个公民的义务，而非一个作家的义务。
所有的作家都活在执念之中。
如果作家不说出来，那就没人会说出来了。这形成了巨大的责任，为作家带来重负，也带来了一定的困惑。
拉美作家必须挪用其他文化传统中的作家来填补空虚。
我们不仅有成功的故事，我们同样也有挫败的历史。
神话是一种传统，神话们在呼吸，它们滋养了史诗，悲剧，乃至当代生活的闹剧。
人们永不能以肉身相见，真正的通奸都是由他人完成的。
你失去了力量，获得了技巧。
菲利普·罗斯：
每个人都是分裂的。每个人都有裂缝和豁口。
作家也是一个表演者，他的这种伪装正好是他最擅长的而已。
不该问“为什么他品行如此恶劣”，而是要问“他靠佩戴这个面具获得了什么”
将你生命之中那些与你的道德感相抵触的特质像虹吸一样抽取出来，对你和你的读者来说，都是一种非常艰难的精神训练。真的是在伸手去抓那些你触不到的，或者说是在你生命之外的东西。
严肃有时候也可以跟任何不严肃的事情一样愚蠢。
没有文化上的怨愤，听不到自己的声音选择立场、发表意见、复述所有不公之事，实在让人舒心！的确是一大乐事——但对于写作来说并没有好处。但写作的人一定要快被逼疯的时候才能看得清楚。写作的人需要他的毒药，而用来解毒的很多时候是一本书。
写小说并不是一条通往力量的道路。
阅读小说是一种深层的独一无二的快乐，它是一种让参与者全情投入的神秘的人类活动。
约翰·欧文：
一路上，会有意外，会走弯路——最后你会发现，有些意外其实是最美妙的。
吸引我的，是令他们愤怒、热情洋溢、愤慨、赞赏的事情，是令他们对人寄予同情的事物，还有令他们对人感动憎恶的事物。他们是情感跨度很大的作家。
光是如实地观察这个社会，就已经很有“政治”意味了。
语言的新意只是时尚而已；时尚会过去的。他们关注和痴迷的，是更重要、更朴实的内容——这些内容能流传下去：故事情节、人物、欢笑与泪水。
作为作家，我听到多，说得少。写作的第一步就是“留意”。他指的是洞察力——不是我们编造了什么，而是我们见证了什么。
人的心灵与自身的冲突。我们发现的要比我们编造的多，我们看到和揭示的，要比我们创作和虚构的多。起码我是这样。
多丽丝·莱辛：
但你就是不相信你正在变老。人们也不知道他们衰老的速度是多么的快。时间真的过得很快。
格玛丽特·阿特伍德：
所以作家都感受到过语言的局限。所有严肃的作家。
情感——爱的行为，欲望的行为，恨的行为，毫不在乎的行为，暴力的行为，绝望的行为，操控的行为，希望的行为——这些都是性。必须把这些事情都包括在性之内。
爱上一个人是一种打破自尊壁垒的经历。
托妮·莫里森：
有时候你确实是需要一种刺激。
阿摩司·奥兹：
以十几岁青少年性行为的节奏，用极大的欲望和不可遏制的饥渴去寻求满足。
如果你写世界上某个混乱之地，一切都可用寓意来作解释。
如果我不得不用一个词来告诉你我的作品写的是什么，我会说“家庭”。我发现家庭是最为神秘的机构，最不可靠，最为悖论，最为矛盾。多少个世纪以来，我们一直听说关于家庭之死的预言，并看到了家庭如何在宗教、意识形态、政治制度与历史变迁中生存下来。
爱与恨、妒忌与团结一致、幸福与神秘的永恒交替。
认为小说家是全能上帝的说法是错误的，他不可能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在某些方面，人物接管并操控了一切。
VS·奈保尔：
内省非常重要。我们必须探究自身，探究我们自身的弱点。
你必须寻找不同的方法来处理你的经验。你必须理解它，你也必须去理解世界。写作常常是追寻深刻理解的斗争。这非常高尚。
我从不抱怨；我只能继续前行。
你得把握正确的视角：获取了材料，换一种方式写作，然后就产生了新的材料。
如果我脑海中已经形成了那部小说，那么它总归会出来。问题不过是寻找正确的途径。
是的，要简单。我绝不用术语。
或许世界的存在是要被思考，是要进入人们的沉思。然后你就会享受这个过程，它就具有某种意义。
因为思绪太过宝贵，很可能会在谈话中流失。你可能会失去它们。
石黑一雄：
我们都害怕动感情。
我开始注意到记忆与梦境之间的相似，梦的语言能让我写出一个隐喻式的故事。
你的发现就是：追寻很艰难，但你依旧有继续追寻的责任。
格雷厄姆·格林：
只有在绝对清醒的时候我才能写作。
W·H·奥登：
如果一个人的想象力能被其艺术的内在困顿激发出来，他就是一个诗人，尚诺他的想象力因此而变得迟钝，那他就不是。
有那么多人做着自己根本不喜欢干的工作。我没有这样，对此我充满感激。
欧茨：
能不能写是个相对概念。它实际上也没什么意义：归根结底最重要的，还是一位作家的巅峰之作。
开恐怖事物的玩笑。少把自己当回事。
E·L·多克托罗：
写作是很困难的事，尤其是短小的东西。
正对着书房的一面墙，于是我开始写那面墙。
写作是一种社会能够接受的精神分裂症。你能做一大堆可怕的事而逃之夭夭。
我在那种痛苦的方式中想明白的是，应该写这本书的是但以理而不是我。写作就是这样一种挣扎。头脑里没有空间放下一个读者，除了存身期间的语言，什么都不想，头脑就是书的语言。
在我动笔写东西之前很多年，我就认为自己是个作家。所以当你读一本书，你就参与了作者头脑里的事情。你把自己的创作能力同步了。你把自己人生的各种人代入各种角色，不是代入作者的经验，而是代入你自己的经验。
分散痛苦，是对艺术的一个佐证。
威廉·特雷弗：
从另一方面来讲，生活，绝大多数时候是无意义的。短篇小说是骨感的，不能东拉西扯。它是浓缩的艺术。
人们很艰难将自己身上极度隐私的一面拿出来与人分享。我经常描写的就是这种艰难。
对于作家来说，重要的不是好奇和观察，而是对人自身的深刻理解。
略萨：
但故事不能靠观念吸引读者，靠的是色彩，靠的是它激起的情感，靠的是它能产生的悬念和神秘。
幽默是一笔巨大的财富，是生活的一种基本要素，因此对文学也特别关键。
认为永远不要把头脑里的全部写下来，这样第二天开头更容易。
灵感来自有规律的劳作。
人物享有相当程度的自治地位呢。这个时刻也最叫人兴奋，你在自己的创造物中发现了生命，你必须对生命怀有敬意。
唯一的办法，就是下定决心，不止把文学当成嗜好，而是当成自己的主业。
艾丽丝·门罗：
我不会把没有完成的东西给任何人看。
在内心深处，我知道自己就是一名老处女。
上了年纪以后，在某种程度上，你的兴致有可能被耗尽了，你无法预见这一点。它甚至在一些曾经对生活充满兴致和责任的人身上也会出现，就是为了活着而活着。你在旅行的时候，可以从许多人的脸上看到这一点。那种感觉就是，某种程度上，人对事情做出反应的能力被关闭了。
诺泽·萨拉马戈：
无论在我身上发生的事情是好是坏，我一向不会大悲大喜。我只是经历那些瞬间。
叙事一定要符合特定时刻的需求，这是说没有什么是预定的。
起作用的是国际金融的力量，参与这些活动的人事实上统治着全球。政治家只是傀儡，事实上所谓的政治力量狼狈为奸，这与真正的民主背道而驰。
但人类发明了残忍。动物不会互相折磨，但是我们会。我们是这个星球上唯一残忍的物种。
我相信这个问题很正当：如果我们是残酷的，我们怎么还能继续说我们是理性的物种？是因为我们能说话？能思考？能创作？
萨尔曼·鲁西迪：
写作这些故事的难处在于，如果你想包罗万象，结果往往什么也没有写就停笔了，而那些只写一个地方的作家是不会遇到这个问题的。
我的生活给了我另一个主题：冲突的世界。
我不想做道德评价，我想说的是：过去发生过的，现在仍旧在发生。
写作非常难，它需要你几乎全身心的投入，并且大多数时间你觉得什么也写不出来。
我花费了人生当中的五年时间，尽我最大的努力，竭尽全力将一件事情做好。我坚信作家在写作时是无私的。
为什么文学不能用来挑衅？它一直以来都是这样的。有种观点认为，受到攻击的人要为攻击行为负责，这种说法是转嫁仇恨。
我们都需要一种理念，认识到某种东西超越我们的物质世界而存在。宗教要处理的两大问题是：我们从何而来，我们应该如何生活。
朋友就是你建构起来的家人。我和意气相投的人住在一起会变得非常有激情。它给了我一种归属感，让我觉得自己不是一台机器。
当一个作家向你谈论起未来的写作计划是，永远也别相信他。
哈维尔·马里亚斯：
现在为后世考虑是荒唐可笑的，，因为事物不是一成不变的。
我通过一个过滤器过滤我的生活。这对我而言很重要。
或许我写作是因为它是无可比拟的一种思考方式。是一种非常积极的思考方式。当你必须要把什么落实成文字的时候，你的思维会更清晰。
如果我合上书之后没有共鸣，就会感觉很沮丧。我喜欢的书不能只是机智或者巧妙的。我更喜欢能留下共鸣和气氛的东西。
我把每一页都当作是唯一的一页来写。
大卫·格罗斯曼：
每天，我都迫切需要有几个小时，能孤身独处，写点东西。
我非常有这样的感觉：是题材找到了我。
作品应该把我引入歧途，就是说，它应该把我带到我不敢涉足的地方。
我常常向我的书取经。我只所以会耗费数年才能完成一部长篇，是因为我其实并不真正理解，自己写的是什么，为什么要写这些。直到事后，我才会明白，这本书想告诉我些什么。
我写某一类书时，会给自己造成不小的破坏，是把我的人格拆解开来。写完这些书时，我已经把自己破坏得够呛。当然，我不会抱怨。因为写书就是这样的。
面对如此的专制，我如何维持自己作为一个人的唯一性？我有什么无可磨灭的地方？
这种从政治角度解释以色列的一切，将其归类为政治隐喻的倾向，令人恼火。这无疑是一种误解的表现——不是对以色列的误解，而是对文学的误解。文学有许多层面，政治层面只是其中之一而已。
他们从不把任何事视为理所当然。一切都是令人惊讶和新奇的。
作家之间的妒忌会催生出更多的智慧。
我可以全身心地投入那片空间，就像我全心投入我要写的任何环境一样——毫不设防，彻底袒露内心，陷入悲痛，同时无比真切地体会，自己丧失了什么。
如今，我过的是痛苦的生活。就像一直身处地狱一般，而且还是慢动作的。
如果我注定承受这一处境，我愿意——这也是人的一种困境，我愿意体验一番。写作让我得以探索自己在生活中不可能探索的处境。
就是热切，不惮接触他人的极端状况，对他人的内心生活感兴趣，尤其是在备受压抑的地方。
大卫·米切尔：
酒鬼始终是酒鬼，但他可以立志成为戒酒的酒鬼。
恶不是一种人格类型，而是贯穿每个人心里的一根线，环境会把你放到线的这一侧或另一侧。
不过碳元素和氮元素会进入循环，这让人感到宽慰。至少在生物学意义上，轮回是个事实。所以不妨把骨灰捐给果农。
你我都在把我们吃掉的午餐转化成表皮细胞、脑细胞、血液、黏液、精液、毛发、脚指甲。
记忆行为是一种虚构行为，而虚构行为在很多程度上有赖于记忆行为。
米歇尔·维勒贝克：
想象这样一群人，他们戴着镣铐，全都被判了死刑，每天都会有几个人当着所有其他人的面被杀死；那些还活着的人在同伴身上看到自身的处境，互相伤心而绝望地注视着，等待轮到自己的那一刻。这便是人类处境的写照。
我倾向于认为存在对立的善与恶，而我们每个人体内的善恶量是恒定不变的。人们具有固定的道德特性，至死不变。
所以我们不得不相信存在一些巨大的社会力量，那是用个体心理学无法解释的。
重复是诗歌的一部分。所以我会毫不犹豫地重复我自己。事实上，我觉得我是今天还在写作的作家中最爱重复的一个。
浪漫主义者是一个相信无限幸福的人，相信幸福既永恒，也触手可及。对爱的信仰。还有对灵魂的信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