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批判性思维的再思考——写在《批判性思维的架构》之后
普朗克获得诺贝尔奖之后，受邀到德国各地演讲，每次讲的内容大同小异，都是关于新的量子物理理论。
时间一久，他的司机记住了讲座的内容。
一次，司机说：「普朗克教授，我们老是这样也挺无聊的，不如这样吧，到慕尼黑让我来讲，你戴着我的司机帽子坐在前排，你说呢？」
普朗克说：「好啊。」
于是司机走上讲台，滔滔不绝地讲解量子物理理论。
演讲最后一个物理学教授站起来，提了一个非常难的问题。
演讲者说：「哇，我真没想到，我会在慕尼黑这么先进的城市遇到这么简单的问题．我想请我的司机来回答。」
故事中的司机很机敏，但他只拥有表面的知识和表演的才能。
分享这个故事是想和大家一起，抛却浮夸、作秀，去探索和拥抱「普朗克知识」。
之前在某平台的交流群里，聊到文章怎么样才能有更多的阅读量时，大家都有不同的看法。
仔细想来，「文章千古事」，终归还是认真为好。
也因此应小伙伴的建议，对前文《批判性思维的架构》举一些例子，并做进一步的阐述。
前文已为大家详细论述了这个基础的分析问题的框架。
在生活中运用这个分析框架可以排除一些明显无脑的言论，通过训练，我们能从一堂讲座、一篇文章乃至一本论著中剥离作者繁复的修饰性话语，一针见血地找出一个由理由、假设和结论所组成的完整论证结构。
然后通过分析理由的证明力、假设的合理性以及结论的准确性，同时考察从理由到假设再到结论之间的推理链条是否符合逻辑，最终对论证做出评价。
但是归根结底，批判性思维只是一个技巧。
它能做到形式审查，但真正进行实质审查的更多是专业知识。
专业知识既是批判性思维的基础，也是理解和评价论证的核心。
下面举一个例子来说明一下。
赵鼎新教授在《评许田波<古代中国和近现代欧洲的战争及国家形成>》一文中，首先指出了西方社会科学中常用的比较历史学方法的特点：
这一方法的标准做法是把两个或数个不同案例放在对称的位置上加以比较并从中找出一个作者认为是关键性的问题。
比如，为什么在现代化过程中俄国和中国走上了共产主义革命道路，日本和德国走上了法西斯道路，而英、法、美三国却走上了资本主义民主道路？
作者的任务则是找出导致这些案例之间达到不同或相似的理论或者是关键机制。
同时指出了这种方法具有的三大弱点：
第一是虽然案例相似性大，但案例之间的不同点太多，无法证明是哪个因素导致案例之间差异。
第二是研究者基本上都是提出单一的问题，造成对称案例选择上的困难，因为无法找到两个以上的案例支撑单一问题的分析。
第三是忽略时空因素违背了历史叙事的客观性。
这里赵鼎新教授主要针对的是比较历史学方法在理由的证明力以及论证的逻辑严密性。
这里补充一下书中没有具体写到的论证方法。
演绎法、归纳法和类比法是我们进行逻辑论证的基本方法。
这三个方法各有优缺点：
演绎法从一般到个别的推理，逻辑性最强，但作为前提的假设可能不可靠。最经典的演绎法是三段论。
归纳法是从局部到整体的推理，逻辑性一般，天下乌鸦一般黑，但也有白乌鸦。
类比法是从个别到个别，只是依靠相似性，而且这种相似性也可能只是表面相似，而没有坚强的内在机理，逻辑性最差。我们平常所用的举例论证就属于归纳法和类比法。
在阅读论著时，首先确认作者采用的论证方法，结合对理由、假设和结论的考察，判定作者论证的逻辑严密性。
在文中，赵鼎新教授进一步指出了许田波运用国际关系理论的误区：
他们都轻视社会结构的作用而过分强调行为主体的策略选择对社会发展的影响。
许田波的中心论点之一就是战国时期中国的政治家采取了商鞅式的改革策略而近代欧洲却没有这么做，因此中国走向了统一而欧洲却没有。
不同的政治策略当然能造成不同的历史后果，但是从长时段来看，历史发展往往是行为主体的非预期后果。
此外，行为主体的策略选择及其有效性是受其他条件约束的。
比方说，如果路易十四在建立中央集权国家时碰巧读了商鞅的书并决定采取商鞅的方式来进行改革，这样的改革在法国能成果吗？
我想稍微知道一些欧洲历史的读者都会给出一个否定的答案。
原因是，先秦法家改革所面临的反对力量仅仅是已经在走向没落的贵族势力，而在法国，路易十四所面对的不仅仅是贵族势力，而且有强大的教会势力和中产阶级力量。
先秦时代的中国和近代欧洲在封建战争开始趋于激烈的时候国家力量均很薄弱，而且绝大多数国家也均没有由国家统领的常规军。
但在欧洲，独立或半独立的经济城市在封建战争趋于激烈之前，即在中世纪的早期就已经逐渐形成，而先秦时代的中国却不存在这种类型的城市。
因此，当中世纪的骑士战争在欧洲趋于式微之时，许多国家由于没有能力像中国战国时期的诸侯国家一样在国内采取强制方法建立常规军，因而不得不依靠雇佣军来打仗。
这就使得欧洲战争越来越依靠国家财政甚至是依靠举债来维持。
但是由于欧洲当时的城市经济和金融系统都已经十分发达，依赖金钱打仗在一段时间内对许多欧洲国家甚至可以说是一个十分有效的办法，这就更加增强了欧洲战争对金钱的依赖程度。
欧洲的这种战争形式加重了以中产阶级为代表的城市向国家进行讨价还价的砝码。
总之，在强大的贵族势力、教会势力和城市经济势力的限制下，欧洲任何一个国家的中央集权改革都不可能像秦国的商鞅改革进行得那么彻底。
这里赵鼎新教授在分析时，大量运用了他的历史学、社会学专业知识。如果没有这些理论功底，至少很难做到有理有据地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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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极的北极熊 转发了这篇日记 2020-11-15 00:20:3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