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的挣扎,死的反抗 ——《生死场》从小说到话剧
小说《生死场》是中国现代作家萧红所著的中篇小说,也是她的成名作。描写了九一八事变前后,哈尔滨附近一偏僻村庄的农民们为生活奋力挣扎的故事。通过生产、生殖、人伦关系,写生命的卑贱,贫困和死亡,写人性的软弱与蒙昧,在无法生存的情况下被迫反抗。田沁鑫根据萧红的小说将其改编为话剧,她以更简洁的内容和更深刻的人物形象,来描述在乡村,人和动物一样忙着生,忙着死。但活着的人却需要在生死之间挣扎和反抗。 萧红的小说共有十七节,人物众多,个性不够鲜明,内容纷杂,组织力不够,主题不够突出,而田沁鑫将小说的内容浓缩为话剧中的六个部分,删去了一些不必要的人物和情节。萧红的小说中,金枝,成业与赵三夫妇和二里半夫妇本没什么关系,唯一有点牵扯的就是,二里半替成业向金枝的母亲提过亲。但是话剧中金枝成了赵三的女儿,成业成了二里半的儿子,田沁鑫把原本不相干的人关联起来,将金枝和成业两个人的爱情故事上升为两个家庭的事情,把主要矛盾集中在两个家庭之间,以此来突出人物的个性以及挣扎与反抗的主题。 在萧红的小说中,金枝只有一个没有姓名的母亲,而成业却是和叔叔住在一起,没有父母,金枝和成业的故事在菜圃一节中独立表现,金枝未婚先孕最后也顺利的嫁给了成业,如成业的婶婶说的一样,婚后的成业对金枝只有不满,再没有婚前的激情与关怀。他们只是村子里渺小的两个人物,发生在他们之间的故事平淡无奇,人物个性也不够鲜明,从小说整体来看,并不值得注意。但在田沁鑫的话剧中,将金枝和成业设定为主要人物,通过提亲这一细节,二里半不敢向胆子大的赵三提亲,几次三番都没有说出金枝怀孕的事实,体现出二里半的胆小和对儿子让金枝怀孕的羞愧,成业忍受不了父亲的吞吞吐吐,提出娶金枝,赵三的拒绝以及二里半的态度使得成业决定带金枝私奔。私奔这一情节的增设,避免了金枝沦为和村里其他女人一样,被丈夫嫌弃的命运,突出了反抗的主题,同时也反映出金枝对成业的依赖性。在出逃时,金枝家是着了火的,但她最终还是毅然决然的跟成业跑了。在那个时代,女人永远活在男人之下,没有男人女人无法独立存活,尤其是怀孕的女人。出逃后的成业与金枝在菜窖争吵,金枝梦到母亲叫她回去,承诺给她养孩子,而成业却碍于流言执意不回,体现出成业的怯懦,成业被抓充军,金枝一言不发看着成业被带走,最后决定回乡,体现出金枝的倔强,同时也可以看出田沁鑫导演作为女人,对金枝深切的同情,赋予了她反抗的意识。 小说中赵三想杀二爷经过多次思考和计划,但话剧中杀了被误认为是二爷的小偷很突然,没有铺垫。杀人后的赵三吓瘫在地上,通过回忆来讲述二爷要加租,体现出赵三胆大中也带着怯懦,杀人只是被逼无奈的决定。在发现二爷还活着后,赵三求着二爷不要把他送进监狱,杀人者向被杀人者求饶,讽刺了命运的戏剧性。赵三被赎回后性格的转变和原著相同,如王婆说的那样:“从没见过这样的男人,起初是铁,后来是泥。”这样的转变是时代和所处的地位赋予的,杀人后的赵三本就有了怯懦的种子,在发现二爷还活着时众人立刻不再崇拜赵三反而把他推向深渊,使得赵三向权利和地位低下了头,甘愿给二爷加租。这些细节是小说中没有的:众人以为二爷死了的时候,大家想的是瓜分二爷的钱财,在赵三被抓时众人想的是找找死人身上的铜板,因为没有人在意死亡,死对他们来说太平常了,所有人都是为了在困境中挣扎着生存。 “不健全的腿”是小说的最后一个章节,以二里半把山羊交给老赵三,追寻抗日队伍为结束,抗日情感并不深刻,田沁鑫的话剧中最后两个部分都在写反抗和觉醒。以二爷不满日本人白吃白喝被枪杀为开端,到成业因自发军抗日不英勇,回村自发当胡子,讲述国家的概念,宣传抗日。在金枝被日本兵纠缠时成业杀了日本兵,日军为了逮胡子,村民接连被杀,当金枝跑向突然出现的成业时,金枝被杀,王婆悲痛欲绝的说出:“死法不一样啦!”,众人纷纷站起来,成业高喊:“老少爷们,打鬼子啊!”赵三也喊道:“坟头一定要插中国人的旗子”,整个话剧伴随着鼓声进入高潮。终于全村人都有了抗日的意识,不想当亡国奴。二里半含泪告别了他的老羊,最后一个加入抗日的行列。最后一个部分的描写充满了浓浓的抗日热情与激情,村民们受到启发有了亡国意识,反抗意识也达到了顶峰,所有人都愿意为活着而慷慨赴死。在小说中赵三也在宣传抗日,但他是盲目的,逢人就说不做亡国奴但自己却因年老而无法参加抗日,田沁鑫把这些任务交给年轻的血气方刚的成业,让革命的热情更加澎湃,抗日的宣传和结果都有了突破性的进展。小说中对于麻婆被杀,并没有太多的交代,而话剧中麻婆在日本兵第一次进村时就被强暴,最后被杀,为之后的日军全面进村,最后由成业组织抗日奠定了基础。 小说中的王婆是个烈性女子,但在赵三性格转变,服毒复活后也转变了性格,每天无所事事,喝酒度日。体现出女性还是生活在男性的阴影之中,无法独立成活。在话剧中,王婆的刚烈性格一直保持着,无论是偷藏枪支,教唆杀人,服毒自尽,还是最后喊道不当亡国奴,参与抗日,都展现着她骨子里的烈性。话剧中总是给予女性更多的同情和关注,在她们身上有着独立的,不卑微的影子,这些元素可能不够多,但在男性都被欺压的情况下,处在社会最底层的妇女有了一丝的反抗确实是了不得的。田沁鑫和萧红同为女人,也都给予了女性角色深切的同情,反对压迫,提倡自由,但因为她们所处于不同时代,所以田沁鑫的力度更甚一些。 萧红描写动植物善于运用拟人的手法,寂寞的西红柿,蜻蜓们闹着向日葵的花等等,给予了它们生机与人的活力。她运用最朴实的话语深刻的描绘出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农民为了生死的挣扎与反抗,把人和动物混为一谈,来表达生活的卑微与痛苦。蚊子似的生活着,稀里糊涂的繁殖着,乱七八糟的死亡,他们用生命种粮食,养畜生,最后却是别人的。对于生,暖和的季节全村都忙着生产,狗,猪,人 ,却又叫做刑罚的日子,受罪的女人若是身边有毒药,将要吞下去;对于死,王婆说自己的孩子在草堆上摔死和狗被车轮轧死一样,谁家的孩子不能养下来,便拿钩子从娘肚子里搅出来。人们对于生死是冷漠的,只因忙着在压迫下生存。田沁鑫描写生,金枝生产时问道门口的猪生产疼不疼,把自己和猪做了比较,而王婆告诉她不疼后却在讲述着牛进屠场的情景;描写死,小偷的死,王婆的死,每一场死亡都有人唱着“生老病死,没什么大不了”的歌谣。在序幕中,女人诉说分娩的恐惧,男人却只对生育场面感到兴奋,告诉妇人“使劲,憋死也得出来”,“长大就长大,长不大就算了”。描写生死,萧红足够详细,田沁鑫虽不够详细但也绝对深刻。 萧红用较长的篇幅以顺序的手法描写近十年间发生的故事,冬去夏来,通过每一家的生存惨状描绘乡村生活的悲苦,冬天,月英生病(在话剧中没有),生病期间,以砖头当被子,排泄物满床都是,臀下生了蛆,丈夫起先为她烧香求药,不见好转便索性不管,熬过一年终于走向死亡。死亡并不能得到大家的关注,生活是要继续的,每个人都在为生存继续忙碌着。夏天,将全村的生产称为刑罚的日子,无论是生是死,在每个人的认知中,都是微不足道的。田沁鑫以插叙的手法在话剧中刻画了更深刻的人物形象,赵三杀小偷后通过回忆来讲述杀人理由是二爷要加租,成业金枝出逃,二里半以回忆来讲述向赵三提亲时的卑微。每个人回忆都像是在逃避自己的懦弱,而事实又无法更改,只能继续着自己的软懦。金枝成业出逃和赵三杀人是平行的,王婆服毒与金枝成业争吵也是平行的,运用多次插叙使得情节更加紧凑,冲突愈演愈烈,增加了故事的精彩性。 小说和话剧体裁的不同,决定了萧红和田沁鑫的侧重点有所不同,小说人物众多,内容详尽,以朴实无华的语言描绘在民族和国家的战争中,底层人民生活的苦难以及在父权体系下女人在身体和精神上承受的痛苦。话剧没有拘泥于小说的纷杂,不写“小我”写“大我”,强调民族觉醒与反抗,生命力之顽强。话剧最终要以表演的形式展现给观众,所以人物性格更加突出,人物角色有主有次,主人公明确。无论是小说还是话剧,主题都是在生存的困境中不断挣扎的底层人物,在死的威胁下学会了反抗,并且两位女作家都为女性角色赋予了反压迫,追求独立自由的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