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代经济变革得失》读书笔记：明清两代的得失与海禁逻辑

书中说从1300年到1800年，明清两代中国人的人均GDP增长率为0，停滞了500年。作者认为其中一个原因是元朝98年的血腥统治和历代变法~特别是王安石变法之后的失败后果导致明清的治国者对制度创新丧失了信心。我认为这个观点不能作为结论。《忽必烈的挑战》的研究已经得到肯定，元朝的统治实际上非常宽松，对人民的压迫程度远小于中原政权对内的压迫。朱元璋自己就说元朝统治最大的问题在于太过宽仁，我们明朝可不能那样。

事实上元末泛滥整个欧亚大陆的黑死病对人类社会造成了结构性的劳动力减员、以及小冰期的到来造成了粮食减产，以及每年普通平常必然会到来的自然灾害，是导致以农业生产为主要经济形式的农业社会长期处于不稳定状态的几大原因。在民众普遍落后的自然科学认知背景下，大范围高致死率的疫情灾害会动摇迷信的民众对政权的基本信心，从治理层面到劳动力协作层面都是无能为力的，于是民心思变社会动乱。

所以明清两代政权乱怕了，其主要关心的问题就是建立一种永恒的社会稳定次序。而面对后来西方的地理大发现、工业革命和军事技术革命，这种稳定压倒一切的思路也就造成了稳定压垮一切。

回顾此前整条历史线，经济层面的专营制度削弱民间势力，于是集权独大，同时需要复杂的官僚系统承担征税重任。科举制度断掉了世族后代的世袭后路，一定程度可以保证官僚系统的非世袭化。从宋代开始的中央政权养兵制度，地方体制内的势力再也没有武力博弈能力了。到了明代，朱元璋废除宰相制，则将中央权力内部结构的皇权和相权平衡打破。清兵入关第五年，全国府学县学都要立一块卧碑，刻着：1）生员不得言事；2）不得立盟结社；3）不得刊刻文字。违犯三令者，杀无赦。这块碑为卧碑，读的时候需要俯首弯腰。清朝对言论开始进行制度性的管制。再到雍正设立军机处，整个高级官僚、官僚系统成为了皇室的奴仆，皇权取得大胜。集权制度就此达到顶点。

中国政治到了明清两代，执政思路已经非常清晰。要稳定，威胁无非来自内忧和外患。对内以削弱为目的打成散沙，对外就断绝联系不让往来。

朱元璋最爱读《道德经》，他偏好鸡犬相闻男耕女织男女一生不出村子的超稳定社会模型，并在制度上付诸实践。男耕主要是指水稻田，原产自越南的水稻一年可以两熟、三熟，而且每季产量比一年一熟的小麦高一倍。水稻需要水，南方有水。于是这种作物在中国得到了大力的推广导致中国从宋代起人口和经济中心南移。人口急速膨胀达到1亿人的规模，水稻也导致土地的种植效率大增，统治者就此失去了对外扩张的刚需。

女织方面，宋末元初棉花得到小部分的推广，黄道婆改进纺织技术造成家庭作坊的生产效率大增。朱元璋建国后大力推广棉花种植，并要求有五~十亩地的农户家里必须要有桑、麻、棉各半亩。导致棉花产量比元末增长了4倍。是英国工业革命早期产量的6倍。农村的手工业工厂是工业革命的胚胎，但正因家家户户都有棉纺机，以及政策上人口极端不流动的特点，导致中国棉纺手工业工厂没有任何生存空间。

本书认为男耕女织的散沙化基层导致了低水平的城市化率。这个结论是有问题的。明清两代安定的社会局势为水稻和棉花提供了推广条件，导致了人口快速膨胀。但税收水平并没有得到提高，税收成本依然很大，这导致政府负担不起越来越大的城配套城建，包括交通、垃圾、治安、住房之类。所以镇级数目增长极快，看起来是城市化率变低了。

但实际情况是因为人口速度增长过快，一大票千年古城的基建速度和管理水平赶不上人口进城的需求，于是新增的人口更多是集中在了各地城市周边的县和镇上，这造成了镇级城的大规模增加。

在数据上，中国自唐朝以来的县级市有2000~2300个，数量上一直变化不大。而宋代有镇级市71个，到了明代增加到316座。到了清朝中期中国的镇级城市的数量达到了30000个。

看起来是散沙化了，城市化率降低了。但实际上是城镇化率的极大提高。本书对这个数据的解读不可取。这里严重批评。

这里还出现了一个很大的问题，前文说明清两代人均GDP的增长是0，那么到了清朝中期中国城镇数量达到30000座，里面都住的是赤贫么？一定是作者搞错了！或者原始数据上就存在问题。作者的论证到这一章出现了更多的前提结论，我觉得这不是做学问的严谨态度。

不过对此我不打算纠结，有空请教更专业的人就OK。

对外方面，首先是北修长城，东起鸭绿江西抵嘉峪关沿设九边，屯重兵，防胡于边外。从此汉唐的丝绸之路不再现。副产品就是欧洲失去陆地上的东西方贸易大通道之后，只好向海洋方向搞出了地理大发现。

北修长城之后还有南禁海运，明代初期地球的整个西太平洋地区有一个以中国为中心以白银为通货的无关税政治经济联盟，是当时覆盖面积最大人口最多结构最稳定的区域国际体系。中国与周边世界形成了稳定的朝贡次序，其他地区不设常备部队，由中国提供总体安全保障。并由这些国家每个财政周期对中国纳贡来维持系统的延续。郑和舰队下西洋的七次巡检就属于对这种次序的例行维护。

但1492年为转折点，明廷下令闭关锁国，片甲不得入海。书中对此进行了批判。而我觉得可能根本原因来自于制度本身不合理，同时时代本身就是一场无奈。

古代由于交通工具和通信工具的局限，路途遥远，结款期长，周转率低，抵御灾荒和突发事件的能力低，风险高。再加上中途的耗费，每个周期的财政结算窗口都存在大面积延误的现象。税收成本很高，僵化的官僚系统无法应对。如此来说60多个国家的朝贡总额也抵不上一只庞大舰队的开支，这是办不下去的根本原因。而虽然税收成本高，但私人商贩藏利容易，对他们来说海上贸易一船货就是一船利，于是走私猖獗。商品对外关联的走私市场价格将对内部的专营市场价格造成巨大的冲击和汇差。我认为这是当时禁海的主要两点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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