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名校的“代际传承”：阶层垄断下的狂欢
威廉·德雷谢维奇，原耶鲁大学教授，曾在常春藤盟校读书、任职，一共待了24年。
在长期与名校学生们相处的过程中，他认为，名校的代表——表面光鲜亮丽的常春藤盟校，已经成为“失去了灵魂”的地方，而身处其中的名校学生，也并非我们想象的那样自信和快乐，而是纷纷失去了自我，充满着焦虑、恐惧和茫然。
因此，德雷谢维奇最终决定辞去耶鲁大学的终身教职，并将他对当前教育体系的深入剖析，写入了他的著作——《优秀的绵羊》。
《优秀的绵羊》颠覆了美国中上阶层的价值观，一经出版，就引起了广泛的社会争议，迅速成为了《纽约时报》、《洛杉矶时报》等各美国主流媒体追捧的话题，《纽约时报》评论称：这本书很可能在美国历史上留下永久的印记。
这本书言语犀利，从一个鲜为人知的角度，为我们展示了美国名校的另一面。
01 谁拥有参赛资格
随着收入差距的逐步扩大，阶级流动的可能性越来越低。
经济的不平等导致了教育水平的不平等。越有名气的学校，学生的经济背景和家庭背景越是类似，教育达到了严重的同质化。
从表面上看，有钱人家的孩子上名校，可能是因为学费越来越高，穷人家的孩子难以承受。但分析深层原因，就会发现，这绝不仅仅是学费问题，更是因为——想培养一个能上名校的孩子，成本越来越高。随着学校的录取门槛逐渐提高，家长在孩子身上的投入越来越多，无论是私人教师、课外辅导、才艺培训还是体育锻炼，都需要倾注大量的人力和财力。
不仅如此，名校录取时，会格外照顾高收入家庭的学生。有五类学生会受到特别的录取优待，他们分别是：捐款人子女、名人子女、教工子女、校友子女和运动员。
我们可以发现前四类，都是以某某子女的身份出现。
富有的捐款人、上流社会有影响力和号召力的人、本校教工和往届校友，他们的子女拥有录取特权，充分体现了代际传承和阶级复制。校方希望从这里毕业的学生，未来也进入这一阶层，再进行捐赠，形成循环。
那么还有一个类别——运动员，是不是其他阶层学生的机会呢？
很遗憾，并不是。
名校指定的运动项目，只是高端和小众化的运动，比如击剑、高尔夫、皮划艇、帆船，而不会是篮球。有钱人家的子女，不仅在学习上拥有良好条件，就连运动上也充满优势。
名校所宣称的公平，往往只是拿学生性别、种族的多样性作幌子。
表面看起来，我们走进了一个多种族的、男女平等的学校，实际上，看似多种多样的人，依旧是同个阶层的人，只不过来自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又拥有不同的特长而已。
名校就像是特权的堡垒，录取只是走一个形式。大学校园，是精英子女结识、交流的场所。由此，教育体系通过固化特权、妨碍流动性，让特权阶级不断延续下去，从而进一步加剧了社会的不平等。
当然，也有极少数蓝领阶层或农业家庭的孩子进入名校，并获得了奖学金和助学金，或得到减免学费的帮助，但这只是用来装点门面，学校的真正目的，是为了得到免税特权，以及让不被录取的人无话可说而已。
事实是，大部分的普通人根本没有参赛的机会。
02 隔离和敌对
根据2002年版本的《谁在掌控美国》数据显示：54%的商业领袖和42%的政界精英，都毕业于美国的12所大学。
就连美国总统候选人出身名校的比例也越来越高。
2009年美国总统大选时，共和党候选人米特·罗姆尼针对失业危机这个议题，提出了一个极其可笑的建议，他认为，无法找到工作的毕业生，应该从父母那里借钱创业。
这种可笑的逻辑，说明了精英阶层根本无法理解普通大众的生活。他们只需要选民的投票，却根本没兴趣了解选民。可怕的是，他们的每一个决定，又都深刻地影响着选民的生活。
不仅是政治上的隔离，经济领域的隔离现象也越来越严重。
各大私人公司，无论是顶尖的律所，投资银行还是咨询公司，都越来越倾向于从排名最靠前的大学进行招聘，而拒绝普通大学的毕业生。
世界上优秀的大学越来越多，优秀的学生也越来越多，为什么大家依然倾向于名校？
最根本的原因，依然是自我中心的精英心态。
出身名校的人，会集合成一个紧密的圈子，绝不轻易让其他人加入。
他们认为只有自己的母校才能培养出像自己这么优秀的人，才有资格进入自己的公司。这是一种类似“血统”的崇拜。
与此同时，录取名校毕业生，也是最安全的招聘方式，即便学生表现不佳，也没有人会责备，毕竟大家都默认了名校的学生必然是最优秀的。相反，如果录取普通学校的学生，就有可能面临未知的风险。
精英群体是如此紧密，与普通大众产生了严重的隔离，导致了他们在统治社会时，普遍缺乏目标感。
在他们的统治下，美国的政治和经济，虽然看起来都野心勃勃，但实际上毫无作为。
很多政治家空喊口号，把自己装扮成高瞻远瞩的人，实际上，他们寻求的是安稳的运作方式。
正如学生害怕学不好某门课，就选择不上这门课一样，一些政治家也会刻意逃避难以处理的课题。他们做些不痛不痒的事，然后陶醉在自以为是的满足感里。
这些精英很聪明，很有活力、精力旺盛，但是他们冷漠又没有勇气。
他们从小到大接受的训练就是，适应现在的系统，让现在的系统运行得更久，更顺畅。
他们认为自己高人一等，无论是智商、还是道德，他们都认为自己理所应当要统治别人，他们的心中只有自己的目标，而没有其他更大的目的。
因此，他们所做的事，仅仅只是维系了他们自己的特权，根本不去理会所谓的责任和义务，更不可能为推动社会进步做出任何实质性的贡献。
隔离甚至演变成了敌对。
权力与金钱的交换带来各种虚伪的骗局。
有些医生收受医药公司的好处，给患者使用既昂贵又未必安全的药物；有些政治家，成为了利益集团的代言人；有些立法人员，离职后去了曾经监管的公司就职。
精英阶层，表面虚伪地宣扬着公平和责任，实际上却滥用职权，完全忘记了自己当初的誓言。他们不但没有为人民服务，反而持续地剥削人民。
即便他们犯了极大的错误，也可以得到宽恕，并不会为此付出真正的代价，就像他们曾经在名校校园里经历的那样。
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例子，是英国石油前任的CEO，他的公司把整个墨西哥湾变成了污水池，这样巨大的环境灾难之后，他当众大哭，说希望自己的生活能恢复正常。
是的，他不在乎墨西哥湾未来能不能恢复正常，他只觉得，自己应该得到原谅。
正如华尔街的企业家们，即便业绩不达标，也能领走天价薪酬。
这种理所当然的自以为是，在精英们的观念里根深蒂固，并一代代延续下去。
03 救人与自救
19世纪80年代到20世纪30年代，接近50年的时间内，美国的贵族拥有极大的权力。到了20世纪30年代，美国深陷经济危机，贵族们的利益和国家的利益产生了冲突时，他们不得不承认属于自己的时代已经过去，一个全新的阶层必将取代自己。当时，有一部分理智的贵族，开始准备权力的交接，逐步从贵族统治转变为精英统治。
世界大战以后，美国注重科技发展。在这种情况下，人才主要通过考试，来评定和训练，来适应具体工作的需要。到了冷战时代，全球格局相对稳定、静态，精英们只需要维持现状，就可以让一切继续运行。
今天，我们面对的环境已经变了，经济社会深刻变化，要求我们必须提出不同的思路来应对。但今天的精英阶层仍在自我欺骗，幻想着这个系统一直维系下去。精英系统在生产越来越多的同类，他们自我封闭，然后不断地进行体内繁殖、自我强化。
实际上，精英阶层设置的重重障碍，虽然阻挡了其他阶层，但也在透支自己孩子的未来。
因为障碍越多，自己的孩子也要付出更大的代价。
对成功的追求是如此一致，使得孩子们必须在有限的资源里争夺，他们恐惧任何失败，更无法欣赏他人；习惯追求别人设定的目标的孩子，因为无法了解真正的自己，感到空虚和茫然；在特权的保护下长大的孩子，漠视其他阶层，认为自己所拥有的一切都是理所应当，不懂得什么是感恩。
我们已经看到，这些孩子面临着严重的心理问题。他们的崩溃，和整个精英统治的崩溃，都是必然。
教育系统本应该发挥作用，调节整个社会的阶层系统，但学校却通过录取倾斜政策，进一步加剧阶层的复制，不断地为精英统治输送新的血液。
要打破权力的代际传承，精英阶层必须要放弃一切东西。
教育体系也必须发挥应有的作用。
04 教育的出路
德雷谢维奇认为，学校应该改变录取流程，向精英阶层之外的申请者提供公平的竞争机会。
在录取时，不应该过度关注分数，甚至不应该太过在意课余活动，因为很多活动是依靠父母的背景得到的。学校应该关注低收入家庭的孩子们，看看他们在高中阶段选择了怎样的社会服务项目，因为他们的选择能体现他们的价值观。
如果再深入一些，学校要重新定义领导者的品质。真正的领导者应该在精神上独立，对世界充满好奇和想象力，更愿意承担风险。
要怎样找到这些真正具备领导者潜力的孩子呢？
除了看简历上光鲜亮丽的成功经验之外，更应该好好寻找简历中失败的经历，因为失败，也许对一个人的成长更有价值。
同时，要关注学生是否集中精力去追求真正适合自己的道路，因为这样的学生会在简历中体现出互相关联的专一性，而不是为了丰富多彩的简历效果，选择完全不相关的路径。因为什么都想要的结果就是，可能什么也得不到。任何领域真正伟大的人，都不可能擅长一切。
更重要的是，要重新定位常春藤盟校的地位。
作为私立教学机构，常春藤盟校享有的地位过高。仿佛未来的各界精英，都必须出身于此。无论这些学校怎样宣传自己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他们在本质上都是渴望盈利的利益群体，所以他们永远摆脱不了资本的控制。他们倾向于维系目前的体系，帮助繁衍下一代精英，以持续强化自己的影响力。
以前我们可能会认为，如果大家都有机会进入常春藤，就是一种公平。但换个角度来看，进入常春藤未必是一件好事。因为学生之间的互相影响，足以让一个来自普通家庭的优秀学生陶醉在精英阶层的纸醉金迷里，或是染上自私又自以为是的恶习，这并不是我们想看到的结果。
想从根本上解决教育的不公平，就应该大力扶持公立学校，让没上常春藤的孩子，也能在公立学校得到一流的教育，让所有渴望博雅教育的人，都有接受博雅教育的机会。
公立教育与私立教育有着本质上的区别。公立教育服务于公众的利益，应该传导一种价值观——只要足够努力，足够有能力，就应该有实现梦想的机会。
问题是，公共高等教育和其他公共项目一样面临着经费不足的问题。
国家不断削减高校经费，把税收用在其他领域。从1989年以来，美国在高等教育上的支出减少了一半，学生家庭要承受的学费压力几乎增加了一倍。公立大学只能依靠学生贷款，学费的增长速度比私立大学高出了两倍。
大家都认同一个事实，优质的基础教育是基本人权，现在的关键是，要把这种基础教育扩展到大学，延伸到高等教育。要让所有人都有机会得到免费的、优质的高等教育。
前提是，必须提升公共教育经费。国家应该把经费重新放到教育；企业要承担社会责任；富有阶层要贡献更多力量。让富人多交税，让普通的孩子也有机会接受高质量教育，同时也能缩小贫富差距。
再进一步分析，要消除基础教育中存在的不平等，让每个孩子在上大学之前就享受公平。
公平并不是人人一样，而是要提供同等丰富的经费。要让所有的中小学生都有足够的资源。当然，更好的做法是，给低收入的家庭提供更多的帮助。
但唯有打破隔离、不再敌对，而是汇集所有的力量去实现更大的共同利益，才能获得一个真正持续发展的社会。
在那个未来社会里，孩子们是因为热爱学习而学习，因为了解自己、挑战自己而更加自信，因为有爱、有感恩而更加充实和幸福。
对我们来说，除了金字塔尖的私立名校，把眼光放远看，我们其实拥有很多选择。
比如优秀的公立大学。
虽然它们可能在刚起步阶段，做不到个性化，但是它们能够吸纳不同背景的学生，带来真正的多元化，这是一种高价值的隐性的教育资源。
打个比方，在讨论东方文化时，在场的学生中有不同肤色的、来自不同地区的人，比如巴基斯坦人、孟加拉人、还有以色列人，这样多元文化的课堂氛围中，没有人敢滥竽充数。
在优秀的公立大学，优秀学生还可以获得更多发展的机会，与教授建立更加紧密的联系。同时，公立大学还为优秀的学生设立荣誉博雅教育项目。
此外，也可以选择文理学院。
这类学校规模比较小，位置偏僻，能会有些封闭或者过于个性化，未必适合所有人。但是文理学院在人文学科的教育上，依然保持着高水平。
最重要的是，文理学院注重教学投入，尤其重视人文学科，并且以研讨为主，一线授课人员几乎都是全职教授，极少聘用兼职，更不会出现由博士生代替教授上课的现象。
教授的招聘和升迁，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教学投入，包括为学生提供的咨询的时间，以及在校园内参与的积极活动的程度。这些教授更有学校大家庭的身份感和认同感，他们在课堂上鼓励学生集体讨论，在课外又与学生深入互动。他们和学生之间，拥有深度个性化的、高学术水平的师生互动关系。
与此同时，这里的学生，也被认为是学校家庭中的成员，而不止是接受学校服务的消费者。甚至，学生可以对学校的运营产生影响。
当然，这些文理学院也不断收到整个资本游戏规则的影响。
数据显示，经济学成为了排名前20的文理学院里最受欢迎的专业，其中排名前9的文理学院里，就有7所已经被经济学攻占。
因此可以这么理解，第一梯队的文理学院已经越来越接近常春藤盟校，越来越商业化，背离了教育的本质，反而是第二梯队的文理学院，真正服务于教育价值。
“上哪一所大学“并不是最重要的，我们更应该关注大学教育的真正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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