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的不满

最近十年，越来越多的发达国家民众感到对现状的不满。不满的根源，其实是对经济的不满。中产阶级的收入停滞不前、失业率上升、经济压力增大。曾经是民主富裕标杆的美国和西欧，却渐渐陷入了整体的社会焦虑、愤怒、挫折。一个法国的工人回忆说，以前每年工资上涨可观，一家四口人还属于中产阶级的水平；可是最近几年，工作压力越来越大，却越来越觉得入不敷出。越来越多的人滋生不满，于是在法国发生了“黄马甲”、在英国人们选择退欧、在美国民粹主义者成为总统。自由民主的灯塔似乎正在沦陷。

原因呢？我觉得是两点：经济全球化与经济结构变革。

经济全球化很容易理解。有一个很著名的“大象曲线” —— 1988到2008年的二十年间，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国家民众收入增长远远超过发达国家的中产阶级。将生产从高成本国家转移到低成本国家是资本的本性，是资本逐利的最直接反映。一个汽车工厂从美国转移到中国，就意味着成百上千的美国人失业。对于有些人而言，这个失业是暂时的，他们或许在几个月之后又可以找到下一份工资，即使工资更低；但对于另外一些人而言，这个失业就是永久的。现在，中国成为世界工厂，转移到中国的就业那就几乎成百上千万了，对发达国家工人的影响，肯定是非常严重的。

看看美国制造业就业人数的下降，1980年达到史上最高，接近2000万工人；到了2019年，已经下降到1200万左右。特别是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从1700万下降到1100万，整整减少了1/3还多。每一个减少的岗位背后，都是一个家庭，都是一次一次的失落或愤怒。

与此同时，经济结构的变化对还留在发达国家的工作又产生巨大影响。一方面，知识资本在经济中的作用越来越大，少数科技企业垄断市场，但这些科技企业对劳动力的要求高，需求量却很小。比如亚马逊、谷歌是全球市值最大的公司，但员工数量却远远少于服务业的沃尔玛。另一方面，除此以外的行业比如零售、餐饮、运输、建筑容纳巨大就业量，收入却远低于平均水平。正如今天在一个podcast中提到的，对于受过高等教育的人而言，居住在城市是经济合理的；但对于没有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而言，居住在城市是不合理的，因为收入低、成本高。

因为这两个原因，中产阶级的经济地位不断衰退，于是他们的不满逐渐积蓄。但是人们对于造成他们困境的原因或许还没有完全清楚，大家只是想要反对现状，因为现状是不理想的。这就是反建制、反全球化的来源。但是，如何走出这个困境，人们似乎还没有办法。而且，未来的道路或许更加困难，因为全球化会面临挫折，但却一定无法阻挡；而人工智能的兴起，又会让更多人的面临失业风险。

也许，在这个时代，需要一个伟大的思想家、经济学家，去解决人类面临的这个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