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放榜 | 从科举谈起，探究中国的考试文化
按：随着高考成绩的公布，在网络上又又又开启了“高分学霸”刷屏模式。不过“高考”作为人生中面临的最重要的一次经历，给考生带来的可不只有“金榜题名”地欢乐，同样也会给考生带来“落榜”地忧愁。但在如今知识获取便捷的时代，即使是“高考落榜”也并不意味着前途无望，与中国古代的单一的人才选拔制度“科举”相比，高考也只是“条条大路通罗马”中的一条而已。 科举的创制源于隋朝皇权制衡贵族权力的需要，由此使得中国逐步由贵族政治向文官政治转型，与权力结构的调整相平行，科举的内容与形式也在发生变化。今天推荐的两本书，均来自外国汉学家有关“科举”的研究，他们从朝廷、考官、考生、书商等不同角度，分别探究了延续一千三百多年的科举制度产生、发展、以及给社会带来的影响。
好书热卖
《科举》
[日] 宫崎市定著宋宇航 译
启真·文史中国
启真馆·浙江大学出版社
好书热卖
《义旨之争》
魏希德著胡永光译
海外中国思想史研究前沿译丛
启真馆·浙江大学出版社
科举：延续与改变
科举作为一种定期举行的笔试制度肇始于隋代（581—617），废止于帝国秩序崩溃前夕的1905年。它对创设和维护中华领土之上的大一统制度十分关键。皇帝借助科举考试来选拔那些忠于王朝、看轻家族利益或者缺少军事野心的士人，以此来削弱贵族或军事将领建立另一种政治权柄的能力。宋代建立了一个基于地方、京城和朝廷的层级式考试制度，这种分层体系和地方上的分级行政制度相对应，将各地的士人精英与地方政府甚至中央朝廷都捆绑在一起。士人精英也通过参加考试将自己转化为忠于地方和国家的臣民。
科举考试持续举行，其在社会和文化方面的影响进一步巩固了政治上的统一。参与考试需要财力和社会资源的支持，比如考生需要能负担多年的学习开支，或能满足政府对其社会地位方面的要求，所以大多数人被排斥在科举之外，士大夫的身份也因此和考试结合在一起。尽管考生通过考试的机会很小，取得功名后也未必有入仕的前景，但参加考试的人数还是越来越多，因为参与考试这一行为本身已经成为身份的象征。
科举考试成为决定士大夫地位的中心因素，这是中国社会精英阶层转型的一个结果。科举始于隋唐，发扬于宋代，其他入仕手段随之相形式微，这种变化也重新构建了精英阶层的价值观。在旧有体系下，家庭出身是决定前途的主要因素，知识资本是次要因素；但是从9世纪到12世纪，家庭出身和社会地位反而依附于由科举获得的知识资本。这个变化也解释了一个一直持续到19 世纪的现象：即为何人们总是一方面抱怨科举无法给政府选拔出最好的官员，另一方面又前赴后继的投入其中。
士人精英的日常生活也被这种重新建构的价值观改变了。科举占据了士人生命的每一个阶段。从童年到青年，士人教育的重点都是考试所规定的知识和技能。成年以后，士人作为考生、教师、考 官或者监督儿子学习的父亲继续和考试打交道。科举的这种中心地位在精英阶层的家庭生活中使男性与女性成员接受到不同的教育。这种差异也体现在 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精英阶层在安排婚姻时，会重视有功名的士子。在宗教领域，精英们在祈祷中渴望神灵可以掌控考生的命运。在都市中，与考试有关的术语被用来命名街道和商业物品。
考试的这种中心地位也塑造了精英行为和他们对未来的期望。由于考试成为决定精英身份的中心因素，国家给考生提供了更多的特权，比如免除刑罚徭役，或是可以穿着特别的衣服式样。历朝政权把应试者和中选者依其成功的程度归入一套复杂的等级制度，令他们享受不同级别的特权待遇。如前面所引的两个故事所述，这种特权也就引发了对未来生活相应的期许。
王泠然（约698—742）的故事可以追溯到8世纪早期，那时北方的贵族家庭会质疑科举的功用。此文收录于王定保（870—940）在10世纪中叶所编撰的一部科举逸闻录中。在这个故事和其他一些逸闻中，享有最高声望的唐代进士被描绘成肆意妄为、缺少基本贵族家教的家伙。王泠然在717年成为进士后给他的老朋友御史高昌宇（活跃于8世纪10年代）写了一封无礼的信件。王泠然开门见山的要求高昌宇帮自己找一个政府职位，也要他马上给自己安排婚事，可见王泠然缺少基本的礼貌和修养。这封信似乎也是王泠然用来故意嘲弄那个当初未能推荐自己的“老朋友”的一种方法。现在王泠然没有得到这位 朋友的帮助也成功及第，他要求这个朋友帮他把功名转化为能实领薪酬的政府职位，目的是要羞辱这位朋友。
在唐代精英社会的背景之下，王泠然的信件显示出进士日益提升的地位。自武则天（690—705 在位）时代起，进士就在朝廷占据重要位置。另一方面，这封信也表达出这些进士们沮丧的心情。作为政治精英中的一个新的小群体，他们仍处于边缘区，那些来自北方的贵族家庭还在支配着政治圈。这些贵族家庭靠声望和保护贵族传统的口号来建立他们的权力基础。在王泠然写给高昌宇这封信一个世纪之后，宰相李德裕（787—850）声称科举出身的人士也许文学技能很好，但他们缺少关于朝廷礼仪的知识；这类知识是贵族出身人士的第二本能。
关于柳三变或者柳永（990—1050）的那个故事收录于吴曾（？—1170之后）在12世纪 中叶编纂的一部笔记逸闻中。它既说明11世纪时进士能享受到优越的社会政治地位，也揭示出他们对未来具有相应的期望。柳三变一开始的行为会让人想到那些唐代声名狼藉的进士的所作所为；毕竟傲慢无礼是描写唐代进士的一项原则。可是自从宋太祖重新评估科举对于立国的价值之后，进士这个头衔开始代表着尊敬；无论是追求它的，还是已经获得它的，都被期许为能够在言行上显示出未来帝国官员的样子。在宋代统治者和政治精英的眼中，唐代进士的言行证明他们对王朝的忠心不足，比如他们会为那些地方节度使服务，而这些节度使最终推翻了唐朝的统治。
宋朝开国之君赵匡胤（927—976）在960年登基之后随即重建科 举制度。他和他的后继者扩大了科举取士，使得科举成为11世纪和12 世纪入仕的最重要渠道。科举的重要意义尤其体现在中央政府的“高层”职位中。根据一项统计，12 世纪中 72% 的宰相和副相是进士 出身。从始至终，宋代给予科举重要地位。这不但史无前例，也改变了中国文化。
参与考试的士人人数持续呈指数级增长，即使12世纪中宋帝国丧 失了大约一半领土之时也是如此。据贾志扬的估计，参加州试的考生在11世纪早期是两万到三万，一个世纪之后增长到七万九千，到了13世纪中期达到了四十万甚至更多。在那个时代，能够准备并且参加科举是士大夫身份的标志。 在思想上，科举给各地的文化精英定义了教育的标准。通过决定考试的形式，皇帝和官员们指定考生必须要遵循某种文学类型和行政 理念。他们也支持对列入儒家正典的经书进行调整，有时候也会改变注疏的选择。这种对教学课程的强行规定有助于在考生和登科者中普 及一种共通的语言，即关于诗歌创作、经典诠释及讨论历史行政问题 的语言。熟练掌握这种语言能决定一个人的士大夫身份。此外，当科 举在宋代成为决定士大夫地位的核心因素时，士人也竞相对考试标准 进行定义和重定义，这种竞争构建了一个考试场域。本书的主旨就是 讨论这个考试场域在12、13 世纪的宋代中国是如何被重构的。
考试结束
度过了八月九日的夜晚，便来到了十日的早上，六点左右会鸣放号炮、奏响音乐。这是考试结束、提交试卷的信号。不过尚未完成的人还可以坚持待到当日的傍晚。虽然拖沓，但也显示出了宽大的一面。
写完试卷的人按各县为单位，到规定的受理处提交。负责受理的人员详细检查试卷，确认是否有形式上的违规。违规包括将写坏的地方剪掉，贴上另外一张纸；中途留有缺字，却没有填上；跳过一整页而造成空白；完全是白卷，什么都没写；弄脏或损坏试卷。违规者的姓名会被贴在考场外面，取消以后的考试资格。
试卷被顺利受理的人会得到出门许可证，他们整理好行李，每当凑够相当的人数时大门才会开启，他们便就此走出考场。虽然隔了两天他们终于回到了住处，但当晚并不能舒舒服服地入睡。因为到半夜他们就必须起来赶奔第二次入场。
八月十一日，像之前那样，一大早天还没亮的时候考生便聚集到考场门前接受点名，然后背着沉重的行李进入考场。第二天早上颁布第二场考试的题目，这回是五道“五经”题。除了完成这些问题的试卷，还需要写上前日提交“四书”题试卷的起首几句，或者诗题中自己的诗作。这是为了证明上一场和这一场是同一个人。然而由于禁止纸片的带入和带出，这就必须靠本人的记忆了。考虑到这一点，不一致的字一般只要不超过十个，就不会被追究，一旦超过，便被判定为不是同一个人，今后不得参加考试。
第二场在八月十三日的傍晚结束，但接下来的十四日早上又是第三场考试的入场，考试于十五日的黎明开始。此时的考题是策题，要求高屋建瓴地评论古今政治的得失。虽然正考官负责出题，但因为“四书”题和“五经”题是从经典的原文中出题，所以谁出题都一样。而策的命题才能看出考官自己的本领，好不容易从京城远道而来，并被赐予了敕令，因此他会为了出题绞尽脑汁。然而题目太难、任何人都无法作答也不行，所以就会有暗中透露答案的长篇考题。有时甚至会出现笑话，比如把代替问号的助词去掉就变成了答案。
于是朝廷也给考官出台过奇怪的禁令，规定策题不得超过三百字，而回答不得在三百字以下。虽说是古今政治之得失，但由于清朝兴起于满洲，格外防范汉族人民的攘夷思想，所以考官害怕笔祸事件的发生，通常绝对不会出涉及对当下政治发表意见的题目，举子一方也尽可能做出不犯忌讳的回答。
虽然第三场只要在八月十五日的翌日傍晚为止提交试卷便来得及，但对于策题的回答而言，无论如何都能写出来一些。而且恰好是中秋明月夜，因此举子大都在十五日当天完成试卷并提交离场，持续了一周左右的大型考试就此结束，终于可以卸下肩上的重担了，一般大家会尽情地对月饮宴。
复杂多样的评判方法
提交完试卷的举子便可以轻松地休息了，而收取了试卷的考试负责人员则从这时开始了苦日子。以往的学校考试都是每结束一场就给出一场的成绩，并淘汰一些考生，但这次考试必须等到三场都结束以后才进行综合审查。每一场都会提交一两万份的试卷，全部加起来就堆积如山，并且要将它们拆开，这就必须经过复杂的手续。
举子提交的试卷是用黑字写成的，所以叫墨卷。考场规定举子所使用的墨必须是黑色，绝对不能用其他的颜色。而且这份试卷是不能原封不动地给审查人员看的。因为可以从笔迹来判断并给出有利的成绩，从而只让特定的人通过考试，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就不好办了。于是就有专人把所有的试卷都按部就班地抄写下来，再将抄本交给审查人员。
首先用糨糊封好考生墨卷封面写有姓名、年龄等的部分，只留下座位号。然后墨卷被转交给抄写人员，在另外的纸张上进行抄写。此时必须使用朱笔。这是为了防止写字生随意修改试卷。一点一点地抄写几万份试卷是非常辛苦的劳动，为此就要雇用数千名的写字生。
这种用红字抄写的朱卷接下来会和之前的墨卷一起被送到校正人员那里。在这里有数百人负责核对两份试卷。这时如果发现抄写错误，必须使用黄笔进行修正。当此之际，无论是抄写人员还是校正人员都要写上自己的姓名，以便明确责任，若是之后发现了不端行为，则自然而然地会受到处罚。
校正结束后，两份试卷被一起送交给保管人员，保管人员将里面的原件墨卷留在手中，并把抄写的朱卷送往作为审查人员的考官那里。到保管人员为止都是所谓的外帘官，作为审查人员的考官是内帘官，两者之间只有一道窄门能够联络，朱卷的授受在严格的监督下进行。
朱卷首先由同考官分头审查，此时要求同考官必须在指定的位置上进行打分，禁止将手里的朱卷随意移动到其他地方。他们使用蓝色的笔，精读每一份朱卷，决定大致的及第和落榜。比如写有表示平庸的“平妥”、表示毫无可取之处的“少精义”等评语的试卷为落卷，也就是落第的成绩。而“笔意精湛”表示无论是文章还是内容都非常优秀，在有此判定的试卷上标记推荐的“荐”字然后送到正、副考官那里。
正、副考官，也就是主任考官和副主任考官一般只对于受到推荐的荐卷进行共同打分，但由于他们二人是负有全责、被特别派遣而来的，所以调取未被同考官推荐的落卷进行打分也是他们的自由。然而他们还要照顾同考官的面子，因此据说在重审落卷并且让其及第的时候，是不会选择五十名以后的卷子的。另外正、副考官二人都必须用黑色的笔，不能使用其他颜色。
（本文节选自《义旨之争》和《科举》）
义旨之争
魏希德著
胡永光译
简介
中国的科举考试沿袭了一千多年，对国家政治、士人生活和思想文化影响深远。特别在南宋时期，参加科举考试几乎是普通文人进入仕途的唯一选择。本书着重研究科举规范在南宋的变迁，运用文化场域的理论，探讨朝廷、教师、考生、书商等群体之间围绕着科举话语权展开的竞争。作者认为，以朱熹为代表的理学学派最终代替了永嘉学派成为科举考试标准的制定者，科举也因此成为理学兴起的历史原因之一。
作者
魏希德（Hilde De Weerdt），比利时著名汉学家，欧美学界研究中国宋代历史方面的杰出学者。她毕业于哈佛大学，获博士学位，并且是加州伯克利分校、斯坦福大学和哈佛大学的博士后，同时也是北京大学、四川大学、华东师范大学、日本京都大学等多所著名大学的访问学者。现在在荷兰的莱顿大学历史系担任正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思想史、政治文化，比较历史学等。
科举
[日]宫崎市定 著
宋宇航 译
简介
科举的创制源于隋朝皇权制衡贵族权力的需要，由此使得中国逐步由贵族政治向文官政治转型，与权力结构的调整相平行，科举的内容与形式也在发生变化。在科举制度延续的一千三百年间，它无疑对中国的政治与社会产生了积极深远的影响。但是科举开放和公平的理想与现实的实践之间始终存在差距。更为重要的是，宫崎市定指出，科举将国家教育的责任转嫁给民间，这一做法严重阻碍了中国教育的进步，当西方的新式科学于清朝传入之时，民间教育的模式已无力应付这一变局，最终科举只能和旧制度一样寿终正寝。
作者
宫崎市定，出生于日本长野县，毕业于京都大学文学部东洋史学科，曾留学法国。历任京都大学文学部教授、文学部长兼教育学部长、人文科学研究所研究员以及法国巴黎大学、美国哈佛大学、德国汉堡大学客座教授。是战后“京都学派”第二代巨匠，最负盛名的东洋史学研究家。1958 年，宫崎市定以专著《九品官人法之研究——科举前史》获日本学士院大奖；1989 年，日本政府颁予其文化功劳者勋章。著作《宫崎市定全集》共二十五卷，几乎包括汉学全部领域。从社会结构、政治体制、经济形态、文化性质、权力关系、政府组织各方面对汉文化的发展进行了深刻的研究。
—END—
欢迎点赞、分享、转发、收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