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在欧洲》摘录
没有任何人能以“奉命行事”作为无罪的借口，因为人唯一所该奉的“命”是自己的良知。
高中的时候，有位国文老师；正讲课间，摇摇晃晃踱进来一只老黄狗，气定神闲地就在窗边趴了下来。同学们捂着嘴笑。捧着《论语》的老师一面念着“恻隐之心人皆有之……”一面走向黄狗，到了它身边，对准狗的肚子，狠狠地一脚踢过去，狗哀叫一声，跳起来，冲出教室。 笼子里关着一只小猴子，满眼惊惧地看着围观的人群，细细的手紧抓着铁栏杆。
一个小孩仰头对他的母亲说：“妈妈，他跟人长得好像哦！”话没说完，一个嘴上叼着烟的少年郎抽出嘴里的烟，用烧红的一头伸进笼里去烧猴子的屁股，小猴子痛得吱吱叫，惊慌地想躲，可是笼子太小，他只能在原地打转，一手捂着被烧痛的地方，很像个跌了一跤的小男孩。
旁观的人轰出一阵笑声。 儿童与残障者都是弱者，没有办法主宰一个社会的走向；他们不得不仰靠主宰社会的人——到目前为止，多半仍是身心健全的大男人们——来为他们设想 有财富的社会，如果在心灵的层次上还没有提高到对人的关爱，还没有扩及到对弱者的包容，它也是一个落后的社会。它的国民所得被用在扩充军备、制造原子弹等等毁灭人的途径，而且往往有极堂皇的借口；不会用在社会中“弱者”的身上：建电梯、筑人行道斜坡、设儿童乐园。 一九三九年，一万五千个波兰人在俄国兵士的枪口下被推进一节一节发臭的火车，开往荒野中的劳工营。忧心盼望的妻子儿女在半年之中还收到几封来信。 到了第二年的五月，突然音讯杳然。两年之后，德国人在卡定河边的森林里挖出四千三百廿一具尸体，这些波兰人的尸体。 俄国政府说这些人是德国人杀的，但提不出任何证据。波兰的老百姓却斩钉截铁地认为，毫无疑问，是俄国人干的。但是波兰，身为苏联的附属国，是不敢说话的。他们的政府不允许历史学者去研究这段大屠杀的公案。也没有人敢问：那没有尸体的一万个人又遭到了什么结局？
历史，不分中外，都是政权的工具。 一个敢面对历史、肯定历史的执政者，才可能被历史肯定。 对一个挥舞着刀、冲进墨西哥领土的美国士兵，梭罗等于在说：世界上没有“奉命 行事”这回事。当工作任务与个人良知冲突的时候，你或者选择良知，即刻辞职退 伍，后果也许是饿死；或者接受命令执行任务，那么你就是个凶手，没有自欺的余 地。不管选择是什么，责任都在于个人。
上了贼船，为什么不跳海离开？不跳海，就是贼。 然而，洞悉是非真伪的智慧，独善其身的果敢——究竟多少圆颅方趾的人有这两样条件？明辨真伪往往不只是智慧的问题；一个智慧极高的人可能生长在一个极权制度中，资讯受到封锁，教育受到歪曲与控制，神话、谎言作为洗脑的材料，从生到死他根本没有洞悉真伪的机会。
透过统一编制的教科书、控制严格的报纸与电视、宣传标语、威吓利诱的手段，一个政府可以塑造人民的思想，像搓泥人一样，玩于股掌之间。在中国文革的狂热中，在德国希特勒的民族主义热浪中，在日本军国主义的大趋势中，人人都是泥人，你要泥人怎么样跳出塑泥的大手掌去辨别客观的真伪呢？ 美国人一向把自己看作对抗法西斯主义的英雄；矛盾的是，如果他那种自以为独霸真理、垄断道德的骄满发展过度，美国不过是另一种形式的法西斯罢了。 避免战争发生只有一个办法，”她强调着，“就是我们先把武器放下，如果每个人都拒绝当兵的话，这世界根本不会有战争。” 有一天，就在她这样高谈阔论的时候，乌拉的父亲突然激动地问她：“你知道拒绝当兵的结果吗？”
惊愕的乌拉听着父亲谈起过去：“那些不愿意接受命令的就被拖到树林里去枪毙了，你懂吗？你敢违抗规定吗？”
事情发生的时候，我还没有出生，为什么要求我去继续忏悔赎罪？更何况，纳粹的罪行其实也并非那么举世无双的。俄国人的古拉格岛、中国人的文化大革命、中南半岛的种族迫害，都是一样的血腥——”
把自己的丑处暴露出来当然不是件容易的事，需要极大的诚意与勇气。战后日 本对中国人的态度， 相形之下就显得虚弱， 而台湾政府对中国近代史的遮遮掩掩（譬如对二二八事件的躲闪），都是不敢正视历史、不敢面对自己的表现。 一场细细的春雨，把隔宿的雪都溶掉了，空气里透着熏熏的早春气息。
听诗，是给禁锢的心灵松绑的片刻； 萨沙白发的母亲在绝望中对一个老共产党员说：“你们对无辜的人，对无力自卫的人举起了刀剑，你们自己也必将死于刀剑之下……你不肯保护一个无辜的人，也不会有人来保护你。” “仅仅以人民的爱戴为基础的政权是软弱的政权，”斯大林对自己说，“但是，仅仅以恐惧为基础的政权也是不稳固的政权。只有既以对独裁者的恐惧，又以对他的爱戴为基础的政权才是稳固的。能够通过恐惧唤起人民对自己的爱戴的统治者是伟大的人物。” 当犹太人在集中营里被集体谋杀的那同一时刻，不管是两里外的波兰农家，或是五千里外的纽约，人们在睡着、吃着、看着电影、作爱，或者在为看牙医的事伤透脑筋。这两种同时存在的经验包含着两套完全不能相容的价值观在内。两者同时进行是如此可怕的一个吊诡——集中营的存在，固然是由于有人制造了它，同时也由于所有其他的人坐视它的存在。 啊，那已经是四十五年前的旧事了，时光淘净一切罪孽，何况我根本不在那时 序之中。 你问我：上级若下令对示威群众开枪，我只能说：人民军绝不会把枪口对着自己的 人民。
在四百件中，一百八十件在西边发生，只是德东通常较为暴烈，上个月有两名非洲 人被杀，一名越南人在街上被打得不成人形。 原因？
德东人说，求政治庇护的外国人夺走本地人的工作机会，使失业问题恶化。这自然是非理智的找代罪羔羊的心理。外国人只占德东人口的百分之一。
对外国人的暴力，只是快速统一的后遗症之一。在东德的社会制度中，东德人与外界隔绝（人民没有旅行自由），基本上，今天的德东人还是一个封闭的、没有国际视野和经验的人民。统一，使许多人失去了工作，失去了所有以前习惯的安全和依靠，更失去了自尊——统一使他们沦为大德国的二等公民。 气，就出在比他们更弱的外籍难民身上。 一个社会往前走，只能用自己的脚，横走或直走，前进或后退，它有它自己的速度，它有它内在的秩序。 长大以后，带着冬英去看阿尔卑斯山里的湖，去看莱茵河的源头，去看多瑙河的风光，冬英很满意地发出赞美：“欧洲实在太漂亮了！”然而还没走出几步，她就要轻轻叹一口气。我等着，果然，她说：“可是这水啊，没有我们新安江的清……” 冬英在台湾一住就是四十多年，学会了当地的语言，也爱上了亚热带的生活，异乡已经变成了故乡，那新安江畔的故乡嘛，早已沉入千岛湖底，家国可以兴亡，城，竟然也可以从地球上抹掉，不留一点痕迹， 这次回来，我一定要找到我父亲的坟。”冬英说，“做了水坝，坟迁走了，迁去了哪里？好几年，我都梦见他，他从坟里出来，脸是绿的，水草的颜色，他说，女儿啊，我冷啊，你一定要想办法把我迁走……” 一个爱思考的人行走千里只为追究一个形而上的问题；舆马争饮，座无虚席，只为听一场关于道德的辩论；渡口不以政治人物命名，却纪念两个着书立言的人…
…什么样的社会才允许这样的事情？那必定是一个认识文明、尊重文明的社会，八 百年前的中国。 可是这文明又是怎么回事呢？朱张讲学时如何地意气风发，谁能想见朱熹日后的命运，不同意他思想的人要求朝廷将他“枭首胡市”。朱熹虽然躲过了弃市的下场，却难逃被贬为伪学逆党，郁悒以终，发丧时，生徒不许聚集。然而，受朱熹牵连而被杖枷流放的蔡元定又哪里想象得到，再过三十年，宋理宗会读朱熹的“四书”注解而爱不释手，“恨不与之同时”，于是“逆党”变成太师，于是“伪学”又成为官学。
如果这是一个认识文明的社会，它又怎么会如此恣意横暴地玩弄文明于股掌之间？ 作为文明的象征，书斋和人一样有时辉煌，有时覆灭，辉煌的时候，皇帝题匾赠书；覆灭的方式就多了：改朝换代的兵火可以将它付之一炬，居安思危的君主可以转念之间“毁天下书院”，或者，阴柔一点的，干脆将书院并入官学，纳入体制，这千年书院，时而房舍巍峨，书声朗朗，时而断垣残壁，鬼影幢幢。
决定它生死的，似乎也全是那政治的霸权。 细读书院史，就发现书院之所以建了又毁，毁了却总能再建，是因为和政治霸 权一直有一个不灭的抗争力量。
譬如朱熹的教育理念：“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
今日读来犹令人震动，一个社会已经体认到“学”与问”是维系文明的根本，它一定是一个思想发达、海阔天空的社会吧，可是，与“慎思明辨”抵制的力量或许更大。
顺治的“卧碑”：“为学当尊敬先生……勿妄行辨难……军民一切利弊，不许生员上书陈言，如有一言建白，以违制论，黜革治罪”。
辨与不辨之间，文明时进时退。 我在树影斑驳的小路上徘徊，不忍离去。若有时间，真想在那百泉轩的廊下坐到黄昏，听风从最深邃的起点悠悠吹来。 方言，像一株虬结的大树，树干连着根，根深植于泥土，根上有须，须上有土。 为了说一句令人羡慕的、漂亮的国语，我付出了很重的代价——在语言上，我是一个失根的人。我的语言有正确的文法、典雅的用词、标准的发音，可是它没有祖先对家乡的记忆，没有和四周生活环境血肉相连的牵绊，甚至也缺少像眷村那种次文化所能提供的养分。 我这一口漂亮的国语不但悦耳，而且文明、优雅，但是贫血贫得厉害。因为它唯一的营养来源是书本和制化的教育，不是血色充沛的生活本体。 “可是法总得合理吧？！不合理的就是恶法，不是吗？” 譬如不久之前在柏林举行的
“反种族主义”、“反右派极端主义”的大游行。三十多万老百姓涌上街头，向世 界表白他们反暴力、反种族歧视的立场，在同时，其他大城市也聚集了成千上万的 人，用脚步作一种和平宣言。大概有三百个极左分子藏身在群众中，欠身向前，向 德国总理丢鸡蛋、骂阵；他们计算好了，这一切都在镁光灯的焦点处进行。
果然不出所料，第二天，全世界的媒体都凝聚在鸡蛋的混战上；全世界的人就看见了三百人的肢体暴力，看不见三十万人的和平宣言。这三百人成功地颠覆了这 三十万人的意向，透过媒体的“合作”。 在看见鸡蛋番茄横飞、眼睛刺激而爽快的同时，有多少观者还冷静地考虑那三 百和三十万的比例？前一两年，当台北立法院中正流行摔椅子、打耳光、抓头发的 时候，媒体的镜头和笔尖也情不自禁的跟随着肢体暴力走。
海岛外面的人讥笑“你们台湾人懂什么民主……”时，台湾老百姓觉得相当委屈：“你们怎么就只看那打耳光的一面……那是极少数败类……我们大多数人是痛心疾首的……你们不能一竿子打翻一船的人……” 那三十多万没抢上镜头的人该说什么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