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抗战史，学者更要注意实事求是
在讲抗战史方面，学者应该承担更大、更重要的责任。要担当好这个责任，严谨的态度至关重要。否则不但起不到以史为鉴、资政育人的目的，而且还会以讹传讹，遮蔽了历史的真相。
毫无疑问，中国抗战胜利是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共同奋斗的结果。但是，掌握了全国资源的国民党政权在正面战场的表现，的确大大有负国人的期望。而且正面战场越战越弱，敌后战场越战越强也是无可争议的历史事实。然而这些年来，不少描写正面战场的著述和影视作品，坦率地说，或多或少脱离了历史真相。
国民党军队的部分将领和大部分下层官兵的抗日精神，确实值得颂扬。他们的功绩，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就给予了肯定。1950年《内务部关于革命烈士的解释》中明确指出：
【“一九三七年至一九四五年因参加抗日战争牺牲的国民党官兵(包括空军)确因抗日阵亡者也包括在内。”】
当然，在后来的的落实过程中未能引起各级部门的足够的重视也是事实，但共产党一直没有否定过国民党官兵的抗日贡献。特别是这些年，大陆各地的抗日战争纪念场所，都有正面战场的介绍。蒋介石本人的图像和塑像，也都得到妥善的保护。反观退守台湾六十多年的国民党当局，却至今没有建立起一个抗战纪念馆，更不要说有肯定敌后战场内容的介绍。而且蒋介石死后还得不到安宁，其塑像经常遭到人为的破坏和污损。这叫海峡两岸的国粉们情何以堪!
但是，在肯定他们的抗战贡献的同时，我们也不应该讳言一些重要的历史事实：以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为首的20多名国民党中央委员、58名将官投降日本，组成伪政权。同时还引发了一百多万国军投敌成为了伪军。抗战期间热血青年参加国民党军队的并不多，大量的还是被强抓的壮丁，这不但对老百姓伤害极大，而且兵员质量很差。从1937年至1944年的7年间，共征壮丁1100万人(其中或有重复统计)，实际到达战场者不足500万人，其余都逃跑或病故。1940年海外侨领陈嘉庚回国慰问，在行程中
【“见路旁有两死尸，其一全身无衣服。据同行宪兵言：‘该尸系壮丁病死，衣服被押官取去，在途逢相当平民，就被拿去抵额，将衣服与穿，故民众多有中年失踪者。’”“壮丁用绳索缚联，此为余亲见之。至于其他多样，如用铅线环于颈项，然后用绳穿在铅线，相联成对，与及铅线环于手臂，再用绳索缚之，此系余入省之前所未闻者，余未敢信为事实：迨今亲见用绳缚之事，乃信前闻不谬也。”】
这样的军队的战斗力可想而知。国军不但官兵关系很差，内部也是派系林立(最多时有两百个师编制，因此将军多不胜数，不像八路军只有三个师编制，将军是稀缺品)，互相提防，勾心斗角，各打各的小算盘，严重削弱了本来就不强的整体战斗力。抗战后期的衡阳保卫战，守城的官兵开始打得相当顽强，但奉命支援解围的数支部队，无一不是消极应付，只对日军进行了一些“无关痛痒之攻击”，最后守城指挥官方先觉率部投降。更糟的还有军民关系，以至于蒋介石在接到老百姓自发组织打国军的报告后哀叹，
【“我们的军队沿途被民众包围袭击,而且缴械!”】
那些片面渲染国民党正面战场的作用的学者及其拥趸者，从来不敢提及上述事实。他们津津乐道的是打了多少大仗。当然，能坚持战斗本身就值得肯定，但不能成为神化这些大仗的借口。我们不妨看看国民党方面的资料。国民党著名将领张发奎的回忆录说，国军战史上22次大会战或者多少次大捷，全都是假的，每一次大捷实际上是日本攻打一个地方，无意于长期占领，占领几天就自动撤走，他一撤走，国军这边就说大捷了，赢了。
张发奎所言看似有些夸张，但确实不乏有史实来印证。这两年关于“长沙保卫战“这样题材的作品不少，但实际上第一次和第二次长沙会战都很能印证张奎发的说法。第一次长沙会战是在日军自行撤走两天后，国民党军队的指挥官薛岳才下令跟踪追击的。会战后总结期间，重新拟定了一个“长沙会战的指导方案”，其战役名称由原先的“湘北会战”“湘北大捷”改为“长沙会战”和“长沙大捷”。所谓在战斗中逐次抵抗，诱敌深入等等，都是事后虚构的。尤其可笑的是，后来还编了个“新长沙战”的戏剧登台演出。结果是观众们看了啼笑皆非，脸上发红。第二次长沙会战，蒋介石在战斗结束后的南岳军事会上尖锐地指出：
【“现在长沙得以保全，但不能算是我们打了胜仗。我们不但没有什么虚荣，而且要引以为耻辱!”】
为什么呢?蒋介石说，
【“这次长沙会战，敌人来了不能抵抗，敌人退了不能追击，几次战斗毫无俘获。”“像这次长沙会战，我们有这样雄厚的兵力，有这样良好的态势，我们一定可以打败敌人，一定可以俘获敌人很多官兵，一定可以缴获敌人无数的军械!即使没有一万俘虏，也应该有一千!一千没有，总要有一百!一百没有，少而言之，也应该有十人，但是你们连十个俘虏都没有!如何对得起自己的职守?”】
蒋介石以挖苦的口吻说，日军什么时候来，要打哪里，什么时候走，都可以用广播通知，而且”丝毫不爽的实施做到”。在场的薛岳听到这些更感到无地自容。
国民党的虚报战绩非常厉害，以至于成为了今天研究抗战史的一大难点。以第二次长沙会战为例，对于敌我伤亡人数，当时的国民党的军令部长徐永昌称一直未能得到确切的数据。他在日记中写道：因为第九战区在不同场合的宣传口径并不一致，如毙敌人数有“三万几千”和“四万一千”之说，俘敌人数有“八千几”与“二百四十七”之说。所以蒋介石一气之下说出了俘敌“应该有十人”这样的话。
研究国民党军队自身伤亡数字也是一个难题，其主要原因就是国军吃空额的问题。战争期间，国民党下层军官一个重要任务就是防止士兵逃跑，以至于晚上睡觉，他们要亲自站岗，不敢让普通士兵站岗，怕都跑了。但总有一些士兵逃了。士兵逃跑后出现的空额，军官是不会放过的，他们继续向上边要军饷。这样，整个国军就陷入一个恶性循环，军纪差导致士兵逃亡，士兵逃亡就导致空额，军官就来吃空额。加上指挥官军事素质又极差，所以常打败仗也就不出乎人们意料。
当然，国民党军队能坚持到抗战胜利，其功不可没。但不能否认的是，国民党军队在那场战争中丑陋的一面却是地地道道的中华民族的耻辱。否则就不能解释为什么在抗战即将迎来胜利的时候，国民党军队在1944年的豫湘桂战役中的“一触即溃”，令美国对这支军队的信心“一落千丈”;亦不能解释为什么当时的老百姓在质疑：
【“难道抗战胜利完全依靠的是逃到中国腹地的国民党吗?”(见英国教授拉纳.米特(Rana Mitter)的最新著作《中国，被遗忘的盟友：西方人眼中的抗日战争全史》)】
另一个比较热门的话题是关于日军投降时的那个历史时刻。湖南芷江和江苏南京的受降画面经常出现在电视上和图片展览上。但是回顾一下这段历史，却有一些场面令人非常憋屈。
1945年8月，中华民国代表还有美国代表与日军代表在湖南芷江洽商，安排在中国16个受降区受降的具体事宜。芷江洽商时，国民政府决定派遣陆军副总参谋长冷欣率员赴南京做前期准备工作。但冷欣对安全很有顾虑，于是请求日军务必保证其人生安全。8月22日，冷欣要求日军以誓约文书保证其安全，这使得日方代表今井武夫“感觉奇怪”，今井认为
【“以为以一位战胜国的高级将校竟然向战败国使节要求保证安全，既无意义又不自然，总觉得未免有些滑稽之感”。】
今井也就不客气反驳冷欣：
【“这种文件不但没有价值，而且没有必要，日军恭候阁下光临!”】
几经解释，冷欣依然坚持不懈。最后，今井在无奈之下只好答应回到南京后用无线电代替书面保证。今井后来在回忆录中分析冷欣的心理说：
【“关于这件事我认为，中国军对于迄今当时为止夸耀不败的日本军，觉得并非凭自己的力量战胜，而是依靠盟军在其它战场胜利的压力，才名列战胜国之一，因而他们自己并没有战胜的实感，对日军畏惧心理尚未消除。不仅如此，给我的印象是，作为军人(指冷欣——笔者注)在战场上有这类言行，总觉得有些不恰当。”】
顺便补充一下，当时采访芷江受降的记者描述：
【“在会谈中，冷欣时而站立，时而屈膝而坐，身体晃动不已，人又瘦小，简直有一点象一只猴子。新闻记者们都认为他有失国格。”】
1945年9月9日上午，南京受降仪式举行。在仪式上，国民党陆军总参谋长萧毅肃中将将日本降书两份交冈村宁次阅看，冈村宁次签名盖章后本应亲自呈递给对面的主受降官、国民党陆军总司令何应钦，而他却派自己的部下，参谋长小林浅三郎递交。然而，何应钦非但不予追究，还面向小林主动站起来，躬身双手接过降书。结果就成了递交降书的比接受降书的形象还要挺直高大。后来有人出来解释，说那张桌子太宽，小林太矮，如果何应钦坐着，根本够不到。不过，摄影记者留下的照片却始终令国人看起来不大舒服。在这里，或许我们要感谢我们的画家，一副“南京受降图”的油画，终于使何应钦站直了，高大了!顺便说一句，何应钦是著名的亲日派。
当我们的学者讲抗战史的时候，尽管可以以种种理由避开那些敏感的内容，但如果以不符合历史真相的方式来进行宣传，肯定是一种不负责任、不实事求是的作法。我们的后人一旦接触到历史的真相，他们又会怎样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