跋倪德卫《竹书纪年解谜》

今札二事于此：

（一）所谓“概率论方法”

本书第一章“武王克商之日期”之第十二理由云：

吉德炜教授在他的《商史资料》一书中尝试用有趣的概率论的方法来推定武王克商的日期，他得出的日期与我论证的完全一致。他将每一位君王在位的时间估计为平均二十年，从公元前841年（共和摄政的第一年）往前数得出公元前1041年。然后从公前1180年（这是他给武丁的最后一年，我认为应是公元前1189年）往后数，中间不算冯辛（我也不会算），得到公元前1040年。我现在的观点是克商之役在公元前1041年下半年（阴历在公元前1040年1月17日）开始，于公元前1040年4月18日结束。

本书2.11.1 节亦言及其说 ；据参考文献，《商史资料》（Sources of Shang History），系加州大学出版社1978年出版。

此一方法，雷海宗在1931年已经用过。“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丛书，雷海宗、林同济卷，载雷海宗《殷周年代考》一文（原载国立武汉大学《文哲季刊》第2卷第1号），此文欲裁断《三统历》与《（古本）竹书纪年》关于“周室元年”的两种假说（B.C. 1122，B.C. 1027）孰是孰非。略钞其文如下：

按温带人类生理，普通四世当合百年。中国古今朝代，皆不逃此原则。盖古代男子二十而冠，即可婚娶，至迟不过三十，所谓“男子三十而娶”者也。故以平均而论，娶妻生子年当在二十五左右；而帝王即位自周以下大半采长子继承制，故平均每世二十五年不爽也。

吾人试先推计西周以下之年代，以视其是否合于四百年之例。然于推计之先，尚有须为声明者数则：（一）创业帝王往往即位已至垂死之年，故不能计为一世。（二）一代将亡时，往往一二幼主即立，不过十年即被废弑，此亦不能计为一世。（三）普通若有一二世兄弟相继者，兄弟二人或数人宜以一世计算，不能每君定为一世也。（四）若祖孙相继，则宜计为三世，非二世也。（五）吾人对不满四世之朝代概不计算。凡此皆属显然之理，不过预先指出以简下文而已。

共和以下周代年表既无问题，吾人可先为推计，以视其是否合于生理原则。共和十四年间厉王仍王于汾。厉王死，宣王始立；其年为西前八二七。故吾人可由宣王即位之年而计宣王以至赧王（西前二五六年死）之年代。此间共二十三世（其间除有数次兄终弟及易于查知者外，平王、桓王为祖孙相继须特为注意），以每世二十五年计，应得五百七十五年，而实际年书为五百七十二年。推理与实际之相差可谓微乎其微矣。

武王晚年得天下，相传七年即崩，虽不可必，然为晚年王天下则属可信，故可不计为一世。由成王至厉王共八世，宜为二百年。宣王元年为八二七年，则周元当在一零二七年左右；此与竹书纪年所纪恰相符合。……推理与史录吻合如此，《竹书》所纪必为可信无疑矣。

顾倪氏之方法与结论，较雷氏已转加细致，此钞固无补于今之研究，但见倪氏参考文献不能引雷氏此文，转有一憾尔，是以札之。

（二）“社亡鼎沦”

本书5.9 节专论“社亡鼎沦”，倪德卫云“宋康王于公元前328年继位，但直到公元前318年才自称为王” B.C. 328即（国内一般认为的）周显王四十一年，B.C. 318即（国内一般认为的）周慎靓王三年。

这与钱穆所推断的“盖宋之称王，在周显王四十一年” 是不相符的。《先秦诸子系年》中专门有“社亡鼎沦解”一篇。又有“宋君偃元年乃周显王三十一年非四十一年 乃幼年嗣位非弑兄自立辨”与“宋偃称王为周显王四十一年非慎靓王三年辨”两考。《<竹书纪年>解谜》的参考文献中明列有《先秦诸子系年》，但是却并没有采用钱穆的说法，也没有讨论钱穆的说法，这是有所疏忽的。

我们可以同意倪德卫认为《竹书纪年》中“十八年春正月王如洛邑定鼎”中的这个“十八年”“本身具有相对独立性，是正确的。” 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同意定鼎是公元前1020年的事。可是我们却不能同意沦鼎和定鼎有一种“七百年”的关系。倪德卫说：

当时，流行一个有关七百年的观点。即，公元前318年与上甲微继位年份恰好相隔700+700年（据“今本”《竹书纪年》载，上甲微继位年份在公元前1718年）。上甲微为商朝和宋国的始祖。简单来讲，九鼎沦泗必为宋国元年公元前318年之前两年，即公元前320年发生之事，因为当时，宋国统治者自立为王，而自称王之年必为公元前319年。宋国建国，故有必要作此杜撰。而该年份为公元前320年。……且与此同时，太丘社亡（书中并未记载如何亡）。除非太丘社为宋国祭拜周王之地，否则毫无意义。如果此地真为祭拜周王之地，那么太丘社和九鼎沦泗，就是来自地和水的双重打击，摧毁了象征着周王权威的神圣器物。

倪德卫认为“鼎沦”既然是“周鼎之沦”，那么“鼎沦”本身的符号性意义在于周室权威的衰落。这与钱穆的主张是根本相异的，钱穆认为“鼎沦”是宋得鼎而复失落之，是别国对宋王权威衰落的讥辞：

今鼎乃入宋而沦于泗水彭城之下。彭城，宋都也。此亦宋德不足有天下之证。然此虽讥毁之辞，必当时先有周鼎归宋之说，乃云其沦没泗水。则鼎沦之毁，实承鼎归之誉而生。鼎本商物，周人有之，周德既衰，商行仁义，鼎乃重归商。虑当时宋康行仁政，愚民厚德者，当有此言。故诸侯之忌嫉益甚，乃于其称王后之一年，而曰鼎沦于泗水矣。盖宋之称王，在周显王四十一年。《汉书》记载四十二年社亡鼎沦，实承旧史记载而来。

我们看《史记·封禅书》中所记载的“社亡鼎沦”的“其后一百五十年，而秦并天下。”这个记载，可知秦国以整数附会宋国的“社亡鼎沦”，确是讥宋，而非褒宋，钱穆所谓“是谓商周之德均不足以复有天下也” 这一理解，较倪德卫的理解，是为胜的。钱穆又已经强调了，“社亡鼎沦”之说被附会在宋称王的后一年，那么它就不必然与成王定鼎有所谓的“七百年”之关系。而钱穆所推算的宋王称王之年，似亦并非上甲微即位的1400年之后。如此说来，倪德卫的这一“第十三证据”恐怕是不成立的。不过，宋国的“黄历”本来就与魏国再造“纪年”不必相涉，倪德卫的总论断，我认为仍然是可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