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乐时光
我的舅舅走了，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我这几天偶尔会想，他为什么走了呢？
脑海中浮现出一个头发花白的老人，人略显干瘪，像虾米一样弓着背，脸上带着温和的笑容。
可那不是我的舅舅，那是许多年以后的他。他若是有机会变老，变得很老，大约就应该是那个样子的。
他是我母亲这一脉六个兄弟姐妹中最早过世的，而他并不是最年长的那个。
病痛令他过早地衰老，让他的肌肉萎缩殆尽，最后只给他留下一层干枯的皮，紧紧裹着骨骸。
弥留之际，他的手紧握着舅妈的手，可死神已近在咫尺，它吹出的阴风驱散了他的最后的一点希望。
人间再无停靠的锚地，我舅妈的手在他的掌中逐渐消融，阳间的血肉无法拉住堕入阴间的灵魂。
可是医院重症病房里的机器还在运作，它们在为他输氧，食物从鼻饲管被送到他的胃里。
他的灵魂飞走了，没有了灵魂的躯壳撑不起人形，他的眼球凹陷成了两个深穴。
追悼会结束后，大家一起去餐馆吃饭，饭桌上依旧有说有笑。
年轻的心里也许会浮起一丝惆怅，而年老的更多地故作轻松，对死亡避而不谈。
这样的饭局同以往几乎没有区别，只不过这一次舅舅缺席了。
他曾经也拥有丰满的躯体，红润的脸庞透出鲜活的生命力，是那么实实在在、触手可及的一个人。
他的缺席原本应该姗姗来迟，他原本应该同我们坐在一起，叹口气，说：到了这把年纪，也该享享福了。
可是，他没享到一天福，刚退休就病倒了，此后一直与病魔做着斗争，从一开始的不甘心，到后来的不得不认命，再到最后的苟延残喘。
这些天，我脑海中的舅舅已经恢复了以往的形象，甚至不是他中年以后的样子，而是他青年时期的模样。
我舅舅年轻时长得一表人才，被发配到云南插队落户，返城时正值我出生不久，他闲赋在家，把全部的注意力都放在了我身上。
从我懂事的那一刻起，舅舅的年龄就定格在了三十三岁。那大约是我刚学会数数的时候，所以印象格外深刻。
我吃鱼鱼刺卡了喉咙，于是哭闹着，把一家人都急成了热锅上的蚂蚁。吞饭团、灌醋都试了一遍，那根鱼刺依旧顽固地扎在我的喉咙里。
我舅舅打算把我抱回我父母家。走到弄堂门口给我买了一块我喜欢吃的梅花形蛋糕，我居然止住了哭声，绝口不提鱼刺的事了。
那时我舅舅尚且单身，我在外婆家的时候就同他一起睡。狭窄的板床就支在客厅后面的隔间里，床头用柜子挡着。
冬天钻入冰窖般的被窝，等他一进来我立即将一双冰冷的脚贴在他的大腿上。其实被窝里有热水袋，我是故意恶作剧。
夜里睡觉总开着一盏微弱的蓝灯，在昏暗的灯光下，我舅舅开始给我讲故事。我的眼睛却望着楼梯下的一堆杂物，在灯光的映衬下，它们有时看起来像人的侧脸，令我有点心悸。
我舅舅那时候在谈女朋友，白天的时候他把我带到那家人家里。一间阁楼，两面的屋檐削下来，只留出中间一块可以走动的空间。不记得有其它什么像样的家具，只记得散着几只板凳，我们就坐在板凳上。
那个女朋友终究没有谈成，据说她吵着要买金项链，可我舅舅买不起，这件事就黄了。
我舅妈生得并不好看，寄来的照片经过多方审核，大家得出的都是同一个结论：相貌差了点。
可是我舅舅喜欢她。二楼改作了他俩的新房。我有一次溜上去玩，屋子里横七竖八地堆放着些尚未上漆的新家具。
一个陌生女人躺在一张钢丝床上，双手向上伸展着，脸微微侧向一边。我舅舅就蹲在床边，两张脸在一条水平线上，说着悄悄话，那个女人吃吃的笑着，我舅舅则双眼放光。
我舅妈就是以这样的姿势走进了我的视线。嫁进门后，才知道她身体不好，不能劳累。
她因为健康原因没上过一天班。印象中她总是坐在床上，嗑着瓜子，看着电视。
她为我舅舅生下了一个男孩。自从我舅舅结了婚，我就迅速失宠，而我表弟的降生更令我舅舅喜出望外，他把他所有的爱都倾注在这个孩子身上。
时光匆匆流逝，我舅舅步入了中年。生活的重担使他放弃了自己的许多爱好，再也没有那份闲情抽拉着锯条打磨家具，也无暇擦拭他的自行车，挣钱养家成了他生活的核心。
在市场经济体制下，许多国有企业纷纷破产或改制，我舅舅从原先的羊毛衫厂到了一家生产霓虹灯的厂家。
一排排的灯可以变做不同的颜色，在我这种小孩子眼里充满了吸引力。但这些五颜六色的灯泡，于我是玩具，于我舅舅却是求生的工具。
我看到他蹲在门廊里，浑身上下透着一股动物般的警觉，一如我们在《动物世界》那样的纪录片中看到的羚羊，又或者是豹子，总是警惕地环顾四周，既像在寻找食物，又像在查找潜藏的威胁。
我舅舅天资聪颖，但木讷老实，寡言少语，不是那种善于钻营的人，他原先待的小厂又抵御不住市场经济的浪潮，如同一只小船，被海浪载到哪里是哪里，随时都有沉没或搁浅的风险。
为了生存而不择手段，这是生活留给他的唯一的出路。
早些年常有一个矮瘦的男子来家里串门，是我们的一个邻居，戴着一副啤酒瓶底眼镜，黑瘦的胳膊和腿，总是笑盈盈的，一副好脾气的样子。
市场经济一来，他所在的厂子就倒闭了，他只能到处打零工，才三十出头的年纪，脸上爬满了皱纹，表情阴郁，说话嗫嚅，完全沦为了底层的劳动者，眼镜架坏了也顾不上修，用一根皮筋绑着。
我舅舅和这个邻居不同，他是有家庭的人，有老婆孩子要养，即便再苦再难，也不能有丝毫懈怠。
他没有读过什么书，又没有什么人脉，在这个社会上要混口饭吃绝不是件容易的事，即便使出浑身解数也举步维艰。
不过养家虽然艰辛，但家庭也带给了他很多快乐。我记得我表弟一两岁的时候，他陪他一起坐在地板上玩，眼神里充满了疼爱。
我大舅的一对儿女来上海做客，也住在他们家里。我外公外婆睡在楼下以前我舅舅睡的那间隔间里，空间狭小。二楼的地板上可以睡下好些人，我也同表哥表姐一起睡在二楼的地板上。
那真是一段快乐的时光，表姐那时不过十四五岁的年纪，她靠在沙发上，我们坐在地板上，大家讨论着各种话题。
舅舅的家显得温馨而休闲。夏日太阳落山晚，满天的晚霞，太阳的余晖从窗户里照进去，映红了我表姐的脸，在地板上留下长长的淡红色的光影。
我那时上外公外婆家，总喜欢趁我舅妈和舅舅不在楼上的时候，一个人偷偷跑上楼。楼上的玻璃橱柜里摆着许多装饰品，有好些年一直都带着新房的喜庆感。
如果时光可以停留在那段时间，我舅舅便不会知道艰辛与痛苦的滋味。生活里一切都是圆满的，有一个爱自己的妻，一个调皮可爱的孩子。
他自己正当壮年，市场经济尚未影响到他的饭碗，父母也都还健在，虽然我外婆私下里嘀咕着，觉得这个儿媳不能干，但是也没有到撕破脸的地步，大家见面都还是客客气气的。
然而，随着我外婆的撒手人寰，老房子也等来了拆迁的命运。挖土机轰隆隆地开进了弄堂，让生气勃勃的一条弄堂瞬间化为了废墟。二楼的家亦不复存在。
我舅舅一家搬到了工房居住，我外公随他们一起。这场对我舅舅一家来说搬新家的喜悦对我外公来说无异于一场噩梦的开始。
当时我外公已年过七旬，离开了他熟悉的老宅，过去的开放式生活环境转为了封闭式，邻里之间不再互相串门，他的老朋友也已亡故。
说起他的老朋友，那是一个比他岁数还大，生得很福相的老人。他时常拄着拐杖，来找我外公唠家常。据说在拆迁前夕，他有一天晚上躺下后就再也没有醒来。
他死在了自己的家，自己的床上。可是等待我外公的，却是陌生的家，他终其一生再未拥有属于他自己的家。
可是对于这一切，我那正当壮年的舅舅无法感同身受。因为赡养老人的问题，他还经常与我母亲和我阿姨发生争吵，她们总怪他对老人照顾不周，可是她们也没能力把我外公接回家照顾。
在我外公的思想里，儿子才是唯一的依靠。因为儿子是家里真正的主人，而像我母亲和我阿姨不过是嫁到别人家去的媳妇。
可是这个主人对老人并不十分有耐心。况且真正照顾老人衣食起居的是我舅妈，我外公看不起我舅妈，两人之间一直有矛盾。
时间销蚀着我外公的生命，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他终于衰老到不再有思想，不再有情感，如同一具木乃伊一般，目光呆滞，形销骨立。
我妈那时同我舅舅争吵时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八十岁的爹，活一天少一天……你还不一定有他那么长寿。”
我舅舅大约没把这些话放在心里。我外公死后，他把他所有的旧物悉数清理得一干二净，把我外公起居的那间房改作了自己的卧室。
时间倒推二十年。我舅舅从云南回来，不过二十五六岁的光景。我外公当时刚做完手术，他替他倒了一盆热腾腾的洗脚水，轻轻地把我外公从床上扶起，令他双脚浸泡在热水里，然后蹲下身子，帮他洗脚。
我外公眼里噙着泪花，无限眷爱地凝望着眼前的这个孩子，他当时一定是满怀着欣慰。养儿防老，有这样的儿子在身边，他的晚年生活就有了保障。
可是二十年的光阴足以改变一切。环境变了，生活变了，人心也变了。
在我外公行将就木之时，不知他是否依旧会想起二十年前的那些夜晚，不知他眼前是否会浮起他最疼爱的孩子的那颗乌黑的脑袋，低垂着，几乎要碰到他的双脚。
但我外公一定想不到，这个孩子将有比他更凄惨的晚景。
死神把我外公带走了，还要再隔二十年，他才会再度降临到这个家庭。可是尚处青壮年的人们往往听不到死神的脚步，那隔着绵绵数十载但终将到来的声音。
九十年代初期，我母亲失业了。我父亲的厂子也在艰难支撑。我母亲只能去卖保险，但她很快就放弃了。做惯了办公室工作，出去跑业务对她来说简直不堪设想。
之后她又辗转了几家单位，我看得出她在“艰难”地谋生，但她的艰难不是破釜沉舟式的，她只是在艰难地捱日子。
挑大梁的始终是男性，我妈不好意思一下岗就回家，与其说她相信自己可以再就业，不如说她只是为了让周围的人看到她也拼搏过，努力过，最后找了一个生病的借口，彻底退出了职场。
我父亲为了赚钱养家从原厂辞职，去一家私企打工。生活刚有些起色，那家私企就因为资金链断裂倒闭了，我父亲再一次站在了人生的十字路口。
老同事劝他回厂，我们也劝他回厂，公家的饭碗更有保障。果不其然，他回去后不久，国家就开始大力扶持他们厂子，工资待遇飞涨，我爸终于扬眉吐气了，我妈也可以心安理得地做她的全职主妇了。
可是这种种都是选择的结果，个人在社会的大背景下实在过于渺小。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他们只能靠碰运气，依附于比自己强大的组织来渡过难关。
可是这些人中总有运气差的，我舅舅就属于这些人中的一个。
他进不了国家的单位，只能在小私企里摸爬滚打。工作许多小时，拍老板马屁，和老板斗智斗勇。他没有退路，他要承担一家三口的日常开销，要替我舅妈交养老保险，还要替我表弟支付昂贵的学费。
长期的压力和烦闷在悄无声息地侵蚀着他的健康，只是我们谁也没发现，连他自己也没感觉到。
传宗接代是一个魔咒，对于富人来说是多子多福，对于穷人来说是以命换命。
我舅舅用他的命换来了一家人安稳的生活和我表弟的前途。也许这就是生活的本质。
生活的本质是为了代代相传，而不是某一个个体的长寿。
那个用皮筋绑着眼镜架的矮瘦邻居终身未娶。他后来找了一个女人同居，因为穷，无法负担孩子的开销，俩人没有生孩子。不过他活着，也许还能活很久，但也有可能活不了多久。
我记得很多年前，我舅舅舅妈带我去武宁路桥下的沪西工人文化宫。平时我都是白天去的，那里有一个很大的湖，往里走会有一些游艺设施。
很多年后，我差不多已经忘了那个地方，只依稀仿佛看到自己走在一条窄而长的小路上，一旁是湖水，中间隔着一道石栏，石栏上坐着一只只表情各异的小石狮。
晚上的工人文化宫流光溢彩，那时流行挂彩灯，树枝上全是一串串的小灯泡。当时有人在那里搞有奖活动，我们也过去凑热闹，我用手拨了一下转盘，出乎意料地赢得了头等奖。
奖品是一条印有蓝色图案的手绢，外带一个很小的香水瓶。拿起香水瓶在手绢上洒几滴，香气沁人心脾，而且可以持续很久。
我对那条手绢的记忆始终伴随着夏日斑斓的夜空、熙熙攘攘的人群以及我舅舅和舅妈依偎在一起的身影。
随着时间的推移，那对身影已经变得很模糊，可还是在我记忆的画面中占据着主要位置。
当我隔着三十多年的岁月遥望那个夏日的夜晚时，我总能觉察到一丝喜悦和憧憬，不知从我舅舅上扬的嘴角还是我舅妈的笑靥氤氲开来。
那是属于他们的时代，他们的快乐时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