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兰成和梁漱溟

梁漱溟（1893-1988）和胡兰成（1906-1981）道路不同，这无碍把他们相提并论。 梁漱溟有些背景，像《京报》主编彭仲翼是梁的前辈，梁父曾是内阁中书，民政部官员，梁所在的顺天中学，同学亦是张申府、汤用彤一辈人物。梁济投湖，引起世人震动，徐志摩、梁启超、陶孟和、陈独秀、李大钊，都肯定其人格之高尚。胡适、傅斯年亦颇为重视此事。梁启超出于对梁济的愧负之感，主动访问梁漱溟。梁漱溟入世历练早，其舅张耀曾于1916年主持段祺瑞内阁司法部，梁漱溟做秘书，对政事有所接触。张耀曾的日记和文章已编入《宪政救国之梦》，由其日记可知其人，其中有“近来少无我之真感”这样明心见性的话，由其文章可知其见解，尤其是三•一八前后当时一批人的心思和作为。梁漱溟1917年24岁即入北大教书。1921年中共成立当时或许并未显“开天辟地”之声光，但本年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的出版，受到多方评论，却是社会生活的一件大事。其时梁漱溟不到三十岁。此后，梁由学林入仕林，过渡得主动又自然。 胡兰成在三十岁之前，可记似乎只有家事。盘桓社会生活的基层，若要浮起来出头露面，有待“投机”以入世。他1936年办《柳州日报》是应第七军军长之邀，两广兵败后为第四集团军监禁。广西过上海入《中华日报》，再到香港入《南华日报》，研究国际形势。再后来1939年配合了汪精卫。 梁漱溟在政治上“应机”而不“投机”，他在1928年对李济深有言：当知右派腐化可畏，尚不如左派较有革命气息之可取。切勿因自己与左派决裂，而接近右派。必须胸中有主，左右之间无所偏倚，而后可以保持一种自主力量，乃有事业可谈。 胡兰成每在各个关节时刻做此胸中有主的工夫，胸中有主，必得以物观物之后方是不任一己之情。先是胸中有定，而后胸中有主。胡兰成常说，亦是好的。此种婉弱的接纳，即刻便是清明，即刻便是安守，即刻便是刚，是得。生命如初开。胡也有忧思，不过在他，忧思也是喜乐。 梁漱溟也着意于自得：意欲自为调和，一切容忍、敷衍皆是调和，但唯自得乃其调和耳。梁漱溟不光要在自己这里有一调和自得，而且要在社会上有一个正面的表示。梁漱溟是在“社会上”标示出自己的“第三方力量”。毛泽东邀梁漱溟加入政府，梁回答：“把我留在政府外边不好吗？”“盖此时我尚信不及中国能以就此统一稳定下来，以为我如其参加政府，就落在共产党一方面，莫若中立不倚，保持我对各方面说话历来的立场资格。”胡在1945年也试图各方不靠，以人民委员会的名义自主之。不过，梁漱溟是一以贯之地无我而应物，而后有我而主之。胡仅是“投机”至此。 卑不学恭，愈恭愈是拘局；贵而可恭，实为能恭。梁可以这样。是这样的谦虚，这样的骄傲。梁漱溟由城而乡，是谦虚，也是骄傲。自知于己而有得，自知故而谦虚，自得故而骄傲。不是骄于人，是透着自己的那种骄傲。在这个意义上，梁漱溟和胡兰成都有相当真实的骄傲。不过，在谦虚上说，梁漱溟由城而乡，梁更多是发于己；胡兰成由乡而城，胡的谦虚则附带有有慑于物、小心翼翼的色彩，胡每于小户人家的生炉点火见到生活的情致，生起天人之感，其实，也是看到了那么多的力量。 他们成就其学问，得益于自己深于省思。若是教授，观其书便可以了。他们都不满足于书斋生活。这似乎对书斋生活又预先存了贬损，倒不如说，单纯的书斋生活满足不了他们。他们要行动。梁1921年写《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欲将宋儒的讲学与社会运动联成一片。胡在1936年广西办报主张对日抗战必须与民间起兵的气运相结合。他们在思与行之间，在动与静之间。偏于静思的可看他们如何切于行地思，是一个鼓励；偏于行动的可看他们如何由思而行，是一个提醒。他们整个一生都可观，可为众人观。 胡的省思，每是在心胸满满，不得不深呼一口气。“中国人的伦常称为天性，不可以私暱，而惟是人世的大信，使我对于自身现在作思省。”吴经熊在Beyond East and West提到，孔子那里有个“天”，“五十而知天命”，“吾谁欺？欺天乎？”“天生德于予”，“天之未丧斯文也”，“知我者其天乎？”只是到了他的门徒曾子那里，儒家思想才成为一个完全人道主义的思想，只重视人的伦理关系中的道德义务。胡显然是近孔而远曾。天命之谓性，由命尽性而知天，曾知这是个谈意力发狠劲表壮怀显激烈的的话，在胡兰成却是唯有以这样的一种情思，才可见得此身。“生”的每个委曲，都是由以自见其身的情思。自见其身，便能生出自信。信不是从赌明天开始，而是从认取此时此地此身开始。我信，可以；莫若是，我在信中。 梁为什么说“我少年时有一种反对阔绰的心理”，“像‘第一舞台’、‘真光影院’那种车马盈门的情形我尤其憎恨，觉得我若侧身其间将是莫大耻辱。” 梁为什么少年时代好作翻案文章。梁为什么看到车夫跌倒后鲜血顺着白胡子流下来，感动得哭了。梁为什么同学之间互取绰号以自勉时，他为人取名为“傲”。这些怎么串联起来。“不能给予”带来的无力感，往往是以逆向的“也不能接受”来表征。穷苦人家的孩子，本是有待照顾的，如果家境差些，他也会生出强烈的压倒性的“给予”的冲动，却又无能“给予”。他若稍敏感些，便感受到“给予”本身代表一种“能力”、“权力”，所以，他不能“给予”，也不能“接受”。这样一个分析不能说中梁漱溟。但一个孩子，为什么会对车马盈门这样的喜乐情景憎恨，这其中有什么样子的“感觉的秩序”。欲求“给予”，故而不耐重复，好标异出新。见老车夫而流泪也是无能“给予”而起悲悯之心，“悲悯”不是“同情”，在“感觉的秩序”中，“同情”还是由“高”向“低”的探望，而“悲悯”是我亦在此可堪“悲悯”之中，悲我之“无能”“给予”。同体大悲，悲能拔苦。不是救人，我亦在当救之中。悲中有一体感。从悲中平平地生出清醒的力量感。梁的论说常会眷注于道德之为生命的力量、生命的精彩，在《生命的歧途》这篇小文中把这个说透了。梁漱溟对域外生命哲学多有接纳，不像牟宗三在生命哲学外，对康德、黑格尔的接纳也是形塑其哲学框架的重要因素。在《人心与人生》中他对“身”“心”均十分关注。梁常年是要早起并在床上好好地做一番调和身心交相养的“气功”的。 梁漱溟在儒佛之间。“对于革命、政治、伟大人物……皆有不过如此之感。有些下流行径、鄙俗心理，以及尖刻、狠毒、凶暴之事，以前在家庭在学校所遇不到底，此时却看见了；颇引起我对于人生，感到厌倦和憎恶。”“一面要强，一面自己的毛病又很多，所以悔恨的意思就重，使自己跟自己打架。自己打架，打到糊涂得真是受不了的时候，就要自杀。” 由佛而儒，使生命体会到“进”“退”两境，“放下”“拾起”两个运作，此两境、两运作之间，是生命成长的节律，唯此晓得“进”“退”“放下”“拾起”皆是成全自己，不可断分。由此，从“无我”再培植出那个“我”。这个“我”，能经起伏历劫毁。这些自我成就，仅由一句自强不息是得不到的。不是不再要强，不是不再尽力，而是有了更好的救世的力气。“中国问题”、“人生问题”始终萦绕不去。在《寄晓青甥》中，梁说：“我的生命就寄于责任一念。处处皆有责任，而我总是把最大的问题摆在心上。所谓最大问题即所谓中国问题。而我亦没有把中国问题只作为中国问题看。不过作为一个中国人要对世界人类尽其责任，就不能不从解决中国问题入手。” 梁漱溟晚年说自己是个佛教徒。他更是一个儒者吧。当然，在他、他们，区分这些还有意义吗。宗教起争端，是因为一些宗教以dogma立教，dogma是个“命题”、“判断”，论对错的。而在中国，是有人世悠悠，有街头巷陌的说书，所以雍正皇帝也要出面发圣谕，调和三教。 梁自谓一生有志业而无职业，其志业倒是实有其的，“中国问题”、“人生问题”都确有其指。胡兰成那种“无名目的大志”亦是真实。“与其有根，不如漫天飞舞”，漫天飞舞，这话看似任物，另一层的意思，是要让被动与主动的界限消弥，后面要求着一个更根本的总持，一个更大的主动，不失己，不殉于物。有志业而无职业，漫天飞舞，他们都是有感兴之人。感兴是《诗经》中的河水白草，杨柳霜露，也是信天游里总要先唱山丹丹里个花开红艳艳，还是节日里故意找那么个好心情，以求一年顺实，是春节过后开车，要先放上一串鞭炮。感兴是心意满满。儒家孔颜乐处为什么乐，道家无为而无所不为，乡野之人，也懂得“过得有”不如“过得好”的道理。闻鸡起舞、程门立雪都是感兴，感兴是自己起意。 胡兰成在道法之间。胡长于乡间，像草一样，谈不上受到什么恩宠和伤害。就那样过来了。只是继续生长下去。胡论《文学与时代的气运》中，“汉民族的精神是在黄老，儒家的则是路，也要有精神才能走路，所以是要两者结合起来才好”，“法家在历史上每是儒与黄老的接点”。由儒而道而法，这个过程怎么过渡出来，林同济在《中国的心灵—道家的潜在层》说得透极了，他把最后脱生出来的那种与物相通又能以物观物因而任事理政的那类人叫“回归主义”的道家，他们并非没经历或并非不能理解火焰一样的感情，却像诸葛亮，“淡泊明知”，又挥泪斩马谡任法不任情。道家疆理天下，“从东汉儒与黄老分离，晋又清谈老庄而轻儒，至王猛崔浩高允才是黄老合于儒了。”道家开局面。你说他们滑滑的，可他们却是能开出局面。儒家有情，也知情，“好仁而不好学其蔽也愚”，“恭而无礼则劳”，还是躲不及要在情“之中”，一番深情。道家知情，鉴情，更用情，深深地，厚貌情深，他们非不重情，他们重视每一种、每一次、每一个情，正因为如此用情，绝对在一瞬，人情百变生，他们知天地以万物为刍狗，他们正如胡兰成，会这样感情满满地说一句“世间有至情者常觉天地无亲。”至柔处，他看到平凡人家的清正；至明处，他看破了“宽容”亦不是个谦虚的词;至刚处，他凭一己之所念所识赢得人，他斗百草，也杀人。道家讲长生，说生长更好，生长没有间断，时时、处处、事事，随时转境，即刻进入，可爱得很，聪明得很，活泼得很。儒家真诚，而道家浑然天成。 浣君觉得梁漱溟和胡兰成都给人以静，或者说，他们的文字给人以静。是否可以做出些理解。与其说儒道互补，倒不如说儒道互通，只是为学之方的不同而已，这会免却儒家怎样道家如何各自分说互立界隔的麻烦。人心，若全在物，则滞于物；若全在己，则纵于己。合当在物我之间，成己亦成物，我通于物，这离无我无物的洒脱仅是一念之间吧。儒道终要在成己亦成物这里有一个汇合。故而，虽然梁漱溟在儒释之间，胡兰成在道法之间，他们都会给人这样的感觉吧。 “治大国如烹小鲜”，道家观望至大，又至于微妙。胡兰成记身事如国事，跌宕自喜。欢喜于这种转换，临大事如履平地，为小事亦如履薄冰，这种生命的幅度。道家“小心”。胡的“静”和“小心”连得也很紧呢。儒家“诚心”。胡兰成说，格物当在诚意之先。 梁有志业，胡漫天飞舞。他们都有一个不会失败的人生，大概像海明威所说，你可以打败我，不可以毁灭我。不过，没有那么壮烈。只在于，此身在修，修成一个文明的生命。在修中的生命，无所谓耗费。 对女子之态度，当然是更好的一个观察点。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张中行写了《梁漱溟》，他也伸一头缩一头地谈到梁漱溟执己见，文章最后说到： “说可怜，是来于同情。因为梁先生是北大的前辈，我的同情心就更盛，有时闭户凝思，甚至还会落一滴两滴同情之泪。落泪，主要不是为他受了屈，是为他迂阔，以至于“滞”的可怜。至于开了门，面前有了别人，那就应该专说可敬。可敬之处不少。有悲天悯人之怀，一也。忠于理想，碰钉子不退，二也。直，有一句说一句，心口如一，三也。受大而众之力压，不低头，为士林保存一点点元气，四也。不作歌颂八股，阿谀奉承，以换取驾的享受，五也。五项归一，我觉得，今日，无论是讲尊崇个性还是讲继承北大精神，我们都不应该忘记梁先生，因为他是这方面的拔尖儿人物。” 人问张中行：“最近胡兰成又流行了。”张回答：“没什么意思。” 梁漱溟活了九十五岁，胡兰成七十五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