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晚清史】《李鸿章传》梁启超 著

【概述】因为觉得张黎拍的《走向共和》电视剧好看，故而自己对晚清历史产生浓厚兴趣。 而要研读这段历史，尤其是光绪一朝所发生重大事件，则绕不过李鸿章一人。《走向共和》虽然拍的精彩，然而剧中对李鸿章多有美化渲染，与史实又难免产生偏差。要还原真实的人物形象，则需往上追溯，研读与李同一时代人物的书籍记录。

李鸿章其人（左）与《走向共和》中的形象（右）

梁启超与李鸿章“于政治上为公敌，其私交亦泛泛不深”。然而李鸿章去世后仅一个月，梁启超便撰成此书，抛开是否有蹭热点的动机不谈，在书中，梁启超仍以“公平之心”和屏除私见的态度，对李之生平功过、历史地位进行了客观公正的评价。所以欲了解李鸿章其人，梁启超的这本传记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以下是摘抄和笔记部分。

1 绪论

天下惟庸人无咎无誉。举天下人而恶之，斯可谓非常之奸雄矣乎？举天下人而誉之，斯可谓非常之豪杰矣乎？虽然，天下人云者，常人居其千百，而非常人不得其一。以常人而论非常人，乌见其可。故誉满天下，未必不为乡愿；谤满天下，未必不为伟人。

【按】“天下惟庸人无咎无誉”开篇点睛之笔，格调立见。

然而“以常人而论非常人，乌见其可”以今天视角来看，有鼓吹精英主义论调之嫌。

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李之历聘欧洲也，至德，见前宰相比斯麦(今译为俾斯麦)，叩之曰：“为大臣者，欲为国家有所尽力。而满廷意见，与己不合，群掣其肘。于此而欲行厥志，其道何由？”比斯麦应之曰：“首在得君。得君既专，何事不可为？”李鸿章曰：“譬有人于此，其君无论何人之言皆听之。居枢要侍近习者，常假威福，挟持大局。若处此者当如之何？”比斯麦良久曰：“苟为大臣，以至诚忧国，度未有不能格君心者。惟与妇人孺子共事，则无如何矣。”李默然云(此语据西报译出，寻常华文所登于《星轺日记》者，因有所忌讳不敢译录也)。呜呼！吾观于此，而知李鸿章胸中块垒，牢骚郁抑，有非旁观人所能喻者。吾之所以责李者在此，吾之所以恕李者亦在此。

【按】此处记载了一段李鸿章与俾斯麦的耐人寻味的对话。“与妇人孺子共事”：慈禧太后与光绪帝。

凡人生于一社会之中，每为其社会数千年之思想习俗义理所困，而不能自拔。李鸿章不生于欧洲而生于中国，不生于今日而生于数十年以前，先彼而生、并彼而生者，曾无一能造时势之英雄以导之翼之。然则其时其地所孕育之人物，止于如是，固不能为李鸿章一人咎也。而况乎其所遭遇，又并其所志而不能尽行哉。吾故曰敬李之才，惜李之识，而悲李之遇也。

2 李鸿章之位置

论者动曰：“李鸿章近世中国之权臣也。”吾未知论者所谓权臣，其界说若何。虽然，若以李鸿章比诸汉之霍光、曹操，明之张居正，与夫近世欧美日本所谓立宪君主国之大臣，则其权固有迥不相俟者。使鸿章而果为权臣也，以视古代中国权臣专擅威福，挟持人主，天下侧目，危及社稷，而鸿章乃匪躬蹇蹇，无所觊觎，斯亦可谓纯臣也矣。使鸿章而果为权臣也，以视近代各国权臣风行雷厉，改革庶政，操纵如意，不避怨嫌，而鸿章乃委靡因循，畏首畏尾，无所成就，斯亦可谓庸臣也矣。

4 兵家之李鸿章（上）

江、浙两省，中国财赋之中坚也，无江、浙则是无天下。故争兵要则莫如武汉，争饷源则莫如苏、杭，稍明兵略者所能知也。

【按】此处断句疑为“武、汉”。直到晚清太平天国运动起，武汉军事地位开始得到重视。同时期曾国藩奏折中有“东南形势，则金陵为险；天下大事，则武汉为重”的说法。

淮军之初至上海也，西人见其衣帽之粗陋，窃笑嗤之。鸿章徐语左右曰：“军之良窳，岂在服制耶？须彼见吾大将旗鼓，自有定论耳。”至是欧美人见淮军将校之勇毅，纪律之整严，莫不改容起敬；而常胜军之在部下者，亦始帖然服李之节制矣。

【按】李鸿章招淮军剿太平军，适时太平军势焰正旺，逼近上海租界。此段对话发生在淮军击退太平军，进入租界之后，堪称李鸿章治军的经典语录。

曾文正曰：“凡军最忌暮气。当道、咸之交，官军皆暮气，而贼军皆朝气；及同治初元，贼军皆暮气，而官军皆朝气。得失之林，皆在于是。”

【按】“凡军最忌暮气”，经典。

洪秀全以市井无赖，一朝崛起，不数岁而蹂躏天下之半，不能以彼时风驰云卷，争大业于汗马之上，遂乃苟安金陵，视为安乐窝，潭潭府第，真陈涉之流亚哉！

【按】陈涉：陈胜，指秦末陈胜吴广起义。梁启超对洪秀全颇有恨铁不成钢之意。

5 兵家之李鸿章（下）

同治三年九月，捻党一股入湖北，大掠襄阳、随州、京山、德安、应山、黄州、蕲州等处。舒保战死，僧王之师屡溃。僧王之为人，勇悍有余而不学无术，军令太不整肃，所至淫掠残暴，与发捻无异，以故湖北人民大失望。

【按】僧王即僧格林沁。今人史料对僧格林沁多有褒扬，此处则评价不高。

6 洋务时代之李鸿章

由此观之，则李鸿章固知今日为三千年来一大变局，固知狃于目前之不可以苟安，固尝有意于求后千百年安内制外之方，固知古方不以医新症，固知非变法维新，则战守皆不足恃，固知畛域不化，故习不除，则事无一可成，甚乃知日后乏才，且有甚于今日，以中国之大，而永无自强自立之时。其言沉痛，吾至今读之，则泪涔涔其承睫焉。夫以李鸿章之忠纯也若彼，其明察也若此，而又久居要津，柄持大权，而其成就乃有今日者，何也？则以知有兵事而不知有民政，知有外交而不知有内治，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民。日责人昧于大局，而己于大局，先自不明；日责人畛域难化，故习难除，而己之畛域故习，以视彼等，犹不过五十步与百步也。殊不知今日世界之竞争，不在国家而在国民；殊不知泰西诸国所以能化畛域、除故习、布新宪、致富强者，其机恒发自下而非发自上，而求其此机之何以能发，则必有一二先觉有大力者，从而导其辕而鼓其锋，风气既成，然后因而用之，未有不能济者也。李鸿章而不知此不忧此则亦已耳，亦既知之，亦既忧之，以彼之地位，彼之声望，上之可以格君心以臂使百僚，下之可以造舆论以呼起全国，而惜乎李之不能也。吾故曰：李之受病，在不学无术。故曰：为时势所造之英雄，非造时势之英雄也。

【按】梁启超与前辈李鸿章观点之异同在此：“知有兵事而不知有民政，知有外交而不知有内治，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民”“殊不知今日世界之竞争，不在国家而在国民；殊不知泰西诸国所以能化畛域、除故习、布新宪、致富强者，其机恒发自下而非发自上”。从洋务派到维新派仅相隔一代人，然而观念已经开始发生转变。

然而梁之观点亦有其局限。他把富强中国的希望寄托于开化群众上，那么如何做到开化国民、布施新政呢？“必有一二先觉有大力者，从而导其辕而鼓其锋”——他希望由少数先锋领袖人物来担任开天辟地之重任。所以在梁启超的世界观里，或者说至少在本书所体现的观点中，精英主义、精英救世是占有很大比重的。

7 中日战争时代之李鸿章

彼苍者天，前之所以宠此人者何以如是其优，后之所以厄此人者何以如是其酷耶？

【按】晚清列位洋务派重臣中，曾国藩晚年因处理“天津教案”引起争议，被舆论肆意攻击；李鸿章因甲午、庚子两役主导战后议和，被时人扣上卖国贼的帽子。自古舆论从来轻薄无情，读史者不可不鉴之。

西报有论者曰：“日本非与中国战，实与李鸿章一人战耳。”其言虽稍过，然亦近之。不见乎各省大吏，徒知画疆自守，视此事若专为直隶满洲之私事者然，其有筹一饷出一旅以相急难者乎？即有之，亦空言而己，乃至最可笑者，刘公岛降舰之役，当事者致书日军，求放还广丙一船，书中谓此舰系属广东，此次战役，与广东无涉云云。各国闻者，莫不笑之，而不知此语实代表各省疆臣之思想者也。

【按】此处“刘公岛降舰之役，当事者致书日军，求放还广丙一船”一事，发生在甲午海战之后。隶属于广东水师的广丙号被日军俘获，广东水师派人向日本交涉，提出了一个荒唐可笑的要求，“以‘广丙’舰不是北洋海军舰船，属于广东水师，此次战役与广东无关为理由，要求日本方面立即归还‘广丙’ 舰。广东水师这一神操作，引起了国外媒体一片嘲笑，所以当时有“日本非与中国战，实与李鸿章一人战”这种说法。

9 外交家之李鸿章（下）

当时中国人欲借欧力以拒日者，不独李鸿章而已，他人殆有甚焉。张之洞时署江督，电奏争和议曰：“若以赂倭者转而赂俄，所失不及其半，即可转败为胜，恳请饬总署及出使大臣，与俄国商订密约，如肯助我攻倭，胁倭尽废全约，即酌量画分新疆之地以酬之，许以推广商务。如英肯助我，报酬亦同”云云。当时所谓外交家者，其眼光手段，大率类是，可叹。

【按】日本提出割地和巨额赔款要求，消息传到国内，举国震惊。张之洞提出以合纵连横的策略去牵制日本，然而无异于引狼入室，也被后人所耻笑。所谓“弱国无外交”，是从晚清起几代人探索出来的血泪经验。

俄人既据旅顺、大连，英国藉口于均势之局，遂索威海卫。时日本之赔款方清，戍兵方退，英人援俄例借租此港，二十五年为期，其条约一依旅顺、大连故事。时李鸿章与英使反复辩难，英使斥之曰：“君但诉诸俄使，勿诉诸我。俄使干休，我立干休。”李无词以对焉，狼狈之情，可悯可叹。所承其半点哀怜者，惟约他日中国若重兴海军，可借威海卫泊船之一事而已。

英国又援均势之说，请租借九龙以相抵制，其期亦九十九年。定议画押之前一日，李鸿章与英使窦纳乐抗论激烈，李曰：“虽租九龙，不得筑炮台于其山上。”英使愤然拍案曰：“无多言！我国之请此地，为贵国让广州湾于法以危我香港也。若公能废广州湾之约，则我之议亦立刻撤回。”鸿章吞声饮泪而已。实光绪二十四年四月十七日也。

西人之论曰：李鸿章大手段之外交家也。或曰：李鸿章小狡狯之外交家也。夫手段狡狯，非外交家之恶德。各国并立，生存竞争，惟利是视，故西哲常言个人有道德，而国家无道德。试观列国之所称大外交家者，孰不以手段狡狯得名哉？虽然，李鸿章之外交术，在中国诚为第一流矣；而置之世界，则瞠乎其后也。李鸿章之手段，专以联某国制某国为主，而所谓联者，又非平时而结之，不过临时而嗾之，盖有一种《战国策》之思想，横于胸中焉。观其于法、越之役，则欲嗾英、德以制法；于中、日之役，则欲嗾俄、英以制日；于胶州之役，则又欲嗾俄、英、法以制德，卒之未尝一收其效，而往往因此之故，所失滋多，胶州、旅顺、大连、威海、广州湾、九龙之事，不得不谓此政策为之厉阶也。夫天下未有徒恃人而可以自存者。泰西外交家，亦尝汲汲焉与他国联盟，然必我有可以自立之道，然后可以致人而不致于人。若今日之中国，而言联某国联某国，无论人未必联我，即使联我，亦不啻为其国之奴隶而已矣，鱼肉而已矣。李鸿章岂其未知此耶？吾意其亦知之而无他道以易之也。要之，内治不修，则外交实无可办之理。以中国今日之国势，虽才十倍于李鸿章者，其对外之策，固不得不隐忍迁就于一时也，此吾所以深为李鸿章怜也。虽然，李鸿章于他役，吾未见其能用手段焉，独《中俄密约》，则其对日本用手段之结果也。以此手段而造出后此种种之困难，自作之而自受之，吾又何怜哉！

【按】1896年李鸿章签订的《中俄密约》乃是其外交政绩中的一大污点。此先例既开，后患接踵而至，接下来数年时间里欧美列强兴起了与清廷签订条约的浪潮。

对于李鸿章主政期间的外交方针，梁启超毫不留情地给予了激烈抨击，认为其惯用策略大抵是沿用传统中国《战国策》的思想，“专以联某国制某国为主”。然而“内治不修，则外交实无可办之理。”

11 李鸿章之末路

至是而李鸿章病且殆矣。鸿章以八十高年，久经患难，今当垂暮，复遭此变，忧郁积劳，已乖常度，本年以来，肝疾增剧，时有盛怒，或如病狂。及加以俄使助天为虐，恫喝催促，于邑难堪，及闻徐寿朋之死，拊心呕血，遂以大渐，以光绪二十七年九月廿七日薨于京师之贤良寺。闻薨之前一点钟，俄使尚来促画押云。卒之此约未定，今以付诸庆亲王、王文韶。临终未尝口及家事，惟切齿曰：“可恨毓贤误国至此！”既而又长吁曰：“两宫不肯回銮。”遂瞑焉长逝，享年七十八岁。

【按】签《辛丑条约》后不到半年，李鸿章即病逝。

12 结论

十年以来，与李齐名者，则张之洞也。虽然，张何足以望李之肩？李鸿章实践之人也，张之洞浮华之人也。李鸿章最不好名，张之洞最好名，不好名故肯任劳怨，好名故常趋巧利。之洞于交涉事件，着着与鸿章为难，要其所画之策，无一非能言不能行。鸿章尝语人云：“不图香涛作官数十年，仍是书生之见。”此一语可以尽其平生矣。至其虚骄狭隘，残忍苛察，较之李鸿章之有常识有大量，尤相去霄壤也。

【按】此处梁启超多贬张而褒李。结合前处外交方面，张之洞多书生之见，实不如李。

李鸿章与日相伊藤，中日战役之两雄也。以成败论，自当右伊而左李。虽然，伊非李之匹也。日人常评伊藤为际遇最好之人，其言盖当。彼当日本维新之初，本未尝有大功，其栉风沐雨之阅历，既输一筹。故伊藤之轻重于日本，不如鸿章之轻重于中国，使易地以处，吾恐其不相及也。虽然，伊有优于李者一事焉，则曾游学欧洲，知政治之本原是也，此伊所以能制定宪法，为日本长治久安之计；李鸿章则惟弥缝补苴，画虎效颦，而终无成就也。但日本之学如伊藤者，其同辈中不下百数；中国之才如鸿章者，其同辈中不得一人，则又不能专为李咎者也。

【按】伊、李二人作为各自国家之杰出代表，其命运沉浮交错，是晚清历史的一大看点。伊藤博文与李鸿章于1895年于天津 签订《中日天津条约》时初次见面，据考证，之后长达十年时间里二人常有书信往来。伊藤博文以学生自居，以年长其18岁的李鸿章为老师，尊其为人格之楷模。李鸿章对伊藤博文同样多有赏识，在相当长时间内对日本亦秉持友好态度解决外交争端（长崎事件）。在二人往来书信中，李鸿章写道： “昔人之论纵横者，以三晋之合离为秦之强弱。今则局势阔远，合两洲之大而为七雄，又非春秋战国之比。……我两国正如金瓯，无一败欠，诘尔戎兵，明其政刑，真其时也。 ”书信中流露出李鸿章的个人期愿，是希望大清国与日本国能致力于携手发展，永固金瓯，共同繁荣。然而私人关系的走向并不能替代国际关系。甲午一役，北洋海军全军覆没，至此日本冉冉上升成为东亚的新兴列强。

李鸿章与伊藤博文

李鸿章之治事也，案无留牍，门无留宾，盖其规模一仿曾文正云。其起居饮食，皆立一定时刻，甚有西人之风。其重纪律，严自治，中国人罕有能及之者。不论冬夏，五点钟即起，有家藏一宋拓《兰亭》，每晨必临摹一百字，其临本从不示人。此盖养心自律之一法。曾文正每日在军中，必围棋一局，亦是此意。

然则李鸿章果何等之人物乎？吾欲以两言论断之曰：不学无术，不敢破格，是其所短也；不避劳苦，不畏谤言，是其所长也。呜呼！李鸿章往矣，而天下多难，将更有甚于李鸿章时代者，后之君子，何以待之?

【按】点评可谓中肯。结合本书的完结时间1901年，不难理解梁启超有感于时局艰难，后来者无以为继：“李鸿章往矣，而天下多难，将更有甚于李鸿章时代者，后之君子，何以待之?”

附录二 李鸿章的奏折 摘抄

鸿章以为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利器，师其法而不必尽用其人。欲觅制器之器与制器之人，则或设一科取士。士终身悬以为富贵功名之鹄，则业可成艺可精，而才亦可集。

天下至奇至异之事，究必本于平常之理，如或不然，则推知必不远行，行之亦不能久。

中国文物制度，迥异外洋獉狉之俗，所以郅治保邦、固丕基于勿坏者，固自有在，必谓转危为安、转弱为强之道，全由于仿机器，臣亦不存此方隅之见。

士大夫见外侮日迫，颇有发奋自强之议，然欲自强必先理财，而议者辄指为言利。欲自强必图振作，而议者辄斥为喜事。至稍涉洋务，则更有鄙夷不屑之见横亘胸中。不知外患如此其多，时艰如此其棘，断非空谈所能有济。我朝处数千年未有之变局，自应建数千年未有之奇业。若事事必留守成法，恐日即于微弱而终无以自强。

【按】评价一人不能片面地以一时一事来下结论，而需放在同时代大背景下予以尽可能全面的看待。读李中堂奏折陈言，其形象轮廓愈趋于清晰完整。作为旧官僚中的洋务改革派代表人物，李面临各个方向的重重阻力，欲有所作为却处处掣肘。不过，对于其同时代的守旧派，形象往往模糊化和脸谱化，所以欲了解这一段历史，还需继续研读与李同时代其他人物的内容，例如与李同时代的翁同龢、陈夔龙等人的著述。所谓由点及面，便是我个人读史的一个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