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书房等你（三）

（三） 这种阅读的兴奋持续了比较长的一段时间。这就造成了另外一个结果，我居然因此而近视了。关于近视，我记得确切的时间应该是四年级。有一次我无意中带上了父亲的近视镜，忽然觉得眼前一亮，才知道眼睛近视了。在看完这些书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舅舅并没有去来取，于是我又想拿出来摆弄摆弄。我把这些书从箱子取出来，和我的那些报刊杂志摆放在一起，于是在这间老房子的角落里，借助着一扇向南开的窗户，我就慢慢地给自己营造了一个读书的地方。 这就算是我最早的书房吧。 那时候小学是五年制，而当我上五年级的时候，忽然又变成了六年制，我读小学的时间，又因此而被拉长了一年。这让我的时间比以往更加富裕而从容了。我的课余时间，除了割草放驴这些农活之外，有很大一部分是在这个窗子下面度过的。我愚钝、不善交际、喜欢独处的个性特点，也很有可能就是在那时候形成的。 在我的这个所谓书房里，能够陪伴我的，除了这些书报，还有一台收音机。这收音机是什么时候买的，现在记不大清楚了，可能就是那时父亲由民教转正，工资由45元大涨到98元，手头变得宽宽的时候买的。父亲的转正，在我家是一件很大的事情。就他自己来说，经过多年的奋斗，他终于和其他正式的老师获得了同等的地位，享受了同样的福利，在我们家里人来说，从此有了粮油本，每个月可以去粮站，打来细粮若干，粗粮若干，清油若干，从而可以部分地改善生活。另外，那前后家里也进了几样大件，一件是上海牌的机械手表，一件是飞鸽牌自行车，一件是标准牌缝纫机，还有一件木匣子收音机，我忘记了品牌。手表父亲带了一段时间，被四叔看中，做了交换，成为琼花牌，后来不知怎的，就转移到我的手腕就上去了。自行车是我和父亲都骑，而大多数情况下是我上下学骑。这样，家里的四大件，有两件基本归了我。而被我完全占用的，是那台收音机。整体是实木壳子的，很大，正前方分为两半，一半有喇叭的地方，蒙着一层穿有金丝的布，另一半的下方是一排四个旋钮，上方是一块蓝塑料的、显示波段波长之类的屏。 绕了这么大个弯子，引出这台收音机，我只是想说，在那个用度匮乏、生活单调的时代，这台收音机对我来说，有很重要的意义。记得刚买来的时候，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正在播放由李野默演播的路遥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这部小说完全吸引了我，于是每晚干完了手头的活，就坐在我那张书桌前，打开收音机，来听小说联播。在那段时间里，我不仅一集不落地听完了《平凡的世界》，后来还陆续听了《白鹿原》《猎神》《穆斯林的葬礼》以及《复活》等小说，这对于没有很多书读的我来说，是个很好的补充。此后的时间，从中学，到大学，到参加工作，总是匆匆而过，而这台收音机的最后去向，我也不知道了，只是我现在非常想念它，每每想起，耳边总会回旋起李野默先生那带有磁性的男中音，头脑里也会活跃起孙少平、孙少安、田晓霞、白嘉轩、鹿子霖、新月、韩子奇、玛丝洛娃、聂赫留朵夫这些人物形象。 除了读书报，听广播，在我的这间书房里，还可以干另外一件事，就是写毛笔字。父亲给我买的帖，是颜真卿的《多宝塔》，而我使用的纸，大多是旧报纸和废试卷。这些纸都是父亲从学校里搜腾来的。那时候，遇见但凡能写字的纸片，父亲都往家里带。我把这些纸片整理好码放在墙角，一有闲暇的时间，都拿过来练字。这样时间长了，毛笔抓得稳了，我可以写出脸盆大的字了，并赖此可以给人写春联、梁记、告牌、铭旌、软匾、祭文等等，从而成了村子里比较实用的一个小孩了。 在这段时间里，给予我鼓励的有这么几个人，一个是父亲。他并不直接说“宝贝你真棒”之类现在流行的那些话，而是有时候在旁边写几个字，总说没有写好，有时候来客人了就张挂起我的字来讨论，客人也不好意思说不好。另一个是父亲在教师进修学校的同学，好像姓焦，能拉板胡，能写毛笔字。记得父亲有一次揭下了他们用宣纸办的旧墙报，说让我看上面的字。我这是第一次看到宣纸，看到这么漂亮的毛笔字。后来他托父亲给我带来一本字帖，是赵孟頫的《妙严寺》，并带来几句话说，颜体入门不错，但写缘时间长了，掌握不好就会滑入到疆硬死板一路，建议我写赵孟頫，这字活泛一些，并很容易向行书过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