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摘：《关系的评估与修复——培养家庭治疗师必备的核心能力》
摘自：《关系的评估与修复》 — 赵文滔 许皓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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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系统观点”，就是深深相信，无论是行为、感受，还是想法、信念，一个人和其他人总是密切相关的。接受这样的视框后，当一个案主来到面前，治疗师就会细细探究与他求助问题相关的脉络，包含过去曾发生的重要事件、系统里的每个人如何涉入其中，以及其人际互动与关系的习惯模式。如此，治疗师关注的焦点就从一个人的内心世界，扩展到两人互动，甚至多人关系，并且注意到当地文化、当代社会风气对个体的影响，也就是所谓的大系统。
“系统”这个词容易令人联想到机械的运作，从“系统”隐喻衍生出来的概念也容易偏向抽象、疏离、理性化，和人际运作有距离。人际运作往往充满情感的张力，不满、嫉妒、受伤、原谅，是人与人之间关系运作与修补的重要元素。经过半个世纪，家庭治疗师逐渐领悟，我们主要处理的范畴其实是人的“关系”（relationship）。“系统”思维主要是处理“关系”的思维。
儿童依附（attachment）的相关研究已提供大量证据说明，看似细微的人际情感联结对儿童有深远的影响。针对特定对象（通常是主要照顾者）的依附质量（安全感）会影响一个人的主动探索意愿、创意、问题解决能力、社交能力与友谊，甚至会影响其成年后的伴侣关系（参考Shaffer & Kipp的整理，2010）。
关系取向的自我观在本质上是贴近东方人的心灵运作方式的，那么以系统思维协助个体，应会贴近东方人的习惯。
鲍温从两个面向检视一个人的自我分化（differentiation of self）程度：（1）面对令人焦虑的压力情境时，是否能冷静理智、根据思考做出反应，而不是被焦虑驱动而反射性地响应（reflex）；（2）在人际关系中，与对方情绪融合成一体（fusion）的程度，也就是在面对焦虑情境时，是否仍能就事论事，在情绪上是否能维持适当的人我区分，不会被对方的情绪轻易淹没。鲍温发现，当一个人面对分离或失去自我的威胁而产生焦虑时，特别容易出现反射性响应，而两人情绪融合程度愈高，彼此的焦虑愈会互相传染，使得双方都无法发挥原有的能力。
米纽秦的界限观念让我们看见人与人之间的亲疏远近距离，而鲍温自我分化的概念则将人际距离和内在自我运作的机制（焦虑、防卫等自体心理学理论）联结起来，让我们看见一个人的内心运作和他的人际关系如何彼此影响。两人谈的是同一个现象，但是采取了不同的视框，处理的手法也不尽相同。米纽秦鼓励家人拉开距离，允许彼此拥有成长的空间；鲍温则从处理焦虑感出发，增进一个人内外的分化程度。在进行家庭治疗时，这两种做法可以相辅相成，并无冲突。
自我分化程度决定了人们在关系中维持自我感的能力。分化程度高的人，与他人互动时不会担心在关系中失去自主性，也不易与他人的情绪混淆，陷入融合的纠结状态。自我分化程度较低的人，因为无法清楚区分情绪和理智，时常受情感左右而失去理智判断的标准，思绪、行动容易受到外界（特别是关系）压力的影响，也特别容易在关系中产生焦虑（Bowen，1978/1993）。
将分化的概念延伸应用到伴侣之间，托马斯·福格蒂（Thomas Fogarty）提出“追逐者─逃避者”的夫妻互动模式，成为后来伴侣研究的经典理论（Fogarty，1976）。福格蒂认为，伴侣追逃模式背后的动力正是上述的分化程度，离与合的驱力。
在心理发展阶段上，发展出独立自主性是青少年最重要的任务之一，所以我们在与青少年家庭工作时，最容易看到分化与界限的议题。
在心理发展阶段上，发展出独立自主性是青少年最重要的任务之一，所以我们在与青少年家庭工作时，最容易看到分化与界限的议题。
在心理发展阶段上，发展出独立自主性是青少年最重要的任务之一，所以我们在与青少年家庭工作时，最容易看到分化与界限的议题。
华人文化一向鼓励家人之间和谐紧密，对于亲子间的情感联结更是高度赞扬。
无论是亲子还是夫妻之间的冲突，基本上都包含某种程度的分化议题，需要拉开一些距离，尊重彼此独立自主的空间。自我分化愈良好，在人际关系中愈不会害怕失去自我，反而愈能发展深入的亲密感。他会愿意接受对方的要求，调整自己，让彼此更靠近，比较不容易陷入竞争性的对立，要求对方先配合自己。
“情绪配偶”、“小妈妈”、“小恶魔”、“小病人”等角色，也可能出现在同一个孩子身上，使他以不同方式涉入父母的冲突。黄宗坚、周玉慧（2009）发现，大学生如果出现与父母跨代联盟的现象，在亲职化、代罪羔羊及支持型迂回上的得分也会很高。也就是说，在情感上涉入父母冲突较深、形成情感联盟的初成年孩子，也会想要替父母分担责任，却也会被视为能力不足、需要照顾。这听起来的确像是典型的华人亲子关系。
不只鲍温，许多研究者都注意到家人之间情绪纠缠不清对成员身心健康的重大影响。英国的乔治·布朗、朱利安·列夫、克里斯汀·沃恩（George Brown，Julian Leff，Christine Vaughn）和同事进行了一系列研究（参考Leff & Vaughn，1985，对其来龙去脉有详细说明），测量精神分裂症及重度抑郁症患者家属的情绪表达（expressed emotion，EE）对病人出院后病情复发的影响，发现如果家属经常出现批评（抱怨其症状行为、人身攻击）和情绪过度涉入（情绪反应激烈、牺牲自己照顾病人、过度保护），也就是属于Leff所称的高情绪表达家属，病人出院后两年内复发的比率是与低情绪表达家属一起生活的病人的三到四倍。沃恩和列夫（Vaughn & Leff，1976）发现，家属对病人的情绪表达，比病人出院后是否规律服药，更能预测病人是否会再度发病。这些实证研究再度支持分化的重要性，提醒家庭治疗师谨慎协助案家处理亲子间的三角问题。
依附理论告诉我们，通过温柔的拥抱、抚慰和互动，婴儿和妈妈之间形成一种强烈的情感联结，这种联结提供给婴儿安全感，让他愿意去探索世界。一旦失去这种安全感，婴儿就不再对世界产生好奇，仿佛失去了成长的动力。若妈妈能及时响应婴儿的一举一动，婴儿会通过妈妈的反应，逐渐形塑出对自己的自信和对他人反应的善意期待，而这个内化的自我意象和人际预期会不自觉地深深影响他接下来与他人相处的模式。
依附关系值得我们重视的原因之一是，它是一个非常稳定的特质。这些在一岁婴儿身上观察到的不同依附形态，有八成以上将维持到学龄期，到成年后仍有七成以上维持不变（Crowell & Walters，2005）。
它值得重视的另一个原因是，依附关系对儿童发展的影响非常广，安全依附型儿童在好奇心、创意、学习意愿、问题解决、人际能力与敏感度、领导能力、同侪关系上，都表现得比较优异，而不安全依附型儿童在社交上容易退缩，缺乏学习动机，缺乏目标，容易出现敌意和攻击行为。
成年后，一个人的依附形态会影响伴侣关系。
孩子和父母的依附关系，随着长期的相处，会逐渐内化至孩子的内在世界，形成他对这个世界的一套固定的看法与惯性的反应模式。他会认定同学都是喜欢/不喜欢他的，大人都是关心/不关心他的，师长都是公平/不公平的，他人是可以/不可以信任的，父母/老师是愿意照顾他的需要的，或是只有当他采取激烈的表达方式才会有反应……其中负面的内心定见（internal working model）一旦成形，会使得其他人与他的互动变得很困难，衍生出各种问题与冲突。这些惯性反应也会让他在调节自己的情绪上特别困难，容易呈现情绪激烈与冲动控制的问题
研究发现，母亲和婴儿的依附风格有六到七成是一致的（参考Shaffer & Kipp的整理，2010），而且依据主要照顾者的依附风格可以预测幼儿的依附风格（Simpson & Rholes，1998）、
人际关系模式也会在家族里代代相传吗？
鲍温发现会。他认为自我分化就是一个会代间传递的特质。若父母亲自己未发展出良好的自我分化，他们会视子女的自主性为威胁而加以压抑、惩罚，让子女很难发展出高自我分化的反应。也就是说，父母亲在原生家庭中与其父母互动的习惯，会影响他们与子女互动的方式，于是这种家庭互动模式便一代代复制下去。
建构主义，社会建构。
我们能拿得到的真理，终究是一群人的意见产物，是一种“社会建构”。不同人群，不同时空背景，不同文化脉络，不同描述方式，都会影响建构的结果。
如果您已经欣然接受社会建构论，那么“理论”从此就是一种看待事情的有用角度，不多也不少，而“真理”就是一群人的共识。为了让社会能顺利运作，“真理”的存在有其必要，不然我们很快就会因为缺乏任何共识而寸步难行了，社会建构论并不打算挑战我们文化中的所有真理。选择了社会建构的立场，您会发现一种新的自由度和创造力，从原本被我们视为理所当然的“真实”缝隙间，穿透出可能性的光芒。
这种社会建构的意义世界挑战了我们对“客观”与“真实”（truth）的信仰，带来一种不确定，却也带来希望。它并不需要大家放弃过去相信的一切，只是建议我们不要轻易接受传统视为理所当然的事情，不要只是因为大家习惯事情“就是这么一回事”、“非如此不可”，而排斥其他的理解角度。社会建构论者并不打算和我们的任何文化传统决裂，只是希望协助我们把其中隐含的绝对权威放下，将传统视为众多建构中的一种选择。
从社会建构的角度，我们通过人与人之间的协调——对话、谈判、同意、争论等活动，来理解世界、产生知识、创造意义。也就是说，理解/知识/意义是在关系的脉络下建立起来的。这个主张，和家庭治疗师的核心信念不谋而合。
诠释学（hermeneutics）把寻找意义与理解视为一个诠释的过程，不同的诠释者无可避免地会为每次的诠释加入独特的新影响，包含诠释者自身的经验、信念、假设、意图及语法，并创造出意义，然后我们再对自己与他人的诠释做出诠释，并如此继续衍生下去。并不存在所谓“最终的诠释”或“真正的理解”，每一次诠释都是试图理解与创造意义的努力，并且可以像涟漪般继续发展下去。诠释学认为，我们对自己或他人的生活经验、自我认同或遭遇的问题/挑战的理解，乃是通过我们与自己或他人的交谈创造的。在对话过程中，新的意义于是诞生。
哈琳追求的对话并不是争执、辩论、谈判或其他任何对话，而是治疗师与受访者平等、开放，彼此试图通过倾听而理解、进入对方的意义世界，共同合作创造出新意义与启发新行动的一种交谈。要创造这种质量的对话，治疗师无法仅靠理论或技巧，必须从思考到响应方式全面实践前述精神，让这种精神成为治疗师专业上与个人的“存在之道”和生活哲学。这些存在之道包括（Anderson & Gehart，2010）：
家庭治疗的理论视框，从经典系统理论的生物、机械控制的隐喻（殊途同归性、恒定），到空间距离的隐喻（分化、界限），到动物学的隐喻（依附），到数据处理的隐喻（沟通层次），到语言与文学的隐喻（意义、叙事），持续地移转与演化。当我们采取不同的视框时，就会在家人呈现的数据中注意到不同的重点，询问家人不同的问题，并采取截然不同的介入处理手法。如果我们知道在何时、如何运用，每一种视框都可能对我们的治疗工作有帮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