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福柯《什么是“作者”》回顾和思考

今天如果谈一本书的作者，谈作家，说出“荷马”“司汤达”“尼采”的时候，注意，以福柯洞见，我们已经掉入了“作者”这一个似真非真，似假非假的功能话语中去了。既然说到了“功能”这个词，是的，我是暗示“作者”这个名词背后绝非简单的所指关系。

“作者”是一种权力关系，是一种无意为之的遮蔽。“作者”的存在是我们对文本意义的规训，再往上就是我们对存在意义规训，而它遮蔽的，就是意义的反面：不确定（uncertainity）。

伟大作家们和我们普通人是不一样的，读书如果读出点意思来，那是如浴春风的感觉，好像自己也变得戏剧化了，灵感在嘈乱的声音碰撞中突然直击心灵，一个大大的“是”崛立眼前，这是目击道存的时刻。意义确立了，我们与作者完成了对话，相视一笑，携手共进天宇星空。

现在谁信这一套呢，感动的时候可能会信。现代以后，作家会以人的面貌重新登场，在作家光环的加持下，我们又阅读到了新的小说：作家传记。

前不久被塞给一篇写曼斯菲尔德的论文，发过核心期刊。写得感人，曼斯菲尔德坐在行李马车上流动的形象，永远在路上漫游。她的原生家庭关系、爱情故事、童年经历如何影响到她的作品，她如何与自己的作品一并完成了一场漫长的奥德修斯记。我们再读到曼斯菲尔德的作品，再本能地想知道“这部小说到底是怎么产生”的时候，一个想象的曼斯菲尔德就将自己的人生娓娓道来，告之一切一切的原因。

但这不需要被质疑吗？曼斯菲尔德的形象和一切我们想要认识的对象一样，永远是不可企及的，任何一点新发现都可能导致一场颠覆和重估运动。这种易碎的作者形象导致了作者的死亡——作者一完成作品就死了，剩下的解释权留给所有人，留给所有的读者。

然而说一声作者已死，作者就真的死了吗？我们隔断了作品与作者的联系，不依赖作者种种个人事件，空出了那个本属于作者的位置，位置还在，我们就永远能想到作品背后的一个作者，一个主体，一个带着诡计得逞的笑脸的人。

福柯认为当我们意识到我们在读的是一部作品的时候，我们就无法不指向那个作者；当我们阅读的时候，想象到一个主体在“簌簌”书写的时候，我们也没法忽略那只写作的手而谈别的东西。我们在理性抉择之后放弃掉作者形象，但“作品”和“书写”仍然暗示作者的存在，暗示一个主体的存在。因为不相信作者的决定权，我们像革命者一样将其拉下宝座，但我们欢庆的时候又无时无刻不偷看几眼宝座上的空王冠。

作者无法被神化，就只能匿名或消失，作为一个象征性的主体出现，一个象征性的人，代表人类的集体无意识，带我们回到一个本源。这为现代批评大开方便之门：我们仍然可以抱着敬畏心去解释它，把它当作一种对真实（生存状态本质灵魂道德正确美……）的揭露，同样可以评论作品，用刚刚建立的”好“的标准去批评判断其他作品。

这时候我们比过去任何时候反而更加强烈地需要一个作者，一个负责的人。这个作者不是“圣人”，不是诗神，而只是一个与众不同的人（或者叫天才）。那个空王冠变得重要至此，以至于所有人都监督它，一分一秒都不能离开它。今天的书除了古代的流传，根本找不到不署名的书，有时候名字比标题更重要。福柯认为作者的名字绝不仅仅是一个专有名词，指向一个个体，一个活生生的人，它在“指代（designation）”和“描述（descriptive）”之间，它不是一个名字，它牵扯到了许许多多的话语，它之所以值得被阅读，首先我们得知道谁对这些话语负责。

既然作者其实没有消失，其实没有死（它假装死了，或者说在“垂帘听政”）。这样的作者有什么功能呢？

这就是福柯有名的“author-function”了，也是全文的中心。经过论述，福柯对自己发现的作者功能的四个特点做了小结：

毫无疑问，通过分析我们将能发现作者功能的更多特点。但我将仅限于讨论上面的四个特点，因为它们是最明显也是最重要的。它们可以总结如下：1、作者功能与裁决和立法体系相联系，它们覆盖、确定并明确表述了话语的疆域；2、它并不是在所有文明、所有时间中都以同样的方式影响着所有的话语；3、它并不是由将话语归于某个话语制造者名下的归属行为所界定的，相反，它是由一系列特殊而复杂的运作所界定；4、它并不单纯且简单地指向一个真实个体，因为它可以同时产生多个自我以及多个主体，这些主体位置将被来自不同阶层的个体所占据。

打出英文版：

No doubt analysis could discover still more characteristic traits of the author-function. I will limit myself to these four, however, because they seem both the most visible and the most important. They can be summarized as follows: (1) the author-function is linked to the juridical and institutional system that encompasses, determines, and articulates the universe of discourse; (2) it does not affect all discourses in the same way at all times and in all types of civilization; (3) it is not defined by the spontaneous attribution of a discourse to its producer, but rather by a series of specific and complex operations; (4) it does not refer purely and simply to a real individual, since it can give rise simultaneously to several selves, to several subjects-positions that can be occupied by different classes of individuals.

第一点是谈作者的所有权，作者成了文本的绝对拥有者，这里福柯提到话语成为一个“行为（act）”，在变成商品流通之前它受到惩罚和规训的威胁。你可以随便乱想和说话，但话语（文本）不是想怎样就怎么样的，它是一个风险行业。今天你如果为了躲避规训说自己的话不是自己的意思，而是“天意”“天命”“道”或者前人观点什么的，没有用，除非颠覆和否定它。

有意思的是第二点，福柯发现：

“另一方面，那些今天我们称之为“科学性”的那些在中世纪获得认可的文本（那些解决天文学问题和天堂、医学和疾病、自然科学和地理学问题的文本），它们只有在标注有作者的情况下才会被认可为是“真的”。

因为曾经“科学”的观念是一种大逆不道的颠覆性话语，是处在边缘位置的，几乎代表了叛逆，它需要借用明确作者的名字，而当现代以来科学成为了权威和主流后，科学家的名字就没那么重要了。

这里似乎有所疏漏，文论课上沛公点出所谓作者对作品的“所有权”自古就被绝对地重视，摩西、柏拉图、圣奥古斯丁的名字难道不重要吗？难道不是被反复强调的吗？确实如此，如果古人只是媒介，只是上帝或者道的代言人，那么为什么要强调这个代言人的名字呢？回答这个问题可以有好多种，暂时不谈。

第三点，“作者”是人为的建构，是一个持续不断地产物，并且始终在修补中被标签化，被“确定”，被统一和一致。这就回到了最初的例子，当我们需要作者的时候，必须有一种确定的对应关系才能说服自己。福柯认为这与基督教传统中的“鉴定”一个圣人言说真伪的方法是一样的。

那么几个话语如何才能被归于同一个作者名下呢？我们怎么用作者功能去确定我们究竟是在面对一个个体还是几个个体？圣•杰罗姆提出了四个标准：1、如果在几本归于同一个作者名下的书中，有一本劣于其他几本，那么这一本要从该作者的作品目录中剔除（作者因此被定义为一种稳定的价值水准）；2、当特定文本的观念与作者在其他著作中详述过的理念相矛盾时，重复第一条里的做法-----剔除（作者因此被定义为一种具备概念或理论连贯性的场域）；3、我们还必须排除那些用不同风格写作、包含作者其他作品中不常见的词语和表达的作品（作者在这里被设想为一种风格上的统一体）；4、最后，如果文章中引用或者提及作者死后才出现的说法和事件，该文本应该被认为是伪造文本（作者在这里被视为一个站在许多正在发生的历史事件的交叉点上的人物）。

还是回到最初的例子，如果曼斯菲尔德的某些历史与我们想象的形象不一致，甚至干扰到我们解读她的作品，或者她的某些作品无法和我们认知的曼斯菲尔德形象一致，我们该怎么办呢？只能是假装没有发生过，或者强行解释。要不作家传记就写不下去了。

第四点是“作者”主体的分裂，可以被理解为一种时间上的割裂造成的不同主体（昨日之我非今日之我），也可理解为从读者理性出发对多个主体的无意识区分。当然，从叙事学的角度我们可以直接将它当作必然的现象。这一功能是我们对作者与作品出现的不和谐关系的另一种妥协。

但这种话语功能仍然无法解释话语为何产生——福柯开始思考超话语（transdiscursive）的作者，那些经典大家和理论开创者，他们成为了话语的原型和原点，是话语展开和变化的可能的原点。但他在此把小说家抛出上述伟大阵营，他认为小说家“开创”的如作品风格这种话语，只能被后来者重复，比如所谓“哥特恐怖”这样小说的类型，后来者可能在塑造过程中略有改变，这不过是重复上的微微调整。而真正的话语开创者（注意是“the founders of discursivity”，不是discourse）引起后来者绝不仅仅是类比和跟随模仿，而更重要在与最初的差异上。当然这很难说服人，有能力的小说家同样可以通过反类型、反典型的方式塑造一个原初的类型或典型不同的差异话语。

福柯又去区分话语开创与科学开创的不同。任何一个科学的创立——其后来的演绎变化无论怎样，都必定有一个连续性，必定以承认科学开创者为前提。而一个话语的开创——却只是为后来者打开一种认识的多重可能性，它的子子孙孙由它产生，却与他不同。原初开创者无所谓对错，而只需为后来者所用，原初本意也就是那么重要了。

因此尽管话语与科学都会“回到原点”，重新审视开创者。科学无法颠覆其自身，但话语总是有颠覆性的，当我们用弗洛伊德的话语去重估其他话语的时候，一切都完全改变了。

话虽深刻有理，但困惑仍然明显：话语和科学怎么区分？话语与科学是一个层面上的对比吗？

福柯自己也知道两者本身的模糊性，所以赶忙说两者不是排斥的关系，是很难做区分的。弗洛伊德不是科学吗？马克思不是科学吗？但他们又是话语。那哥白尼呢？

这里值得出位思考的倒是人文学科和科学的不同了。过去和冯师交流时，他提到今人在文学上能有所建树的无非是在前人的研究上更进一步，可能仅仅是一小步，但也足够了。似乎这里是将话语又等同于科学？在福柯看来，话语的成立恰恰更在于“异质”。虽然这种异质在福柯看来无非是无数多的可能性中的一小部分，就像是新柏拉图主义所说的，世界万物从太一中流溢出来，人抓住了万中之一，这“一”生于太一，却不是太一，也无法承认太一。

但人文学科作为话语又与科学难以区分，福柯在这里对自己的话语直接进行了颠覆和解构。人文学科有没有一种连续的推进性？如果我们完全不认可形而上的推进，不想靠近和接受话语的规训。沛公举了一个例子：禅宗求禅（zen）就是因为对话语的不信任，相信另一种直击本源的生命体悟，最后“立地成佛”，但今天来看，禅宗却留下了大量的高僧语录，句句案案有理，有智。却成了一种信息垃圾，成了一种简单的麻醉剂，禅宗本意被遮掩了。

福柯自己发现了作者功能的话语，他自己也成为了一个超话语的话语开创者，他在文章最后部分对自己的话语做了展望，甚至预言了结局。

作者功能的存在，让我们可以对话语作历史分析，“现在该研究的不仅是话语的表达价值和形式转型，而且还包括话语的存在方式，即在某一文化中，话语的流通、评价、归属和占用的方式所发生的种种转化与变异。”我们尤其将要关注的，就是话语的存在方式。话语存在、运行于作者功能的活动和变化中，而不是我们之前所以为的主题、概念。我们看待作品（此时我们已经把它理解为话语）的时候，必定将它带入历史的维度中去。“简而言之，这是要剥夺主体作为一个原初者角色的主体性（或者它的属性），将主体作为话语中的一个变量和复杂功能进行分析。”此时“作者”存在于话语中，可能不现形，但它却是话语最重要的功能。

但我们同时发现，作者功能一定会存在，作者是意义管控的中心，意义无限繁殖是最可怕的事。如果所有的浪漫主义话语都可以被解读为反讽，但我们还能相信什么呢？意义必须被节制。很有可能很久以后作者真的不重要，真的消失了，它不再承担功能，没人在乎作者是谁，但作者的功能，尤其是它划定范围，规定意义的功能，仍然永远被读者依赖，本能地依赖。

那为什么今天我们还是不自觉地在作者功能的陷阱里，为什么作家传记还在出版、再版和被书写？我们还是孜孜不倦地谈作者八卦。我们仍然在想象“作者”，作者们也乐于被想象，乐于划个圈，并且，作者和批评家乐于一遍又一遍地订正、修改，塑造那个接近“最有意义”的话语？

“谁在说话有什么关系呢？”福柯最后想象到了听众听完他的这番演讲后，抱着埋怨的表情小声嘀咕。我们何必那么在意谁在讲话呢？

福柯又自我解构了。但借助福柯，许许多多历史的假象都可以被击碎，对读者来讲，这是一种突然的清醒。

（这是一篇细读英文版福柯《What is an author》的回顾和思考，福柯思想庞杂，笔者也只是起步阶段，欢迎探讨）

（中文版是在豆瓣搜到的，比照阅读尚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