啊，福尔摩沙！

没想到第一次去台湾已是六七年前的事儿了，与人聊起时，大概多蒙了一层时光的滤镜，说听双方都觉得真是美好的回忆呀。在不翻看以前日志的情况下，写点现在仍然记忆犹新的碎片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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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去台湾是2012年9月至次年元月，以交换生的身份在中国文化大学待了一个学期。在学业层面，这是一个蛮普通的私立大学，大力招收陆籍交换生难免有着创收这样的小小心机。但是对于心怀拥抱民G文化的心情前往的我们而言，那个从来不要紧啊。要紧的是，它在台湾，它在台北，它在阳明山半山腰上，而我们，要在那里待上四个月！

阳明山的风好大啊，特别是从大雅馆到教学区必经的一个风口，那可是吹倒一片的阵势，每个人都是猫着腰，弓着身，颈缩缩经过的。说起来整个台北，整个宝岛，都属于季风气候范围，台北的整个冬季，都有可劲的风儿吹着，如果出行不戴帽子，很容易头疼。这似乎是我第一次注意到帽子的实用性功能。

有时早上第一二节有课的话，就会买上早餐，必须要有一杯奶茶或咖啡，带到可以俯瞰山下的观景区域，边吃边瞅。又或者下课以后跑到这边看夕阳，晚上则有夜景看。对于无尽的风光，吹点风算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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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奶茶或咖啡，台湾物价更低，这些遍地都是的饮料真是好喝又便宜，一杯珍珠奶茶30台币起步，咖啡则40台币，折合起来5、6块。虽然来了还是要修点学分，却总有漫长旅行的错觉，而旅程中呢，花钱总是更大手大脚的，反正大概每天都要喝。

有一次旁听本科部的历史学课，一个白发苍苍又高挑优雅的老师，愤愤不平地说，台湾的学生都是被珍珠奶茶给祸害了，瞧瞧人家西方人，牛高马大，喝的什么？牛奶！你们呢？看看桌上一杯杯的什么？珍珠奶茶！

一边心疼老师，一边愉快地嘬了一口奶茶。

比起一起过去的其他姑娘，我算不上多么靠谱的吃货，但我们都很爱珍珠奶茶。每次出去玩，下得山来，必须先到士林的50岚，人手一杯奶茶捧着，才算是开启一趟行程。

每次必须点全糖，几个月下来也没见谁发了胖。年轻真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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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觉得那边跟历史、语言相关的课会更好，这种心理大概晓得为什么，尽管不一定是事实。

研究生部的课程并没有多少意思，反正该修的分修够了，便老往本科部的课程跑，应该差不多完整地旁听了一学期的甲骨文、台湾文学、一门跟古埃及古亚述有关的不知名历史学课、一门讲了很多国画的不知名美学课，然后七七八八未完整旁听了一些别的。

在我听的多数课中，老师都会有自己编的讲义，打印出来，你可以买，也可以不买。第一次去要讲义的时候有点心虚，结果只要给交钱，轻轻松松就把我的名字给记上去了。当时兴奋地买了好些课程的讲义，学期结束又花大钱由那边邮寄到这边，回来后不得不拜托室友和我一起去邮局搬，费钱费力，结果有的讲义到现在我都没有看完TAT，却又舍不得丢，每次搬家都留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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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甲骨文的老师台风并不算太有趣，但是实在内容本身有意思。一学期下来，合上讲义的话，其实也记不住几个甲骨文，不会忘记的是，汉字本形本意的漫长演变过程，作为一种文明进程的载体，本身有很丰富的可研究的东西。

当时故宫博物院有汉字的演变动图展，盯着它们，想到历史曾有过另一种可能，比简体字更全盘推倒的可能，拼音化，想到我们曾有可能此时面对各个时期的繁体字而像外国人一样茫然不知其一点意，就不由得惊惧起来，就不由得哪怕面对着简体字，也有着一种可称之为温情的感情。

也是在这门课上，知道台湾有一种叫作敬字亭的地方，人们会把写有字的纸焚毁在里边，而不是随意丢弃，以示对字的尊重。但是在湾期间，我并没有亲眼见过一个敬字亭。想到平常总是随手扔掉练字的纸页——毕竟一直没什么长进，留着也碍眼——还真是有点心虚。

这个老师虽然温和，却会严厉批评简体字，又粗糙又丑陋的，但是偶然地，却在板书中分分明明也用了一些简体字。也曾听他大力赞美中国知网数据库的强大。说到底，在大陆研究甲骨文及其它学科的基础未必比台湾弱——如果不是更强的话。回想起来，这个老师的态度本身是台湾对另一边态度的一个缩影吧。全身心的拥抱难免是对自身的一种背叛，断然的拒绝或蔑视却也是一种盲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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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甲骨文老师的批判是一种文化层面的，那么，学校里的师生对我们这群打另一边过来的、客观具体存在的学生，态度差别还是挺大的。概括言之，就是感觉有没有亲自到过另一边，与他们的态度有着直接的关系。由此，也可以理解为什么年轻人对另一边的认同感会更低，因为更少接触而更不认同，又因为更不认同而更无意接触。从这个角度看，时间越长，一代又一代，疏离感怕只会往越强的方向走。

记得一个漂亮又温柔的老师，大概是对另一边好感度最多的，讲起另一边的城市来还有点如数家珍，没啥，她因学术的关系到过很多次这边而已。没有接触就不会产生联结感，没有联结感便不会有认同，没有这个方向的认同，自然就会往另一方向的认同走得更远。

还记得有一个偏绿的老师，讲话喜欢带刺儿，能明显感觉到他对另一边文化的排斥感，大概基于某种戏谑，对另一边充满隐喻的网络用语非常感兴趣。却又是他，听说我是另一边的客家人，送了我一本印有客家诗歌的笔记本。还有两门课，大概学生人数少旁听生较易分辨，我又去得勤快，两个老师都给我赠送了他们撰写的专著，其中一个是教戏曲的老师。

那门课，围坐一桌加起我来不过六七个学生，所以，每个学生都有发言的机会。轮到我时，我懂什么戏曲呀？不过是想在宝岛多看几个戏曲演出，想着听一两堂专业课会有点帮助，谁能想到，我还需要发言？结果老师非常温和地引导我发言，要我抛开在原本课堂上所感受到的束手束脚，嗯，这里的课堂，是可以畅所欲言的。我的不善临场言辞，倒是在彼时刻彼场合，成了一种禁忌的象征。

心里长叹一声后，也讲了一堆现在不太记得内容的话，既然那个时刻我个人的表现如此重要，气势上不能输太多吧？虽然效果不佳，我尽力了。

在这么短的时间，便感受到这种清晰的，两边都不靠的疏离感，大概帮助我理解了一些台湾文学的作品和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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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小颖亲的推荐旁听了一节聊斋选读课。那个患有身疾的老师，却是我在台湾见过的最风趣幽默、开朗大方的老师。她那节课讲的一个故事，留予我很深的印象。如果我们有选择的机会，有辩明曲直的能力，要好好珍惜它们，使用它们守护自己内心的良知和维持内心的平衡，有时候这二者不可兼而得之，反会受苦。

蒲松龄本人便是因繁冗外界总是充满不公之事、不公之人而活得不大畅快的。用现在的土话讲，大概就是因别人的错误惩罚自己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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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在阳明山山腰上，往更山上有蒋公别苑，往更山下则有林语堂故居，下得山来，就是士林了。台北之大，始在脚下。

上下山有一条公交路线，定时定点，这意味着太早或太晚就坐不上车，必须步行上山或下山。

因为很难想象以后还会有这样的机会，在台北这样一个城市待上四个月，差不多周末逮着时间就下山。

下山去得最多的，是故宫博物院，总是一待就一天。天哪离国宝们这么近，可以这么频繁接触，这样的盛况怕是不可能再有了，这辈子都不可能了。逢着一些活动免费进去过几次，也付费进去过几次。反正租一个耳机，耳朵听着解说，眼睛透过玻璃，在人群的缝隙中一步步往前挪。很难碰到人少的时候，不过也没关系，人群好似并不存在一样的。

常规展里的瓷器，大概每次去都要看一圈，哪怕只是留到最后速速度度再过一遍也行。印象最深的是汝瓷，好像整颗心都会一并被融进它们的宁静神秘里去。

想象着这群宝贝，当初如何被一层层打包，一件件装箱，身披战火，经过陆路，也经过水路，一路曲折而来，完好如初。不管人类社会自身是多么荒诞，这些结合人类集体智慧的物体本身，却超越了所有层面，成为美的本身，穿越时空，别样的动人。

对了，故宫的三明治特别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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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山下看演出则是又高兴又紧张的事情。演出总是在晚上，地点不是在市区，就是在离士林更远的区，这意味着回到山脚下的士林总是很缺时间。于是，每次演出一结束，刚开心地鼓完掌，就必须提上一口气，出来剧院后一路狂奔到捷运站。

多数时候，凭着我坚忍的意志，都能将将赶上上山的最后一班公交。有那么一次，没赶上，不得不打车。多疑如我，在熟悉的城市晚上一个人打车都是全程神经紧绷，何况是在一个远非熟悉的城市呢？很快发现了这一点的司机，居然还想活跃活跃气氛，结果还真有有趣的发现，哦，原来我和他大嫂一样都是客家人。当提到家乡这个平常被我称为十八线的小地方时，被司机一句“比台湾还要大吧？”给逗乐了。如果不去看具体的数据，单是大小本身，是很容易产生反差的抽象词语。

还有一次，大概是公交下错站，不得不步行一段路回到学校。想少走点路，于是选择走一条近道，没成想走到半路，那漫天的雾气啊，糊得前方黑洞洞的，能见度极低。最后一班车过去了，往回走不会再有公交来，此时此地不可能再碰到小黄（出租车），只能吊着一颗心，一步一步往前走。

有时颇是怨念自己，多开一个口，多乐意分享一点，并不见得就找不到人和我一起去这些活动，为什么，总是没有开口，总是一个人就出门去了呢？直到现在，我仍然没有在这方面进步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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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台北生活的那几个月，有碰到过数次残疾人士。这让我认识到，另一边在这方面做得有多差，在我生活过许多年的城市，很少很少看见残疾人士出行，更别说独自出行。而另一边的残疾比例，当然不见得更低。

一个是学校的学生，偶尔去旁听汉代画像砖的课时会遇到她。我没有每节必到，但几乎每次到，都能看到那个学生半躺在一架挺大的自动化机器上，操控着它来到课室，在课堂一个角落听课、做笔记。有一次没遇见还奇怪了一下，待下一次又见到，才松了口气。这门课的课室在一楼，空间大，旁边是舞蹈室，是不是为了她才特地把课室设置到这里的呢？倒是不得而知。

还有一个是坐完校车到山脚下转公交时碰到过几次，那人使用的是普通的轮椅，不普通的是公交。台北有一类公交比较特别，车厢中央少了几排座位，多了一块空地。每当那类公交的司机看到他在，都会按下一个机关，公交后门的台阶会伸缩成一个缓坡，然后司机下车帮忙，让他得以将轮椅轮上公交。

真正的友好，是给残疾人士提供便利，让他们能依赖自己和工具尽可能正常地出行和生活。

后来看了电影《Jose与虎与鱼们》，很受触动的一点是，原来不管身体有没有残疾，我们都有正常去生活、去爱的可能，但是若非是在日本、台湾这些基础设施跟上了的地方，又何尝有这样的机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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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换期间和几个姑娘请了两周假，环了东部半个岛，2015年国庆又去了一次。台湾的的确确是一个旅游胜地，风景美，沿着美丽的海岸线，特别适合包车或自驾环岛。

有花莲的绝美海滩，在垦丁可以感受大鲨鱼在你天花板上游来游去的海洋馆夜宿，被冷雨袭得发抖的阿里山脚那好喝的热咖啡，热得要命的台南遍地是冷饮店和老年就业者，高雄的晚风轻抚过来很难不想到邓丽君，背负沉重历史的小小绿岛那碑上每一个名字，都曾面对着像小小狮子向人类之母垂怜的那两块岩石并因此得到过些许抚慰吗？

哦更别说台北了，竟然会有这么一天提到台北，涌起一股乡愁。去故宫看宝贝，去士林官邸看玫瑰和梅花，去士林夜市吃豪大大鸡排和50岚奶茶，去走九遍文化大学那条遍布美军遗弃居地的下山路，去大稻埕数西式的各种柱式、看歌仔戏，去探访林语堂、钱穆、胡适的故居，去九份走曲折的山路，去野柳观摩海边奇形怪石，去淡水一家家尝凤梨酥……这是我用脚步丈量过的城市啊。

当然台湾更重要的，是人美。价值层面的认同与否，跟基本的与人为善是两回事。事实上，被台胞的温柔裹得如沐春风的我啊，刚回来后超级不适应的，买个东西、坐个车，都跟我那么凶干嘛？

问个路那么仔细讲述的市民们，甚至有个小哥哥给画了张小图，说我已买过单便无需出示任何证据的店员们，耐心帮助残疾人士上车的司机们，是一个个你们，构筑了我心目中的台湾。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