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中国》读书札记之三——谁主沉浮
《我们的中国》第二本是《周行天下——从孔子到秦皇汉武》，笔墨着重于三个部分，一是沿着孔子周游列国的足迹重走了一遍，并介绍相关地点的现状，也做一下古今对比。二是考证鲁国故城的布局。三是介绍山西万荣县汾阴的后土祠。这三个部分都写得不错，有深度，也有新意。
我去过曲阜多次，宋代《鲁国之图》上所画城墙今已不存，但很多地名现在仍在使用。明曲阜城的城墙拆于1978年，城墙虽有幸躲过了文革，但不幸未躲过主政者短视的目光。假如曲阜古城的城墙依然保存，再加上几处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比如孔府、孔庙、孔林以及颜庙、周公庙等建筑群，其文物和旅游价值当远超以古城墙为最大卖点的山西平遥，综合影响甚至可以和西安古城相媲美。
本来，随着社会不断向前发展，生产力水平不断提高，经济更加繁荣，城市规模也应当随之不断扩大。然而纵观三千年的历史，可以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那就是随着在中国政治体系内行政地位的逐渐降低，曲阜城的面积却在不断缩小。历史无声，不但记录下城市的悲欢离合和荣辱兴衰，也验证了“眼见他起高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的苍凉谶语。下面仅以西周、西汉和明三个年代的曲阜城为例加以说明。
一、曲阜城规模演变的三个典型时期
国都时期：西周时，鲁国是建国兼治国功臣周公的封地，鲁国所辖地区包括今天的地级市山东济宁、泰安、莱芜、临沂、枣庄、菏泽的全部或部分，据我推测，大约囊括现在的34个县。曲阜作为鲁国的国都，城市规模达到其历史巅峰。《考工记》中的《匠人·营国》篇记述：“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市朝一夫”。考古发掘表明，周朝时期的曲阜城东墙长2531米，南墙长3250米，西墙长2430米，北墙长3560米，城墙全长11771米，城市面积约为10平方公里。没有比较就没有伤害。对比一下现在西安的城墙吧，东墙2590米，南墙3441.6米，西墙2631.2米，北墙3241米，城墙全长11903米。二者大体相当。但你要知道曲阜城墙是在距今约3000年前那个生产力极端落后、人口极其稀少的情况下建造的，而现在的西安古城是迟至2400年后作为陕甘首府的明代所建的话，也许就不能不对曲阜辉煌的过去击节惊叹了。西周的曲阜城有九座城门，四墙各开三座，北墙自东向西为莱门、北门、争门；西垣自北向南为子驹之门、西门、吏门；南墙自西向东依次为稷门（又称高门）、南门（雩门）和鹿门；东墙自南向北为石门、东门、上东门。中国古代的都城，按说都应该按照《考工记》的营造式样建造，但实际上严格按照这个规范建造的大概只有曲阜城，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鲁国较好地遵循了周朝的礼法传统。
郡国时期：西汉时期，鲁国由诸侯国降为郡，管辖范围为19个县，曲阜成为宗室鲁王的治所，汉景帝之子鲁恭王刘余修筑新城垣，南城墙仍旧使用旧城西半段，北城墙和东城墙则收缩到到旧城内原西周鲁国宫殿的北墙和东墙，西墙则使用旧城墙的南半段，调整后，北墙约2560米，东城墙约1880米，周长约8410米，城市面积约为4.8平方公里，不到西周曲阜城的二分之一。城门由九个减少为八个，四面各有两门：南面保留周朝的稷门和雩门；西边保留吏门，在其南新开麦门；北垣为龙门和闺门；东垣为齐门和章门。
县城时期：到了明代，曲阜降格为县，辖区仅为一县之面积。正德年间，农民起义爆发，朝廷下令重建曲阜城，这基本上就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之前的曲阜城规模。明曲阜城墙周长八里三十六丈（约为4636米），面积约为1.3平方公里，大体相当于汉代曲阜城的四分之一。这时的曲阜城偏于西周鲁国故城西南角的一隅，面积仅为西周鲁国故城面积的七分之一。城门也由八个减少为五个，其中孔庙前的正南门为仰圣门，其东为崇信门。东门为秉礼门，北门为延恩门，西门为宗鲁门。现在的曲阜为山东省济宁市代管的县级市，人口64万，面积896平方公里，2016年GDP为414亿元，在山东137个县（市、区）中排名第五十二位。
最外层为西周曲阜城，中间为汉曲阜城，最里层为明曲阜城
如果仅从曲阜的城市变迁难以得出有关结论的话，下面从战国七雄的都城及古九州的演变，来做进一步的对比。由于现在绝大多数城市已无城墙，城市建成区面积数据又难以从网上获得，只能用人口、辖区面积、GDP以及在某一范围内的排名这四个指标来大体衡量。由于各地上报的城市化率非常接近，这四个指标也确实能从一个侧面反映目前城市建成区的大小及总体繁荣程度。
二、战国七雄都城的演变
齐国是战国时期的超级大国，如果要从春秋战国时期找一个天下最繁华的都市，大概没有人会错过临淄。《晏子春秋·内篇杂下》记载：“齐之临淄三百闾，张袂成阴，挥汗如雨，比肩继踵而在”。到了西汉，主父偃说：“齐临淄十万户，市租千金，人众殷富，巨于长安，此非天子亲弟爱子不得王此”。而现在呢，临淄已沦为地级市淄博的市辖区，地位和曲阜相似，人口61万，面积663平方公里，2016年GDP为867亿，在山东137个县（市、区）中排名第十五位。
楚国是另一个超级大国，楚的都城鄢（今湖北宜城东南）、郢（今湖北江陵西北）今均已不存，宜城和江陵目前都是县级行政区。拿武汉来说事吧，由于是省会城市，而且是位列副省级，可以集中一省80余县的资源，总面积8494平方公里，人口1060万，2016年GDP为1.19万亿，在全国城市中排名第九，属于国内二线较强城市。据说城市建成区面积1171平方公里，在国内仅次于上海（1237平方公里）。
燕国的都城（位于房山区琉璃河镇董家林村）今已不存。据考证，西周燕都遗址面积5.25平方公里，约为当时曲阜城的二分之一。就拿北京替代吧，人口2173万，面积1.6万平方公里，2016年GDP为2.49万亿，在全国城市中排名第二，处于国内一线领头城市地位。由于是当今首都，自然混得顺风顺水，在国内城市的排名中，很多方面都是当仁不让的第一名，风头无城可及。也就是说，西周当年的三流诸侯国都，由于政治地位的上升，竟然摇身一变，丑小鸭变成了白天鹅。用网络语言讲，这类似于屌丝逆袭。
韩国的都城是新郑，郑韩故城城垣周长20公里，城内面积16平方公里，有学者认为它是世界上同一时期保存最完整、城墙最高、面积最大的古城。而如今的新郑只是郑州市的一个市辖区，人口约80万，面积873平方公里，2016年GDP为651.13亿元，大概排河南县域第一名。虽然攀上了副省级省会城市这颗大树，但由于不是中心城区，且行政级别较低，新郑的经济实力甚至不及东部地区的许多县。
赵国的都城是邯郸，两千年多来从未改过名字，也未迁移过城址。赵城由位于西南的宫城（称赵王城）及东北的郭城组成，两城并不相连。宫城包括东、西、北3座小城，平面呈品字形，总面积达5平方公里。郭城为居民区，平面略呈长方形，南北长约4800米，东西宽约3200米，面积约15.4平方公里。现在的邯郸为地级市，是国务院批准具有地方立法权的18个较大的市之一，下辖6区、11县、1县级市，人口943万，面积1.2万平方公里，2016年GDP为3337.1亿元，在全国城市中排名第六十，大致处于国内三线城市地位。
魏国后期的都城是今开封。由于黄河泛滥，魏大梁城现已湮没在黄沙之下。现在的开封为地级市，下辖5个市辖区、4县，人口约550万，面积6266平方公里，2016年GDP为1748亿元，在全国城市排名中列百名之后，已沦为国内四线城市。
咸阳是秦国的都城，也许是由于项羽屠城纵火的原因，城市被夷为废墟，咸阳的郭城遗址至今尚未发现。据初步探测，秦咸阳城以咸阳为中心，东至黄河，西达千河、渭河；北起九山，南至秦岭，地域广阔，总面积约为48平方公里。也有专家推测，面积有可能达72平方公里。不管取哪种结果，其面积都远远超过邯郸、新郑、曲阜等诸侯国都，是其他城市望尘莫及的。咸阳目前为地级市，下辖2区、10县、1县级市，人口约526万，面积1.02万平方公里，2016年GDP为2396.1亿元，在全国城市中排第八十六位。由于距离省会西安太近，咸阳的光环多为西安所掩。而且由于“西咸一体化”战略的实施，咸阳大有被西安吞并的趋势。
从七雄都城的情况看，大体上也经历了和曲阜相同或相似的演变历程。但也有白天鹅变身丑小鸭的反例，比如周王室的都城洛阳。周代文献中，常常把西周城称为“九里”城，即外城每边长九里，面积为八十一平方里。但古今尺度不同，根据一件在20世纪30年代出土的东周铜尺作为标准进行计算，洛阳王城的面积大约相当于今天的1.56平方公里，而成周城的面积大约相当于今天的12.45平方公里。也有学者不同意这种说法。《逸周书作雒解》记载的成周“城方千七百二十丈，郛（外城郭）方七十里，南系于洛水，北因于郏山（北邙山）”。但不管怎么说，周王室是天下共主，洛阳作为天子的都城，不出意外的话，其规模在所处的时代应为天下第一无疑。时代变迁，昔日的首都今天仅屈居于地级市之列，目前辖7个区、1个县级市、8个县，人口674万，2016年GDP为3782.9亿元，在全国城市中排名第五十一位，虽位列国务院批准具有地方立法权的18个较大的市之一，但大致处于国内三线城市地位，和当今首都已远不在一个数量级上。
洛阳和北京是两面清晰的镜子，一面反映着过去，一面折射着现在。
其他古都就不再一一说了，比如侯马、淇县、安阳、临汾、大同、西安、南京、杭州等等。但凡现在尚能作为省会城市存在的，仍处于食物链的上游；作为地级市的，处于食物链中游，现状大体还过得去；最惨的就是那些沦为县城的，与过去相比，其命运简直就是冰火两重天。
三、古九州今昔
古都如此，九州亦然。关于九州，有多种提法，本文以“冀、兖、青、徐、扬、荆、豫、梁、雍”的提法为准。在相关资料缺乏的情况下，我们假设九州在划定之初，其地域面积、管辖人口和经济发展程度相仿，自然，也假定州驻地所在的城市，其规模及繁荣程度大体也是相近的。
冀州：对应现县级行政区划山西省运城市夏县。《禹贡》记载：“两河惟冀州”，所辖区域大体在今天的黄河晋陕大峡谷以及黄河下游所围的地带，包括山西全境、河南北部、河北西部及北部。大禹时代的冀州，中心应在今天的山西夏县一带。由于年代久远，夏都遗址已漫然难考，但今天的夏县为地级市运城所辖，人口仅36万，面积1352平方公里，2016年GDP为48.6亿元，属于中部欠发达县。
兖州：对应现县级行政区划山东省济宁市兖州区。《禹贡》记载：“济河惟兖州”，大致处于黄河下游和济水之间。兖州的地域面积不算大，但由于处于黄河下游冲击平原，土地肥沃，农业生产条件得天独厚。明代，设兖州府，为藩王鲁王驻地，辖有四州二十三县，成为鲁西南一带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和军事重镇。但今天兖州已沦为地级市山东济宁的市辖区，人口55万，面积651平方公里，2016年GDP为678亿元，在山东137个县（市、区）中排名第二十八位，大大超过昔日的老上级曲阜。
青州：对应现县级行政区划山东省潍坊市青州市。《禹贡》记载：“海岱惟青州”，所辖区域大致西至泰山、东至大海，即今山东的中、东部地区。青州的命运和兖州一样，也是个悲催的城市。明朝初年设青州府，为藩王齐王驻地，辖潍州、莒州、胶州三个州和益都、临淄、博兴、寿光、昌乐、临朐、安丘、诸城、蒙阴、沂水、日照、昌邑、高密、即墨、高苑、乐安（广饶）16个县。然而时至今日，青州已降为地级市山东潍坊代管的县级市，人口94万，面积1569平方公里，2016年GDP为615.7亿元，在山东137个县（市、区）中排名第三十位，略低于兖州。
徐州：对应现省辖市级行政区划江苏省徐州市。《禹贡》记载：“海岱及淮惟徐州”，所辖区域包括山东南部和江苏、安徽北部，大致处于济水中下游和淮河之间。明代及清初，徐州是直隶州，清雍正十一年(1733年)升州为府，辖铜山、萧县、砀山、宿迁、丰县、沛县、睢宁七县和邳州。目前，徐州人口867万，面积1.1万平方公里，也是国务院批准具有地方立法权的18个较大的市之一，辖五个市辖区、三个县、两个县级市，2016年GDP为5809亿元，在全国城市中排名第三十三位，为国内三线较强城市。
扬州：对应现省辖市级行政区划江苏省扬州市。《禹贡》记载：“淮海惟扬州”，所辖地域大致包括淮河以南、东至大海、南至闽粤的广大区域。自隋代开始，扬州就成为“淮左名都，竹西佳处”，是个商业发达、富贵风流的大都会，繁荣程度无城可出其右，当然也是个销金窟。南朝宋人殷芸的小说《吴蜀人》提到：“有客相从，各言所志：或愿为扬州刺史，或愿多资财，或愿骑鹤上升。其一人曰：‘腰缠十万贯，骑鹤上扬州’，欲兼三者。”元代的扬州府下辖邮州、通州、泰州三州及江都、泰兴、仪征、如皋、海门、宝应、兴化、六合、崇明九县。目前扬州人口461.3万，面积6634平方公里，2016年GDP为4449.38亿元，在全国城市中排名第三十九位，大致处于国内三线城市地位，“扬一益二”的胜景早已不再。
荆州：对应现省辖市级行政区划湖北省荆州市。《禹贡》记载：“荆及衡阳惟荆州”，大意是指所辖范围在荆山以南、衡山以北、扬州以西。据说楚国在此定都411年，考古发现的纪南故城址东西长4.5公里，南北宽3.5公里，城墙周长15.5公里，总面积约为16平方公里，开辟有七座城门。汉代的荆州辖南阳、南郡、江夏、零陵、桂阳、武陵、长沙七郡，包括现在河南南部、湖北湖南两省及广西、广东、贵州及重庆市的一部分，地域相当广大。明代荆州府辖江陵、公安、石首、监利、松滋、枝江、夷陵州、归州、长阳、宜都、远安、兴山、巴东二州十一县。清代荆州府辖江陵、公安、监利、石首、松滋、枝江、宜都七县。现荆州城墙为明清时期遗址，周长约11.03公里，大大小于春秋时期。目前，荆州辖两区三市三县，大体与清代相当，人口640万，面积1.4万平方公里，2016年GDP为1726.8亿元，在全国城市中排名列百名以后，与开封的位次大体相当，为国内四线城市。
豫州：约对应现县级行政区划河南省许昌市禹州市。《禹贡》记载：“荆河惟豫州”，大意是说荆州以北、黄河以南为豫州，大体包括今天河南全境，但不包括古代称为河内的河南北部。为什么选择禹州呢？因为禹的儿子启在此创建了夏，并大飨诸侯于钧台，钧窑就出自此地。秦灭韩后，曾在此置颍川郡，辖阳翟、昆阳、颍阳、定陵、长社、新汲、襄城、郾城、郏县、舞阳、颍阳、高、许、鄢陵、临颍、父城、成安、周承休、阳城、纶城等二十个县，大体相当于省一级的区划。但其后的多数时期，其所辖范围仅限于一、两个县的规模。目前，禹州市为地级市许昌代管，人口126万，面积1461平方公里，2016年GDP为558亿元，大概排河南县域第七名，为河南经济实力不错的县。
梁州：约对应现省辖市级行政区划陕西省汉中市。《禹贡》记载：“华阳黑水惟梁州”，大意是指所辖范围在华山以南、黑水以西，包括四川盆地和汉中盆地，或者可能还包括贵州、云南的一部分。在大禹时代，我猜想成都的繁荣程度应当超过汉中。为什么没有选择对应副省级省会城市成都呢？一是因为蜀文明显然与中原文明有着明显的区别，当时中原可能尚不知晓四川盆地的城市；二是因为三国时期设置的梁州，治所就在今陕西省汉中市。目前，汉中市人口344万，辖一区十县，面积2.7万平方公里，2016年GDP为1156.49亿元，大体位于国内四线较差城市行列。而成都作为副省级省会城市，人口1573万，辖十一区、四县、五县级市，面积1.4万平方公里，其中城市建成区面积为1006.7平方公里，为西部地区唯一的特大城市；2016年GDP为1.2万亿元，在全国城市中排第八位，为国内二线较强城市。
雍州：约对应现县级行政区划陕西省宝鸡市凤翔县。《禹贡》记载：“黑水西河惟雍州”，大体是指所辖范围在黄河晋陕大峡谷以西、黑水河以东的地区，包括现在的陕西关中地区、甘肃部分、青海东北部及宁夏部分地方。为什么选择对应凤翔县呢？因为禹的时代，丰、镐、咸阳、长安城还不见影子，秦人尚未自陇山一带发迹，而雍州的得名当来自雍城，即今天的凤翔县南，当地还有雍山、雍水。不过，汉武帝设十三州刺史部时，雍州治所在姑臧（今甘肃武威市），其后又有变动。仅以这两地为例，目前，凤翔县人口53万，面积1179平方公里，2016年GDP为202亿元，在陕西省108个县市区中排第二十六名。武威为甘肃省地级市，辖一区三县，人口200万，面积3.3万平方公里，2016年GDP为461.7亿元，为国内五线城市。
也就是说，经过三千年的演变，古九州治所的城市规模已有了相当程度的分化。当然，九州范围内，在以后的岁月里，分别崛起了一些大城市，其发展情况远远超过了州治所，比如冀州的北京、天津、石家庄，兖州的济南，青州的青岛、烟台，扬州的上海、杭州、南京、苏州，荆州的武汉，豫州的郑州，梁州的重庆，雍州的西安、兰州等，但由于其崛起年代较晚，不列入本文比较的范围。
四、几点结论
（一）不管出身如何，能成为现在的首都，肯定跻身国内一线城市行列。能成为省会城市的，大多处于国内二线或三线城市位置。作为地级市的，一般可跻身三线或四线城市，表现差的，沦为五线城市。不幸作为县级城市，表现好的，只能进入五线城市行列；表现差的，只能在不入流城市中寻找自己的位置了。
（二）城市的规模大小或繁荣程度，与其在政治生活中的地位成正比。越是居于权力结构的上层，掌握的资源越多，管辖的区域越大，城市的规模也就越大；反之，越是居于权力结构的下层，掌握的资源就越少，管辖的区域就越小，城市的规模也就越小。一个城市现在的繁荣程度，并不取决于它的过去有多么辉煌，而是取决于它目前所处的层级。一言以蔽之：不是政治中心，就不会成为经济中心，这就是中国特色的城市发展道路。
（三）城市兴衰的变迁史，其实就是一部城市政治地位的血泪奋斗史。古都如此，九州依然，其它城市也概莫能外。进一步说，要想提升一个城市的繁荣程度，“升格”是最现实和最便捷的考量。也就是说，“提升行政级别”是一个城市做大做强的必要条件。这也很好地解释了在“第五直辖市”的争夺中，不但青岛、厦门、大连这样的副省级城市有此冲动，连武汉、成都、西安这样的区域中心城市兼副省级省会城市也会争先恐后。
（四）在现行体制框架下，作为行政中心的城市往往辐射带动能力很差，而抽血功能却很强。这就造成了中心城市一花独秀、卫星城市冷落凋敝的局面。在距离北京约150公里的范围内，竟然分布着20个国家级贫困县，形成了触目惊心的“环首都贫困带”，呈新月形拱卫、衬托着世界级大都市的繁华。大城市更像一台抽水机，无情地吸走了周边地区的资源、人才和项目，使强者更强、弱者更弱。这其实是体制生态决定的经济生态。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能当老大，最好离老大远点！
（五）更进一步的推论是：在不能提升城市行政级别的情况下，通过赋予其更多的政治及经济权力，或采用设立特区等办法，也可以更多地释放地方活力，进而达到与提升规格同样的目的。因此，采取进一步简政放权，比如将现有的“中央—省—市—县—乡镇”五级权力层级做进一步压缩，使权力结构进一步扁平化，也许能意想不到地激发城市创新发展的内生动力。因此，赋予地方更多的权力，毫无疑问应当是支持地方更快发展的英明之举。
（六）对个别反例的解释。也许有人说，上海、深圳不是政治中心，为什么上海的经济发展和城区面积超过北京，而深圳则远远超过一般的省级政治中心呢？我的解释是：就上海来说，首先，它是一个省会城市，本身就具备了跻身二线城市的基本资格；其次，它的面积仅有6340平方公里，仅相当于北京（1.64万平方公里）的约三分之一，几乎没有腹地，其资本的集聚度及城市化程度非常高，它的建成区相对繁荣是必然的；第三，上海自开埠以来的一百多年间，一直是中国对外开放的窗口和前沿，也是外国资本集聚的首选地，拥有很好的工商业基础，建国后国家对它的支持有增无减，经济体量巨大，基础好，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其他城市难以成为有力的竞争对手；第四，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上海号称中国的经济中心，但由于设租界多年，也是外国列强势力盘踞的中心，很多控制中国命脉的指令，就是从这里发出的。上海一度也可视为左右中国进程的政治中心，或换言之，是列强在中国设立的政治中心。第五，就是中央赋予了上海更多的自主权。至于深圳的崛起，也很容易理解，因为“经济特区”同时也是“政治特区”，可以先行先试，很多事项可以不用请示广东省，可以直接向中央汇报，中央也给予了其很大的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这其实是许多省级政府也望尘莫及的，已经远远超出了地级市或副省级城市应当享有的权力范畴。从这个意义上说，深圳经济的崛起，其实也是其政治地位崛起的必然产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