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與惡的距離》編劇呂蒔媛X演員吳慷仁：正視傷痕，用戲劇開啟與社會對話的契機

「我們與惡的距離」舉行盛大首映記者會，製作人林昱伶、湯昇榮、編劇呂蒔媛、導演林君陽率領主要演員賈靜雯、吳慷仁、溫昇豪、周采詩、曾沛慈、陳妤等人連袂出席記者會。

大慕影藝製作、公視社會寫實劇作《我們與惡的距離》在 3 月推出。作品題材直面社會，以一樁隨機殺人案為起點，拉扯出周遭關係人的個人信念與情感掙扎，走過一段試圖撫平傷痛的艱辛歷程。選材犀利，創作不為譁眾取寵，背後選材操刀的正是金獎編劇呂蒔媛，為的就是希望能打破社會氛圍中避而不談的沉默，用戲劇打開對話的可能性。

《我們與惡的距離》不但劇本題材令人眼睛一亮，更有著極其強悍的表演陣容。劇中不僅有賈靜雯、溫昇豪、林予晞、曾沛慈、陳妤、林哲熹、施名帥等一線演員，金鐘、北影雙料影帝吳慷仁更在故事裡頭扮演戲份吃重的人權律師王赦，為捍衛心中正義，甘受千夫所指。這也是呂蒔媛與吳慷仁繼 2015年的《出境事務所》後再次合作，上次兩人雙雙入圍金鐘獎，戲劇熱度也創下客台紀錄。這次老戰友相約連袂出席採訪，談笑間不時互相吐槽，足見他們在工作互動中培養出的默契與情誼，在這支朝向社會氛圍打出的探照燈中，呂蒔媛為劇本掌舵、吳慷仁為賦予角色血肉，他們不只同聊挖掘角色心境的曲折過程，也談及創作途中經歷的情感打磨。

《社會寫實劇爭議題材如何在台灣找到突破口》

呂蒔媛主筆的《我們與惡的距離》以隨機殺人案為故事背景，正面呈現社會避而不談的一道傷口。為何敢於觸碰這樣的題材，又為何台灣長期缺乏類似的真實案件改編劇？呂蒔媛坦言：「其實我不覺得以戲劇手法去表現社會議題是什麼新穎的事，國外早有許多案例。」她以日本、挪威等國的戲劇為例，從無差別殺人案、校園槍擊案等，無一不有。她認為就觀眾的立場來說，大家一定會關心這些事件背後究竟發生什麼事。在她看來，台灣缺乏社會寫實劇的關鍵，還是在於平台：「並非台灣沒有導演、編劇不願碰社會寫實題材，事實上為數不少。但要真正讓這樣議題的劇進入產業、被拍出來，還是要看平台有沒有勇氣承擔。而這次很簡單，關鍵就是公視站出來，公視願意做這個故事。」

呂蒔媛笑說：「我自己就是個『社教派編劇』。」專門寫吃力不討好、議題貌似不商業的有意義題材，這次直面無差別殺人案，除了事先做足田野功課穩紮穩打，讓導演、演員都對她厚厚的田野調查手記印象深刻之外，她也直言：「心裡其實都已經做好會被砲轟的準備。」儘管呂蒔媛、吳慷仁自己都對劇中角色的真實情感有所認同，但電視劇播出以後自要受觀眾公評。當電視劇走出同溫層，故事中的角色刻劃會不會引來觀眾反感？會不會招來抵制？這都是難以逆料的結果，呂蒔媛已經先做好一定的心理準備。

繼《麻醉風暴》的醫生、《引爆點》的法醫，到《我們與惡的距離》的律師，這不是吳慷仁第一次出演職人角色，卻是讓他頭很痛的一次，拿到劇本的第一個想法便是「這不好演」，挑戰在於角色功課之基本──理解人物。

吳慷仁也盛讚呂蒔媛的田野功力在《我們與惡的距離》展露無疑，她的劇本把角色群像、事件背景都描繪得深入而透徹，所以他確定得到角色的當下就非常興奮。吳慷仁談起自己這幾年來的轉變，說道：「我覺得自己以前還是把『讀劇本』這件事看得太簡單了。」在《與惡》中最具爭議性、也是全劇的靈魂角色，無疑就是吳慷仁扮演的人權律師王赦，他不僅為隨機殺人犯辯護，也為犯下重罪的邊緣人辯護，這個角色不但負責在故事中穿針引線，更正面挑戰著主流大眾二元的善惡價值觀，重要性自不待言。吳慷仁如何讓自己走進這個角色？其間的掙扎可能遠超乎你我的想像。

《從劇本到演員 功課都在探索角色背後的留白》

在談到王赦之初，吳慷仁回憶起兩人合作的起點《出境事務所》，他分享道：「我覺得《出境事務所》的『禮儀師』與《我們與惡的距離》的『人權律師』其實有巧妙的內在連結，他們都是客觀地看待事件、試圖理解當事人家屬的情緒，並且在旁觀中發展出自己故事情感的角色。」

提起兩人的合作伊始，呂蒔媛也笑著補充道：「最一開始對吳慷仁的印象，就是他對劇本總是會有很多問題、意見與不理解。」但在《我們與惡的距離》合作過程中，呂蒔媛說道：「慷仁會主動、頻繁地找我討論，一起分析角色在劇中的定位，釐清背後的情緒脈絡。透過跟他的溝通，我不但理解了演員在面對劇本時的思考模式，其實反過來也對我自己撰寫劇本有所受益。」

正式切入《我們與惡的距離》及王赦的演出，吳慷仁首先點出：「本劇最大的課題，就在於一字排開的演員名單背後，都有各自的表演節奏和風格，要如何把演出調性維持在同一條線上，這是在製作現場，導演與演員需要共同處理的難題。」吳慷仁繼續補充道：「《我們與惡的距離》是多線故事，我這場戲結束，可能馬上要跳到另外一人的戲，兩場戲之間可能沒有直接關聯，那要如何不顯得突兀，完全要考驗導演和剪接的功力。」

回到個人角色端，吳慷仁直言：「在這種狀況下，不但考驗表演力道的拿捏，更需要對劇本、角色有更完整的理解。蒔媛姊的劇本很細膩，這個『細膩』不是指文字，而是故事中的留白。演員要找到劇本裡頭埋下的情感空缺，做出深入詮釋，這是讓表演不會『虛』的關鍵。」

問吳慷仁《我們與惡的距離》不好演的原因，他眉頭微皺，思考半响後吐出「理解」二字。劇中，他是個替無差別殺人犯爭取人權的律師王赦；現實生活中，他支持死刑、支持對極惡之源處以應有的懲罰。這不代表他無法接受或不了解廢死聯盟等團體的出發點與貢獻，他更明白逃過死刑與維護人權是兩碼子事，而是在融入劇情身分和自己的情緒起伏中，他陷入人性的拉扯，「能不能夠在理解以後，再去面對戲中那些加害人、被害人；面對加害人，我在替他辯護的時候，要用怎麼樣的心情。」他略顯嚴肅。不管怎麼樣，演員的基本功都是理解腳本、故事脈絡與角色定位。誠如吳慷仁所解釋，角色在一部戲中做什麼、出現的場次與場次間有什麼「動機」，都是他首先會摸透的，或許不盡然要鑽研透徹，至少要知道自己在幹嘛。

公視《我們與惡的距離》網路上給出一面倒的正面評價，劇中編劇呂蒔媛、陳妤、林哲熹（左2起）一起和粉絲於書店裡觀看結局。

而吳慷仁要挖掘這個不被社會認同的身分，功課是去實際探訪人權律師、廢死團體，法律顧問，他自承：「其實我本來是贊成死刑的一般人，我覺得犯罪就是犯罪，付出代價是理所當然的。所以我一開始跟人權律師開會是如坐針氈的，覺得大家的意見根本沒辦法交流。我即使直接問他們為什麼會做這個工作，他們的說法也都還是會保留。但身為演員，我們不可能只用表面現象去揣摩表演和心境。」吳慷仁一路往下思索他們價值觀養成、動機等等，吳慷仁還深深記得：「律師們也告訴我，當他們實際去看犯罪跡證、被害者照片，第一時間都會顫抖。但他們仍然需要去為犯人辯護，那個心境該是多複雜？」

吳慷仁也談到如何一路抽絲抽繭找到背後線索的關鍵：「談到一定程度之後，律師顧問們會慢慢開始告訴我一些不曾對外界流露的細節，他們也拋出一些本來的我完全沒有辦法解答的問題，現實世界中的當事人都仍在持續面對著各式各樣的心境衝擊，我發現自己必須試著去打開更多的同理。但社會要怎麼去同理犯人的『病』，我覺得實在還是太難了。」如果說《我們與惡的距離》企圖在開啟對話，似乎從編劇、演員就第一線開始進行了一場對話的洗禮。

吳慷仁最後也意識到，不管角色的心境如何，最後都是要回到最生活化的經歷和細節去呈現，也所以他花了最多時間和飾演王赦妻子的演員周采詩進行討論，這是他們把「虛」處填補起來的關鍵。吳慷仁表示：「表演並不是我自己演得高興，覺得飆戲飆得過癮就好了。如果沒有真實的回饋與感受，那是很可惜的。」故事中王赦這個角色會受到很多劇烈情感衝擊，但在關鍵處，兩集裡頭只有八場戲可以演，能爆發的地方都在最平實的家庭親情戲，吳慷仁說：「我一直告訴采詩，妳要陪我一起想，王家人要一起努力，才能找到一個救贖。」

在準備功課及與人權律師的對話中，吳慷仁最難忘的就是看見律師心路歷程中的陰暗角落，他形容道：「我們常聽到有人形容說：『他心裡有個洞。』但律師心裡那個洞是錐形的，開口的地方只有一點點，下面不斷往外延伸、盤根錯節。他必須要不斷回過頭反思自己信仰的正義、幫助人的理念，才能讓陽光灑進深不見底的地方。」透過對於人權律師情緒的真實感受和同理，吳慷仁在拍戲的過程中，也逐漸找到自己呈現王赦這個角色的方式。

最後，吳慷仁仍不免慨嘆：「大眾畢竟不會去看背後的問題。犯人哪裡有生病？他生甚麼病？又不是身體上長瘤可以被肉眼看到，『腦』裡的問題要怎麼被大眾同理？太難了。台灣社會有一個氛圍，就是會群起撻伐共同目標。「結論就是，所有人都在代替月亮懲罰犯人。」法治社會，激情過後，事情怎麼被解決，這才是真正的難題，而這也是呂蒔媛劇本的起點。

《與惡》編劇呂蒔媛在第二集客串演出審判長一角。

多線探討「惡」的成因 呂蒔媛：「我局開很大」

要探討這麼困難的議題，呂蒔媛娓娓道來自己試圖拉出來探討理解的路線：「對於無差別殺人案件，我理解的有兩種切入點，一種是我們不知道緣由，如李曉明，一種是所謂的精神疾病。」劇本的故事主線因此不只討論已發生的殺人案件並探討眾人如何去面對，更進一步往下挖掘，拉出一條精神病患議題的故事線，呂蒔媛想要問觀眾：「我們能不能理解一個潛在的精神疾病患者，我們要救他嗎？觀眾會要救他嗎？」

另一條極其重要的故事線，就是媒體產業。不管是什麼樣的犯罪事件，與社會的對話都是透過媒體開始，而呂蒔媛坦言：「我在田野調查的過程中，發現每個受訪對象都對媒體有很深刻的抱怨，所以我就決定要讓媒體站在一個重要的位置。」而為了要找到「談媒體」時的著力點，呂蒔媛在田調過程中接觸幾位位編輯、記者之後，這才最後決定要把焦點放在追逐時間急迫性的第一線：新聞台編輯，透過寫實的現場細節，讓大家理解新聞產製的過程和各種角力。

呂蒔媛絲毫不便宜行事，談起所謂的「媒體嗜血」迷思，她直言：「我絕對不相信所有記者都是笨蛋。媒體嗜血跟觀眾的反應是分不開的，我們仍有許多媒體工作者在從事深度報導、專題新聞，但這些認真的好報導卻時常乏人問津。社會不能只檢討媒體，這不公平。」在田野過程中，呂蒔媛接觸各種媒體，其中有許多第一線的觀點，或與主流意見相悖的反擊，都讓她十分震驚。她說道：「作為編劇，我所能做的就是把這些震驚時刻置回劇本。田野的最大功用，其實就是打開我的視野。」

訪談最後，呂蒔媛進一步補充：「我自己在看片花的時候，特別被感動。在我寫劇本的階段，一切都只是文字陳述，但透過拍攝、表演的影像渲染力，它開始會產生不同的力量。」她帶著感性地笑說：「我都已經到了快退休的年紀，本當不用說客套話，但這次的團隊不論是對劇本的呈現、或是完成好作品的使命感與企圖心，似乎又讓我看到台灣戲劇圈的希望。」相信這次讓她驕傲的團隊，也是讓她首度願意露面受訪的一大原因，她看見團隊的努力、導演林君陽的用心，她有了十足的信心，她下的結語就是：「我的戲不愛太『黑』，總是希望能夠回到溫暖的一面。」而這次透過團隊齊心協力的努力，不管是療癒也好、是剖析問題也好，或是一個開啟對話的可能性也好，《我們與惡的距離》將以驚人完整的面貌與觀眾見面，試圖成為台劇回應社會，勇敢而堅定的一步。

（採訪、撰文／徐佑德、蔡曉松）

「謝謝上帝，如果《出境事務所》有任何療癒的功能，都是來自上帝的恩典跟愛！」這是呂蒔媛得到金鐘獎最佳編劇獎時，在頒獎台上眾人面前的真情流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