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干的世界》第12章 墨家先知 第3节 “墨十条”
第3节 “墨十条”
有一种不具权威性的考证，墨子名翟，春秋战国时期鲁国人（一说为宋国人），约生于公元前468年，死于约公元前376年（此处所引墨子的生卒年仅供参考）。墨子传为殷商朝的外服方国孤竹国（今河北秦皇岛一带）君主的后裔，本为墨台氏，后改为墨氏，是战国初期品学兼优的思想家、政治家、军事家、科技家、藏书家。墨子早年是儒家门人，效仿孔子的道德之术，膜拜尧舜大禹等上古圣贤，学习《诗》、《书》、《春秋》等儒家典籍，因不满儒家门儿烦琐的“礼”，觉得尧舜大禹这些上古圣贤不能帮助解决现实矛盾和实际问题，便离经叛道，另立新说，在孔子儒家外围聚徒讲学，跟儒家打起了擂台赛，成为儒家的主要反对派。当时诸子学者以儒墨并称，非儒即墨，二家并为显学，初期的学术思想差异不大，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儒”、“墨”的称呼乃是部分门中人士为了标榜谁更正宗而有意贴上的标签，相当于自己给自己取的绰号，约定俗成下来，绰号便成了大名而且鼎鼎。
按照今人的研究方法，墨家思想归纳起来分为十大项，简称“墨十条”，即兼爱、非攻、尚贤、尚同、节用、节葬、非乐、天志、明鬼、非命，其中的“尚同”（俗称“选天子”，民选君王）兼具原始部落联盟禅让制的孑遗和现代民主选举制的曙光，也是历代封建帝王如鲠在喉如芒在背并欲杀之而后快的颠覆性学说。
1、兼爱
“兼爱”是墨家最富有浪漫主义和理想主义梦想的超前主张，不妨称之为“墨家梦”；墨家梦的代表性口号是“兼相爱，交相利”，墨家坚持人人生而平等，人与人之间应实现无差别的爱，而无视“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这一基本诸侯国情。墨家推崇的“兼爱”与儒家的“亲亲尊尊”并无根本冲突，只是将儒家坚持的父兄慈、子弟孝、尊长友、年幼悌等宗族、亲人处世准则扩展到陌生人和全人类。《论语》云：“礼之用，和为贵。”儒家对此劝爱且禁恶的美好向往也表示赞赏，顺便兼了一下，“兼爱”既是对儒家的扬弃，也是儒家的继承和发展。
来而不往非礼也，惺惺惜惺惺，儒家也是欣赏墨家的，用父慈、子孝、兄友、弟悌，三纲五常，礼、恕等等儒家理论点赞墨家。恕就是禁止讨厌，礼就是劝进善心，不过换个名词，方便儒家独尊罢了。
墨家和儒家好比中华传统文化一枚硬币的两面，本无所谓是非对错，一如释迦摩尼当初创立佛教是出于无神论思想而后世却将之改造成诸神崇拜一样，儒墨的分歧与对立也是人为造成的，从两小无猜到打离婚分家产，儒墨的蜜月期不超过周朝人的平均寿命。
2、非攻
骨髓里浸透了“天下仁义”、“仁义天下”观念的墨子反对一切侵略战争和部分反侵略尔后侵略的战争以及战争对于败者的伤害，伤人命、损其才。墨子觉得战争本身是没有意义的破坏行动，对于胜方而言，仅是获得了数座城池和人口、税收，得失皆不划算。他在晚年提出了正义战争与非正义战争的模糊概念，不反对诛恶扬善的正义战争，但是他对每场战争的性质变化和阶段转折却心里没谱。“春秋无义战”，战争的性质有时候也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如西周的文王和武王，原本是反对殷商侵略和压迫的正义战争，随着战争态势的阶段性转折，这场原本正义的“武王伐纣”战争却演变成了西周对殷商的侵略战争和吞并战争。时代的局限性决定了墨子在正义战争和非正义战争的认识上不可能走得太远。
3、尚贤
战国时局动荡，武化吃香，文化喝辣，投笔从戎、弃文从商的知识分子少而又少，诸侯国的很多世袭贵族文不能安邦，武不能定国，腐朽无能，谁拳头硬谁说了算，大诸侯对传统分封制的敌意日趋浓烈，民间也有呼声要求变革原有的不平等旧制度，取消王室、贵族和士大夫的特权。
来自社会底层的墨子指出，民虽下贱而不可以薄，呼吁统治者大胆从基层和底层发现、重用那些德才兼备的人才，不唯出身；他清醒地看到了来自社会底层的改革力量和创新力量，强调出身社会底层的人更要自立自强，个人奋斗，反抗一切不平等不公正的旧制度旧秩序。有学者认为，墨子的这一观点与马克思提出的“无产阶级只有彻底解放全人类，才能最终解放自己”在东方和西方的时空隧道之中遥相呼应，一拍即合。
4、尚同
墨子曰：“天下之所以乱者，生于无政长，是故选天下之贤可者，立以为天子。天子立，以其力为未足，又选择天下之贤可者，置立之以为三公。”现代西方民主的政治思想在中国早已有之，墨家学派是主要代表。
《墨子》“尚同篇”不仅提出了“选天子”、民选君主的主张，还给出了一套系统选拔各级政府官员的宏观程序设计。这一相比于上古禅让制传统并无新意的思想意外打破了封建君主家族世袭的体制，与春秋战国的封建主流政治产生了阴差阳错的矛盾和冲突。“尚同”思想在社会上迅速传播，底层民众率先觉醒，民主共和的政治运动渐有星火燎原之势，直接危及到整个社会的意识形态和制度，各国君主坐不住了，王室、贵族和士大夫坐不住了，三心二意点赞墨家的儒家门儿坐不住了，连那些当惯了奴隶和仆从的基层官员也坐不住了，大家心里都好怕怕。一场围剿墨家的阳谋被诸子百家们摆在桌面上公开讨论。
彼时，古希腊城邦的民主政治运动在雅典等地风起云涌，支持者和反对者势均力敌，旗鼓相当。但是中国黄河流域诸侯国际的墨家运动就没那么幸运了，一个突发原因就是在各国的兼并战争中，代表野蛮落后文明的西方人士聚集在严刑峻法、穷兵黩武的秦国帐下，要武化不要文化，要专制不要礼制，“选天子”纯属大逆不道，那么多的英雄好汉都排着队等着有朝一日当天子呢，墨家这一口号几乎把各条道上的英雄好汉朋友都得罪了，诚可谓“泥鳅钻铁泥，不死脱层皮”。
有学者认为墨子的“尚同”、“选天子”主张无视基本国情，看上去很美，现实中几无可操作性。即便放在当今发达的信息社会，操作性也很差。人人生而平等只是人格、尊严、生命权等方面的天然平等，社会不同个体间的体能、智力、知识、责任意识、担当精神等等客观上存在很大差异，这从网络时代碎片化的无序的自媒体舆论即可略见，真要放开来选举，一百个人里头没准选出一百零一个天子来，到时候还不是要为谁当老大而打破头，文化人想当然惹的麻烦，还要靠一刀切式的武化人出手收拾烂摊子。
5、节用
墨子毫不留情地抨击世系贵族的不事稼穑、不劳而获，质疑他们占据社会统治地位的合理性、合法性。他严词谴责这些寄生性的统治者掠夺广大底层民众劳动创造果实的非法行为，辩称正是他们这些人引爆的集团性消费和过度追求物质享受导致老百姓群起效仿，入则藏奸，出则为盗，上梁不正下梁歪。墨子还观察到万物节制则阴阳和谐，借以劝说王室、贵族和士大夫们节约开销，更不要到处显富摆阔，耀武扬威。
6、节葬
孔子儒家以厚葬为荣，以薄葬为耻；以铺张为荣，以节俭为耻。父母去世，子女居然要在家守丧三年，不许娱乐，不许出圈，不许参加工作，甚至不许房事（后一条不许基本上没有贯彻下去），浪费了全社会特别是普通民众的财富和精力。这一点遭到了墨家的猛烈攻击，墨家严厉批判当时盛行的王室、贵族生前奢侈无度，死后大肆殉葬厚葬的时尚，大力倡导节约用度，把有限的财富用在发展实业经济生产和科技发明创造上，至于民间到处立雕像、建祠堂、修豪华坟墓、大操大办丧事，在墨家看来更是“孰可忍孰不可忍。”
墨家虽没有明确提出“火葬”、“水葬”、“海葬”、“天葬”等现代殡葬理念，但也注意到人越死越多，死人跟活人争地的人类社会黯淡前景，因而力主节葬，在中国历史上最早为保留农业耕作用地划下一道浅浅的红线。
7、非乐
崇尚清心寡欲的墨家指责儒家“盛为声乐”，迷信礼乐治民，娱乐至死，“为之过也”，其结果只是少数贵族奢侈享受，却要大多数民众生产供应高端娱乐产品，有时候还要为少数贵族提供特殊服务。墨家是音乐、美术、建筑、雕塑等现代艺术的先天批判者，与欧洲文艺复兴运动前夜的加尔文派有得一拼。
传说有几个墨家子弟有一次路过原殷商首都朝歌，看到一群妖艳男女、大妈大爷在跳广场舞，就羞得捂住眼睛和耳朵，逃之夭夭。据说墨子就干过这样的糗事：路过广场舞，“非礼勿视，非礼勿听”的他固执地要求所有弟子都蒙上眼睛，捂上耳朵，却发现有一个不听话的弟弟忍不住偷听偷看，便一脚把人家踹下车去。有人讥笑说，一贯言传身教的墨子自己当时既然蒙上了眼睛，捂上了耳朵，又是怎么发现这个弟子偷听偷看的呢？
墨家始终致力于摆脱划分等级的礼乐束缚，废除繁琐奢靡的编钟制造和演奏，这与其“节用”的主张是环环相扣的。古代音乐费时耗事，花费超巨，于国于民皆无生产性刺激，滋生泡沫经济，墨家推动废除大型音乐舞蹈活动，符合有利于平民的标准，可圈可点。
有学者评价说墨家这种奋不顾身的刻板后来衍生出各种“犬儒主义”、“苦行僧”、“过劳死”、“工作狂”等价值源头，人类要是照一直他们这么干，那么KTV、电视选秀、综艺节目、联欢晚会等等都该扔海里喂鲨鱼去了。
8、天志
现代工匠精神的先驱墨子认为，工匠建造必需要一个单位尺度便于精确计量，能工巧匠照此刻画无误，依规定的尺度设计制作，效果好过单靠自己个人能力和信手拈来的摸索。墨子真心要求人们按章办事，按照章程来操作，也就是立规矩，讲原则。他不无调侃地拿来儒家的“仁”和“义”为自己的理论兜底，“仁”者，内也，是心的感觉；“义”者，外也，是外在的标准，“仁义”就是心口一致，眼观鼻、鼻观口、口观心，做到心口一致了，“天志”也就快降临了。
墨子继承并发展了殷商的“天人合一”观，觉得“天”和“人”之间也要兼爱；他相信“天”是有人格的，拥有完美无缺的人格，高贵且聪明，“天行”广袤而无私，施厚而不德，其明久而不衰，故每个人都应以“天行”、“天志”为尺度计量自己的行为，施行兼爱，“奚以知天兼而爱之、兼而利之也？以其兼而有之、兼而食之也。”“今天下无大小国，皆天之邑也。人无幼长贵贱，皆天之臣也。”
墨子借“天行”、“天志”言事喻物，将“天”的外延扩大为整个宇宙，这是发扬了盘古开天地的创造创新精神，值得肯定。但是囿于原始的朴素的天命观，他的“尚同”、“尚贤”却肯定了天与人之间、人与人之间实际存在的差别，这又与他的“兼爱”思想不无抵牾，墨家思想在春秋诸子百家中的自相矛盾和自我冲突也是十分明显的，他的“天志”说同样大而无当。
9、明鬼
“明鬼”是墨家思想最自相矛盾的部分。令人惊叹的是，墨家自己不相信鬼神，不相信命中注定，反对祭祀和鬼神禁忌，反过来却理直气壮大张旗鼓地批判儒家不相信天地鬼神，使得“天鬼不悦”。这就有点像小孩子吵架一样不讲理了，令人怀疑墨家的逻辑是专门用来对付外人的，对自家人则不来这一套。
墨家的本意也许是希望借神鬼的名义敦促君主自我警惕，杀无辜者得不祥，不可因一时怒气而剥夺臣民的生命权和政治权利。正宗的墨家和非正宗的无神论者一样不相信巫术，不相信来世，不相信冥冥之中有个大家伙主宰人的福祸生死，却相信人死后会有灵魂。
墨家相信的人死后会有灵魂已有现代科学实验证明，而其“明鬼”与“非命”却是自我冲突最为显著的两种观点，正是这种“二律背反”的思维逻辑本身所蕴藏的内在矛盾成就了墨家的古代逻辑学体系。
10、非命
墨子的“非命”一方面断言“天”有意志，有执行力，能自主赏善罚恶，借助外在神的力量服务于他的“兼爱”，另一方面又挤兑儒家的“天命”主张，换了个“非命”的词儿，宣称人的寿命、贫富和天下安危、治乱都不是由儒家的“天命”决定的，而是“非命”的人自己努力的结果，人靠自己的努力即可赢得家传富贵、千秋万代的目标。
可能意识到“非命”观存在着被“天命观”带沟里去的学术风险，墨子急头急脸地反驳孔子的“生死有命，富贵在天”，纠正说“繁饰有命以叫众愚朴之人”，意思是“天命观”严重制约了人的创造力，遏止了人性的正常生长，因为人是有自由意志的，人必须有所作为，必须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必须有公共意识。就这样，墨子凭借好不容易自圆其说的“非命”从孔子那儿给自家扳回了一局。
综前所述，墨家思想可视作中国古代完整版、初始化的辨证唯物主义及辨证唯物论，是故毛泽东曾经也称赞墨子是一位唯物辩证法大师。
中华传统文化的特质以“人伦”为核心，讲求人与自然的和谐，注重人的自我修养以符合自然的规律，热爱自然科学、关心物质运动的人被划入“劳力者”阶层，改造自然、利用自然的企图则被看作反人伦、反天道的行为。毋庸讳言，这种近乎本能地看轻自然科学的意识是儒家为首的中华传统文化最大弊端。
中国历史上，自然科学家少有崇高的地位和声名，难得的科技发明创造又多被引为清流人士的陪衬和佐证，用来标榜自己的学说于事实有据；无论是循规蹈矩的儒者，还是浪漫超然的道者，都意在借墨者之名求得一己安宁和自我形象的完善，惟心无旁骛的墨子能够摆脱各种社会势力的纠缠和引诱，从力学、光学、几何学、逻辑学等自然科学知识角度去把握生命的本体意义，认知世界的真相，为今人塑造了寻求真知、注重实践、自励自强的可贵品格；继量子科学实验卫星上天之后，应将有更多的“墨子号”在华夏大地腾空而起。
后期的墨家在逻辑论方面有所突破，完善了中国古代的逻辑思想体系，主要反映在《小取》各篇，对概念、判断和推理都做出了较为详细的研究。
墨家弟子，从墨子到普通门徒，无不践行“人人生而平等”的理想，平常都是穿短衣草鞋，积极参加生产劳动，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以吃苦耐劳为荣，以奢侈享乐为耻；以不忘初心为荣，以道貌岸然为耻；以服务民众为荣，以脱离民众为耻。墨家这些高尚的高贵的高大的境界和品质与吃喝住行饮食男女方面过度讲究的孔子儒家自我炫耀式“食不厌精，脍不厌细”，“席不正不坐，割不正不食”的奢靡而古怪的生活方式形成鲜明对比，后者在封建统治阶层各级官员中间为腐败分子推波助澜、保驾护航的苗头毫不加掩饰。
用现在的话说，墨家思想是诸子百家中最符合当今“中央八项规定”和反“四风”的廉政廉洁学派。令人不解的是，有些人为什么不宣传倡导具有历史进步意义和现实教育意义的墨家思想，偏偏把生前就为奢靡腐败行为张目的孔子儒家重新提溜出来大加祭拜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