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1984年版《蒋经国传》-一本让蒋家暗杀作者的传记-第四期
原创： 万册小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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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蒋主任
台湾有三个月的危险期。九月开始，进入台风季，不利征战，海峡将因而暂时息兵。经国主持政治部发动各部队“纷纷歃血连盟，誓死效忠领袖”，处处充满悲壮的气氛。舆论带头，提倡战时生活。先后处决吴石、陈仪，接着公布检肃匪谍条例，强制各机关部队学校人员必须连保，发现可疑人物要告密检举。经国强调为“无形的战斗”，其实，也就是中国古代“保甲连坐”的现代版。目标是灌输台湾必胜的信念，“台湾一定会守得住的，只要大家认清自己的责任，拿出决心和勇气。”
负责宣传的机构，在党有中宣部，在军有政治部，后者由经国管，全面控制新闻舆论的走向。本来，他躲在幕后，指挥五万以上的特工，从事侦查逮捕可疑分子。但现在破例披挂上阵，走到前台，会见记者，发表谈话，宣布案情（“匪谍”）侦破始末。在国民党的权力结构中，除了行政院长陈诚，就数他权力最大。
“战争的台风”没有如蒋经国的预期，光临台湾。6月25日拂晓，却在朝鲜半岛登陆。金日成借用日本人的惯技，乘南朝鲜不备，跨过三十八度线，发动全线总攻击。
消息传到台北，蒋先生正用早餐，他望眼欲穿的三次世界大战，终露眉目。假使朝鲜战争未起，杜鲁门就等着看蒋的笑话，看国民党政权的最后沉沦。但金日成挥军南进，使情势发生360度的改变。
美国可以无视台湾的存亡，但朝鲜半岛代表着美、苏实力的对峙，如果华府向苏联的势力屈服，国内的右派不肯干休，而失去南朝鲜这个缓冲区，日本将受威胁。以麦克阿瑟为首的鹰派，主张以牙还牙。杜鲁门也认为朝鲜战争非单独事件，为苏联全盘扩张政策的一部的，新中国不幸被划入了这个集团。
朝鲜战争的爆发，把已经患了癌症的国民党政权，从病榻上，起死回生。中美关系，最后因兵戎相见，冷冻31年，所谓“台湾问题”，了无尽期。其最大的受益人，是国民党政权，在夹缝中生存至今。
蒋先生个人的声望，再度为美国新闻界高抬起来，台湾的国际地位，获得暂时的再生。政治的焦点，开始转移到内部的统治结构方面。7月26日，蒋先生宣布酝酿已久的中国国民党改造方案，和新的中央改造委员人选。声言，如不彻底改造，将有亡党危机。
如果论党的资历，经国赶不上时任台省主席的吴国祯，但吴仅中央评议会的25位成员之一。二陈兄弟，陈果夫卧病，真正的CC巨头陈立夫放逐美国新泽西养鸡去了。赶走CC的势力，才能铲除经国当权的阻力。经国记住当年南京时代任“政大”教育长受阻的一箭之仇，也非报不可，父子俩心心相印，所见皆同。
中央改造委员相等于政治局常委的分量。经国要进入组织内层，达到真正掌权的目的，这无疑是最重要的阶梯。蒋先生作此安排，含有磨练和培植经国的双重意义。撤退到台湾后，过去错综复杂的派系力量，经过大动乱的淘汰清洗，因祸得福，再无所顾虑内部的平衡，蒋先生说了算。
“为谁而战”以及“为何而战”的主题，大多数的国军官兵，的确说不出个所以然来。兵员来自农村，毫无疑问，90%以上的士兵是文盲，他们参加军队的原因，如非强迫征召，即是受生活贫困所驱使。和他们大谈空洞的三民主义毫无意义。
中共不然，他们井不讲马克思、恩格斯的大道理，只是强调“农民翻身”、“土地改革”、“阶级斗争”。战争的目的，深入浅出，所以，三年内战连连胜利。
蒋先生要经国去改变这种思想战的劣势，曲高和寡，本来就是个吃力不讨好的难题。
政工制度，虽由苏联红军的政委制衍变而来，却“性相近而习相远”，和中共比较，更差之远甚。解放军以党领军，党指挥军．政委是党代表。国军政工，只是亲院长的政治幕僚长，政工是一种专业，设立学校，专职培养。
政工干部学校和重庆时的中央干校，如一对孪生兄弟，两个干校，都脱不了莫斯科孙逸仙“大学”的幽灵。经国早胸有成竹，干校学生是他的子弟兵，一旦时机成熟，卸下军服，进军党政各界，即是他掌权的班底。
1952年10月，中国青年反共救国团宣告成立，蒋先生兼任团长，经国主任。救国团的成立，事先未通过立法程序，也不属政府的任何部会。经国说，办救国团是为了要“使后面的青年人站得起来”，其实，他另有所图。团结青年，为的是“打倒中共”，怕青年“被中共解除武装”。“解除武装”后，青年的矛头，就会掉转方向，向国民党政权挑战。甚至有国民党内有人说，这不过是国民党内新兴的所谓某一派，利用国民党的招牌，所公开做的培植私人政治资本的工作而已！所谓“国民党内新兴的所谓某一派”，已呼之欲出，那就是“蒋主任”！
17．吴国祯事件
蒋先生一再呼吁，出兵援南朝鲜，为华府所婉拒。他的如意算盘，朝鲜危机扩大，国军在东南沿海开辟第二战场，那就是他“反攻复国”的机会了。
艾森豪威尔上台，取代仇蒋的杜鲁门，蒋先生否极泰来，信心倍增。台湾海峡的中立禁令解除，华府新的战略设计，将非一味让步，改持大举报复政策。
1949至1950年，蒋先生迫于无奈，祭起民主宪政的大旗，放弃独裁统治，他的着眼点，是在要挑他毛病的华府。实际上，他不知道，美台关系，决定于彼此的利害需求，而非台湾实行何种政体。蒋先生在某一方面是个强者，遇到乾坤一掷的大事，他那畏首畏尾的懦弱性格，即表现无遗！他的格局，类似袁世凯，擅长小动作小权术，缺少冲天一击的大智慧大气魄。
1954年5月，第一届总统任期届满，照宪法规定，应于一个月前选出第二届总统。如按照法律，总统需要所谓的“民意代表”选举，民意代表任期届满，应该再行竞选。但大陆已沦陷，这件事办不到。于是，很多人摇身一变，凭命令“选”为“国代”，且是终身职，人称“万年国代”。
副总统一职，当然，非陈诚莫属。但蒋先生难免要先谦虚一番，问何应钦愿否竞选副总统？这位“西安事变”期间，拟取蒋自代的四星将军，早看透蒋的心思，连忙婉谢。
但半路上杀出吴国祯事件，喧腾中外。交待故事之前先把吴、蒋关系，作一简单交待。
吴国桢自美学成归国，受蒋器重，历任国民政府党政要职。党内曾任中宣部副部长，在政府中，先后出任汉口市长、重庆市长继上海市长、台湾省主席。外交方面，担任外交部次长，是蒋面前长期得宠的爱将之一。但吴和经国间，则格格不入，形同水火。
1948年8月，经国奉命赴沪任经济督导员（详见本书12.八一九防线），侵入吴的势力范围，双方意见分歧，发生正面冲突。吴国祯从经济学出发，认为用高压的政治手段，无法解决经济间题。吴且赴京，向蒋先生力谏，分析利弊。经国不信邪，坚持只要施铁腕，全面打击投机商人，争取上海市民的通力合作，通货膨胀，是可以遏止的。事实证明，吴国桢，这位普林斯顿训练出来的政治能手，的确比经国成熟、高明。1948年10月，经国落荒而走，非但未虚心接受上海失败的教训，却把这笔帐记到吴的头上，认为吴扯后腿，才有那样的结局。
1949年12月，吴继陈诚出任台湾省主席。此时，经国羽翼未丰，尚无从过问高阶层的人事权，何况形势逼人，故能勉强同舟共济，保持和谐的局面。就政府体制来说，经国任政治部主任，职掌三军政战工作。吴为省政府主席，主管地方行政，井水不犯河水，双方各司其责，尽可相安无事。
但这仅是表象，独裁主义式的统治，任何公诸于世的法律规章都不是牢靠的。经国的权力，远超过其公开的职衔，明的一面，是政治部主任，救国团主任；暗地里，操纵台湾的特务系统，特务权凌驾一切行政权，于是，吴、蒋冲突，乃成自然演变。
冲突的枢纽，则为台湾省保安司令部司令一职，按照惯例由省主席兼，实权操在副司令之手。吴国祯一反之前的习惯，要过问一下司令部的大事。但副司令彭孟缉，早投效到经国麾下，听其驱使，不把他的顶头上司吴国桢放在眼里。
1950年，有人报告吴国桢，王哲甫（台湾火柴公司总经理）被捕，承办单位即省保安司令部。吴召见副司令彭孟缉，查明原委。彭说是总统的命令，并陈阅全卷。吴不看则已，阅后，情绪激动，十分气恼。
台湾火柴公司，总公司原设上海，1949年5月，淞沪失陷，董事长吴性栽，选择大陆。保安司令部将吴列为“附匪商人”。吴性栽解放前，从事电影事业，为了向新的共产党政权表态，或为形势所迫，摄制《民国四十年》影片一部。影片内容，对国民党、蒋先生，诸多诋毁失敬之处。透过情报活动，经国获悉，迁怒于留台的台湾火柴公司，下令彭孟缉将负责人王哲甫，不分青红皂白地逮捕下狱。于法，经国是站不住的。
一天傍晚，吴下班不久，总统贴身秘书周宏涛，奉令转达，抓王是蒋先生的意思。显然，打出父亲这张牌，目的在缓和经国和吴的关系，挽回经国的颜面。吴告诉周，大家都为蒋先生做事，上级命令，无违抗余地。但王案牵涉到一个是非之争，是非是原则问题。此刻台湾既风雷震荡，敌人伺机而动，政府标榜民主法治，岂能言行不一。周打圆场：“假使省府怕背黑锅，可改由国防部军法处处理。”吴尽可顺水推舟，息争了事。然而，吴仍未见好就收，坚持己见，写就私函一封，托周转呈，图作最后努力。当晚，周再度访吴。周说：“先生（指蒋介石）看你的面子，由死刑改判七年徒刑。”吴未获全胜，亦未全败。以蒋先生的性格，对这样一位傲慢的部下，已足够容忍，但是和经国的嫌隙，亦未因此平息，反而更大。
蒋先生器重吴国桢，但宠臣与爱子之间，有如鱼与熊掌，选择起来并不容易。他派人向吴暗示，只要愿意和经国合作，将会提升他做“宰相”。吴坚持“道不同不与为谋的”的原则，断然辞职。
5月24日，即卸职后的第44天，吴国桢携夫人黄卓群，黯然离台。官方公布的理由，是到爱荷华州格林奈尔母校，接受荣誉法学博士学位，并作六次公开演讲。离台当天，松山机场，场面热闹空前，陈诚夫妇以下，五百余人．为这位前主席隆重送行。吴能离台，若非蒋夫人从中协助，在经国的阻挠下，是绝无可能的。然而，险象环生，诸多插曲。
吴抵美后，有相当程度地克制，没有半句对国府不满之词。
但是在王世杰免职案之后，吴国桢就公开批蒋经国。
整个事件，系由经国而起。吴国桢在美国刊出《上总统书》，重申六项建议，提出特务迫害问题，才对经国正式点名。说太子是台湾“政治进步之一大障碍，主张送入（美国）大学或研究院读书……在大陆未恢复以前，不必重返台湾”。同时批评蒋先生“自私之心较爱国之心为重，且又固步自封，不予任何人以批评建议之机会。”
国民党要员中，如此批评蒋先生的，除胡汉民、孙科，则数吴。但前者言论扩散的影响，仅限于国内，吴国祯直接诉诸于美国公众之前，等于一颗威力的原子弹，丢到蒋先生父子的后院，发出惊人的震动。
台湾内部的反应，包括副总统陈诚在内，都觉得经国做的太过火。陈氏一人之下，万人之上，都难逃小蒋特务系统的监视，一般人的处境如何？吴出此下策，谁说不是经国逼人太甚所致呢？
事后，蒋先生一定很后悔，当年不应该让吴出走，吴就不可能借外国政治的保护，为所欲为了。经国和夫人宋美龄间的斗争，也由吴案更趋于表面与白热化。
吴、蒋出身不同，思想背景不同，有性格的冲突，有见解的差异，把这样两个人物，强迫组合在一起，决斗无可避免。
吴案带来的结果是，一方面立法院通过引渡法，一方面经国调职，任国家安全会议副秘书长，暂时离开总政治部的前台，但更上层楼，成为名符其实的秘密警察首长。
18．一江·大陈
某一时期的政治口号，恰好反应出当时的政治情势。华府的政策一变，马上改为“反攻大陆，收复失土”。“反攻”的口号喊得如此动人，更使人采信，必须有具体行动的配合，哪怕是行动再微小。
到1951年9月，“西北王”胡宗南，化名秦东昌，派驻大陈。胡的使命，为“秘密策划向大陆东南沿海发展敌后武力，准备配合国际间局势的演变，由大陈岛发起反攻大陆军事作战”。听起来很显赫，所辖兵力不过六个突击大队。
朝鲜战争停火，解放军的海空军，得以自此南移，开始对浙海地区，施加压力。毛泽东能让经国的几只“小小苍蝇”长期“嗡嗡叫”吗？
三年内战，主战场为陆地。1949年，解放军开始着手海军建军。1950年到1954年，是萌芽期，国军凭有限的舰只，处于无可抗衡的地步。但在浙海对抗中，太平舰沉没，给予国军强烈的讯号，既往的海上优势，已为时间所淘汰。
经国利用这个机会，指示救国团发起一项建舰复仇运动。很多青年，受到激励，报名从军。用中共的术语说：“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经国反祸得福取得重大宣传上的胜利。
《中美共同防御条约》于1954年12月3日在华盛顿签订，中华民国的“领士”范围，仅限于台湾与澎湖，大陈及其岛屿并不在“协防”之内。毛泽东紧接着协防条约签订之后不久而用兵，一方面考验美国的真实意向，一方面给蒋猛掴一掌，告诉台湾军民，有这个条约，解放军还是想打就打，别以为条约是万灵符。
蒋先生头脑才清醒过来，美方不愿意介入援助，与其说是军事的理由，不如说是政治的考虑。几乎没有人相信，蒋先生能打回去的神话。美方抓着这个机会，正好逼蒋，自大陈撤退。
国军被迫自大陈撤退，久已消失的悲愤气氛，重临全岛。但以蒋夫人为支柱的华美协进会，由陈香梅出面，在空军总部大礼堂，举行岛上有史以来首次的服装表演会，“介绍流行美利坚的H线条洋装，并将这场展览会美其名为‘服装义演‘”。
义演当晚，由军大之友社总干事江海东带头，率领同志一批，在路上拦阻赴会的汽车，用行动表示沉重的抗议。
江海东太岁头上动土，蒋夫人向蒋先生报告，蒋冲冠一怒，下令将江扣押。
江海东是太子党人，一般的说法，是经国和夫人斗法的另一回合（上海打虎，为孔令侃扬子公司案是第一次）。江遭到短暂监禁，但三个月后恢复自由。
国民党七届五中全会中，蒋先生提出“励行战时生活”的议案，提供了一些明朗的线索——父亲间接地站到儿子的这一边。
19．孙立人兵变
经国有父亲做后盾，开始认真地推动其权力之旅。在大陆时，形势比较复杂，国民党内部，党中有党，派外有派。想在权力组织里更上一层楼，不知要排除多少阻力，未必能如愿以偿。但到了台湾，占天时、地利、人和之便，呼风唤雨。
任总政治部主任，摹仿苏联的政工制度，切实掌握军队。有了枪杆子，自然不怕拿不到政权，剩下党和特务系统，只是时间问题。
从江西时代起，经国即已着手建立自已的KGB，但都成不了气候。那时候，“中央调查统计局”简称“中统”，是陈立夫的天下，“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是戴笠的，都直接向蒋介石负责，经国是插不了手的。退到台湾，局面小了，机构紧缩，正好给予小蒋登堂入室的机会。何况，陈立夫远走美国，毛人凤当家的军统，不复昔日雄风。
经国跨进情报单位的第一步，是从1949年成立的政治行动委员会开始，后来改为“总统府机要室资料组”，披着“总统府”那张老虎皮，自成为君临一切的权威机构，超越任何党政架构。
“保密局”局长毛人凤，这位江山三毛之一，自恃是“领袖的耳目”，就不怎么把领袖的儿子放在眼里了。经国也很不喜欢他这位浙江同乡，可也莫奈他何！毛不仅有蒋先生撑腰，还有夫人做靠山。经国虽以总政治部名义，抢去“军密局”的业务，在毛人凤眼里，经国是外行。
经国先拉拢和毛失和的郑介民，然后向毛手下的叶翔之招手，从内部去瓦解毛人凤。
叶翔之，浙江杭州人，1939年加入“军统局”，绰号“小飞机”，形容他“钻得快，爬得高”的意思。1949年，任“保密局”第二处长，因暗杀杨杰，炸毁“译生”轮船，破获“吴石案”有功，为蒋先生所器重。但叶贪污腐败，品德低下，且为人桀骜不驯，故与局长毛人凤关系不好。1951年，叶办案敛财，被毛抓到了把柄，叶中饱私囊黄金170余条。毛人凤呈报蒋介石，要求严办叶翔之，处以极刑。
这下，叶翔之慌了手脚，向蒋经国求援，小蒋认为，报复毛的机会来了，略施拳脚，将毛的呈报文件，从蒋先生办公桌上偷走，且调动叶到“大陆工作处”任副处长。叶贪赃免死，且因祸得福，摇身一变，成为太子“最亲密的战友”。毛人凤的感受如何？不难想象。1956年10月，毛患肺癌去世，众口同声，说是被经国所气死。
经国打击“军统”的面，愈来愈广泛，凡戴笠旧部，愿投诚效命的，或收容或升官；倚老卖老的顽固派，报复打击，毫不宽容。
蒋先生凭灵感办事，要设什么机构，反正不受立法的牵制，想设就设。
吴国桢有个比喻：蒋先生当总统，则为总统制；蒋任行政院长，则为责任内阁制。经国继承衣钵，他做副的，即是他当家。经国任国防部副部长期间，外交部的事，都向国防部请示！
吴国桢大闹后，使蒋先生在美国人面前颜面无光。但吴毕竟在太平洋的另一边，于实际政治，已经绝缘。省府主席俞鸿钧的后任，是比俞更听话的严家淦，经国得心应手。唯一能称为政治势力的，剩下陈诚副总统。陈有野心，又是经国的长辈，资历厚，声望高，远非经国所可匹敌。但除非蒋先生突然归天，陈依宪法继大位，否则陈成功的可能性很小。一为年龄的悬殊，陈五十七，经国四十五，相差十二岁；二为陈的健康，患严重胃病。相对地，经国精力过人。
现在政敌只剩下时任参谋长的孙立人将军。孙是武将，虽被解除兵权，在总统府坐冷板凳，但他过去带过兵，羽翼尚在。
孙立人，原籍安徽舒城，清华毕业，保送赴美留学，进入印第安那州的普渡大学，获工程学士学位，转入弗吉尼亚军校，和美国的乔治·马歇尔元帅是先后期同学。毕业归国，入党务学校任军训队长，后调任“陆海空军总司令部侍卫总队”任副总队长。宋子文成立“税务警察总团”，邀孙出任该团“特种兵团团长”。“八一三”淞沪抗战，孙的税警第四团参战，中弹负伤。“新税警总团”在长沙成立，孙重任团长。
1940年11月，税警团改编为新38师，孙任师长，第二年远征缅甸。滇缅战役中，仁安羌解救英军，打通雷多公路，反攻缅北，被誉为“东方的隆美尔”，获英国皇家勋章。
缅北战争获胜，升任新一军军长。抗战胜利后奉调东北。四平、长春之战后，因与杜聿明意见不合，解除兵权，只身南下。
孙离开东北，心情抑郁，最不甘心的，是受黄埔系的排挤欺压。不久后就调到台湾，任编练司令，负责新兵训练。大陆沦陷，蒋重整旗鼓，为了争取美援，打出孙立人这张己冷藏的王牌。1949年，任命孙为东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兼台湾防卫司令。第二年3月擢升陆军总司令兼保卫总司令，1951年晋升陆军二级上将。
孙立人的处境，自留美回国那天起，的确备受党派倾轧之苦。孙的学识，卓越超群，这在中国的特殊情况下，变成他的负数。蒋在1940年前，不让孙参加野战军，带兵作战。据一位跟过孙多年的老部下说：“孙是个非常优秀的带兵官，但是位很坏的领袖。”讲人际关系，几乎没有人可以和得来。任陆军总司令期间，每周军事汇报，从来未准时出席，其理由非常可笑：“他不愿意向周至柔总长敬礼，迟到能避免，因为，总统已在场。”
孙之傲慢，固有其理由，主要看不起他的一些同僚，认为他自己鹤立鸡群。特别美国恢复军事援助后，制造他“非我莫属”的优越感。诚然，孙有学识，也有战功，是蒋的爱将，美军的宠儿，但孙是台湾整体里的个体，不能与人和平共处，就会孤立无援，且遭致群体的孤立。
1950年12月，孙立人召开“新年第一次年终扩大良心会”，让许多高级长官来听取士兵们的良心话。孙致词说：“现在社会黑暗，人心不古，不但做事骗人，说话也骗人，所以社会动荡不安，就是彼此不能开诚相见，埋没了良心。”
“良心会”的用意，也许不坏，但经国觉得，孙立人捞过界了，这本来是该政治部发动的事。
美军顾问团长蔡斯，他有支票签字权的美国大亨，负责台湾的军援执行，法力无边。早为蒋先生和经国所不满，但孙、蔡不谋而合，蔡斯也主张撤消军中政工制度。经国对孙很不满，认为孙假外人以自重。
蒋先生乃于孙的陆军总司令任期届满，连任一次后（1954年6月），调孙为总统府参军长，再度打入冷宫。蒋做这样的决定，客观的原因是“狡兔死，走狗烹”，以孙做门面的作用消失；主观的原因是，孙犯众怒，导致内部不和，且担心孙为美国所利用，怕祸起萧墙。
孙觉得自己唯才不得志，参谋总长一职，居然没有他的份，由黄埔系的桂永清担当，所以气愤填膺，险走极端。
孙是职业军人，“为了自己能独当一面，获得领导权，铲除那些贪污无能的官僚”诉诸枪杆子，不足为奇。
“孙立人事件”的真相，当局一直讳莫如深，我们把大致的经过呈现如下：
事情由一个叫郭廷亮的人引起。郭廷亮在孙任税警总队的时候就跟着孙。1948年，辽沈战役里，郭驻军沈阳，认识了一个叫白经武的人。白是共产党，一直煽动郭投靠。沈阳被共产党攻破后，郭想逃走，需要白帮他搞一张路条。白经武介绍了他的哥哥白经文，他是共产党科长，白给了郭路条，但交换条件是，郭到台湾后，必须为中共工作。
郭到台湾后，仍然一直跟着孙，但无显著间谍活动。直到1954年9月晚上，某个操着北方口音的人来到郭的家里，说：白先生要你积极行动，不久后他会到台湾来。郭随即执行所交代的任务：就是利用与孙多年的长官部署关系，在军中联络少尉级军官一百零数人，预备于适当时机，发动“兵谏”。
孙有没有直接地，明确地和郭商量联络军官，发动“兵谏”一事，是个谜。但孙在卸任陆军总司令时，曾令人造册，把各军师团单位的联络人送孙。1954年8月和10月，孙还曾两度召见郭廷亮，了解联络进展情况。
6月初，国军在台南地区举行总统活动，孙等选定此时，为发难日期。孙本人计划于5月25日左右南下，赶上6月初的行动。但事情发生了变化，孙突然“奉谕”于30日与蒋介石同坐飞机，郭廷亮则已于25日被捕。
一个说法是，孙等保密工作没做好，已先后有二十余人，向当局告密，郭廷亮于事发前十二日被捕；还有一个说法是，某炮兵连突奉命携带弹药，引起某炮兵长怀疑，偷偷溜出营房报告，然后安全局的毛人凤奉命专机南下，事败案发。
孙的“同谋”事发先后，都被捕了。但国民党当局仍不动声色。6月6日，蒋先生在高雄设宴，为美国第八军军长泰勒中将洗尘时，陪客中尚有孙立人在座。此后，6月15日的黄埔军官学校成立校庆，和为蔡斯返国举行的联合欢宴席上，就再看不到孙的身影了，实际上，他已在看管审讯之中。
外媒率先报导孙被捕的消息，当局却闷声不响。到8月3日，也就是说封锁了两个月，才公布孙辞职的消息。
8月20日，蒋介石下令成立调查委员会，委员包括陈诚、王宠惠、许世英、张群、何应钦、吴忠信、王云五、黄少谷、俞大维，并指定陈诚为主任委员。调委会成员，除陈诚、何应钦是军人，其余七位，和孙都谈不上任何恩怨纠葛。可以看得出，蒋先生要制造出一个客观、公正的形象。
由于国民党政府的信誉欠佳，持独立言论立场的海外刊物，对当局处理孙案的公平性，颇“忧心如焚”。
《祖国》的社论说：“这一事件，实为蒋经国与孙立人冲突斗争的结果……就政府处理龚德柏与马乘风案件经过看来，也使我们忧虑政府当局，是否能做适当的处理。”社论特别提到吴国祯和任显群涉嫌匪谍案，这几个政治案件，如今依然在“不审不判”之中。这次如果对孙立人以及郭廷亮的案件，也照以往的办法拖，或不顾舆论压力而专行到底，那不但对内要失尽人心，同时将再次降低国际声望。
不可否认，海外的舆论，的确使台湾对孙案的处理，既不敢造次，更不敢拖延，九人委员会，历时五十天，完成调查报告。调查报告，长达一万六千余言，10月31日，正式公布。但其结果，和1937年的张学良案，有异曲同工之妙。总统命令，“以孙立人久历戎行，曾在对日抗战期间作战立功，且于案发之后，即能一再肫切陈述，自认咎责，深切痛悔，既经令准免去总统府参军长职务，特准予自新，毋庸另行议处，由国防部随时察考，以观后效。”
孙如真的图谋不轨，证据确凿，交军法处，大公无私，任何人服与不服，亦将向法律低头。但蒋先生故意师法前人，交叉运用恩威并施的游戏，即所谓棍子萝卜的技巧，先予打击，再故示宽容，让受害人感恩不已。
郭廷亮判定“匪谍”罪，但能幸免一死，台湾无此先例。假释后，获准离台赴港，又是例外之例。只能说，经国有好生之德！
我们用常理判断，孙确实有一肚子委屈，现实环境使他无法施展，愤世嫉俗，以至铤而走险，那是可能的。然而，孙军人出身，难道他一点警觉都没有吗？对台湾的严密特务监视，茫无所知，敢轻举妄动？所以，比较合理的解释是，孙和部下的联系是有的，但那是基于长官部下，不一定就是图谋不轨。
纵观全案，郭廷亮成为孙案主角，孙受郭的牵连。
中共要吸收郭为地下工作人员，也不能儿戏到仅凭一面之缘，即下达任务！
以“匪嫌”入罪的，如后来的柏杨、李荆荪等，其实都是台湾上下铲除异己分子的故伎重演。其妙处在于，无人可代为伸冤，无人敢问，训练有素的特务人员，有“认真作假”的本领，使用各种技巧，会让你自己挖井，自己往下跳。
甚至，我们可以说，孙的辞职书，未必出于孙的自由意志，办案人员能强迫郭廷亮“供证不讳”，何尝不可以让孙辞职？
中国历史上出现的冤案，历朝历代，消灭异己的手段，大同小异。
孙立人是政治的牺牲品，他自己既无申诉的机会，此案将永远无水落石出的可能。
至于外间猜测，孙有美国的支持，蔡斯因而事败调职，则纯粹是无稽之谈。
孙立人被排挤出局，彭孟缉上窜，由中将衔升二级上将，以黄埔六期的小老弟，充分显示着蒋经国的势力，情治系统出来的人开始掌握台湾的军事大权了。
20．五二四事件
蒋先生梦想的三次世界大战打不成了，退而求其次，寄希望于华盛顿共同反共，帮他“光复大陆”。华府的当政者，是现实主义者，比蒋介石清醒得多。反共保台可以，冒打战风险，助蒋复国则免谈。
蒋介石比蒋经国经历过的风浪多多了，他对华盛顿当局的凌人盛气，诚然不满，面对现实情况，他的分寸把握还是非常妥当。经国的火候就差得多，虽是基督徒，可并不会活学活用《圣经》里的道理。
经国对美国在台湾的势力，一直忐忑不安。虽然吴国桢和孙立人的势力已经从台湾的统治阶层中拔除了，但一直很害怕和防着美国军事顾问人员。
1957年3月，刘自然遭美军雷诺枪杀，经国灵机一动，认为这是他报复华府的时机！然后就发生了“五二四事件”。迄今，尚无具体的证据——也许永远没有——可以肯定经国是案件发展的主谋，但根据各种合理的假定，经国却无法逃避最大嫌疑。
“五二四事件”又称“雷诺枪杀刘自然案”，起因是美军上士雷诺，于该年3月20日午夜11时，在其阳明山住宅门前，将服务于革命实践研究院的刘自然，开枪击毙。两个月后，美军军事法庭，经三天半的审讯，以“罪嫌不足”，宣判被告雷诺无罪。24日，台北发生史无前例的反美暴动，美国驻华大使馆的文物桌椅，为暴民砸毁。
刘自然在自己的国土上，被驻台美军枪杀，是一件严重的刑事案件，更是一件含有重大政治意义的外交案件。照台湾当局的一惯处事作风，应该是先控制新闻，由警总或中央党部第四组，以电话通知，禁止刊载，避免家丑外扬，影响两国关系；第二，和美方交涉，给予刘自然遗孀，适当金钱补偿，附带条件是，守密到底；第三，请美国军方将雷诺调离台湾，并予适当惩处。这样就会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皆大欢喜，圆满收场。
不料，有关机关，非仅未予阻止，且采取放任的态度，媒体一味煽动。显然，官方袖手旁观，民间起哄，有意无意间，要把事情扩大，使美国在处理雷诺案的司法程序中，无回旋余地。
阳明山警察所派员前往现场调查，警方以雷诺为现行犯，即拟扣留带走，为美方宪兵所阻，理由是驻合美军享有外交豁免权。翌日（3月21日），中方外事警官要求美宪兵同往现场勘查，为美方拒绝；月底，双方始成立“专案小组”，共同调查刘自然被杀真相。
雷诺有他自己的故事。他说，当晚刘自然偷看看他太太洗澡，最初并无杀人意图，只想扣留送警。发现刘手持木棍，向他高举，有袭击的模样，呵止无效，才扣动扳机开枪。我们站在被告雷诺的立场，为了卸罪，即便编织一套有利于自己的说词，为理所当然。
军事审判，于20日上午九时，在一个美军教堂开庭，由法官菲尔德上校主持，按照美国司法程序，陪审团八人（四名校官，四名军士），庭讯开始。
二十三日，上午九时开庭，十点十分，辩论终结，法官宣读案情后，要求陪审员用良心投票，不受舆论影响，作出自己独立的判断。十一点正，法庭的门，予以封闭，全体陪审员进入密室从事裁决投票。依据美国军法规定，经军事法庭宣判无罪后，检察官不得提请上诉。判决须三分之二以上的多数决定，即六人以上，可投票定案。
十二点五十五分，陪审员经过一小时四十分的磋商决议，菲尔德上校，宣布开庭，获得结论宣称：“本案被告雷诺被控任意杀人，经本法庭陪审团审讯调查结果，投票表决，宣判无罪。”
在法庭旁听的美军人员及眷属对判决立即报以热烈掌声，坐在下面的台湾人员则“泣不成声，几至晕厥。”
5月24日上午10点一刻，李自然的太太顶着一块中英文书写的双语招牌，走到大使馆门前，表示对雷诺宣判无罪的抗议。台湾属戒严时期，任何抗议、游行、示威，为法律所不许。奇怪地，刘太太受到特别的优待。
围着看热闹的群众越聚越多。刘太太现场煽情演讲，激起群众更大的同情，全场气氛，凝重而凄惋。
突然有人大喊：“雷诺已经坐飞机走了！”群众的愤怒情绪，再无法抑制了，等于一根火柴，丢在炸药上，开始爆炸燃烧。
1点10分，仅少数人试着翻越使馆西侧的围墙，十分钟后，群众聚集超过千人。开始石子攻击，1点40分，数百人冲进使馆，翻箱倒柜，任意捣毁砸烂汽车、玻璃、桌椅，俨然，庚子年义和团事件的重演。暴民们甚至将星条旗扯下，换上青天白日旗，群众高呼“中华民国万岁”的口号。
3点15分，台湾省警务处长乐干到场，情治单位人马，密切注视情势的发展。奇怪的是，他们只作壁上观，平日的权威全无了。
5点整，官方看到情势有发展到失去控制的危险，于是宣布戒严，并用水龙头冲击人群。
但1小时后，使馆再度被围，7点40分，暴民冲过警察封锁线，再度进入使馆内室，作彻底的破坏。其中，且有人持器具将使馆的保险柜打开，取走大批秘密档案文件。当然，那就远非一般老百姓的所作所为了。
蒋介石得到事态严重的报告，大为震怒，下令撤除卫戍司令黄珍吾、宪兵司令刘炜，以及警务处长乐干的职务。同时调动武装部队，执行戒严宵禁，镇压群众，维持秩序。深夜11点，形势受到控制。
华府官方的反应，是“惊愕”，艾森豪威尔总统的声明，说“这不像是一场无组织的行动”。
这可慌了蒋介石的手脚。据熟悉内幕的人说，蒋先生肝火大动，经国因而受到杖责。经国虽然在事件前后一直从未露面，但华府似乎把矛头指向了他。
经国处境之恶劣，并不下于大陆撤退前夕。除了道歉、赔偿，经国因此连续六年，隐藏在幕后，好象被人遗忘了似的，他的行迹暂时从报章杂志上消失，拒绝记者访问报导，很少出现公开场合。官职是“行政院国军退除役官兵辅导委员会主任委员”，负责领导修建全长348公里的横贯公路，经常奔走于东部的崇山峻岭中。经国计算着，只有借飞逝的岁月，冲淡友邦对他的“误解”。反正，美国人是健忘的，艾森豪威尔政府快下台了，时间在经国这一边，耐心等待，肯定有云开日出，胜利在望的一天。
经国3年10个月的努力奋斗，经国领导修建的横贯公路全线通车，经国默默地完成了一件大事，不能说是“五二四事件”的副产品，也是他风餐露宿，有志者事竟成的巨大贡献。
经国的思想里，原带有强烈社会主义的本质，在台湾这一阶段，过去没有插足地方政务的机会，这次大展身手，也可以说，是他自苏联归国以来，最有始有终，将理想付诸实现的社会事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