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适的乌篷船

周家三兄弟，除三弟周建人与文学不沾边外，大哥和二哥都是专搞文学的。可是二人的文学理念却迥然不同，以至于有反目的悲剧。那时的中国散文似乎只有两大流派，一是以鲁迅为代表的战斗杂文，一是以周作文、梁实秋为代表的闲适小品文。从我们现代文学史上的评价来看，多数都指责周作人。

抗战爆发后，他留滞北平，成了当时有名的留平四教授之一。后来他在家中遇刺，幸免于死，便辞去燕京大学教授一职，不久任伪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伪华北政务会教育督办。这就是后来我们认为周作人堕落为汉奸的事情。这样看来，鲁迅和这位兄弟不和便是情理之中了。于是我们也一直认定，周作人一流，居然在那个风云激荡的时代倡导“闭门读书”，写“闲适小品”，这是彻底地向消极退隐的路上滑去。

比如他在《雨天的书》序二中说：“我近来作文极慕平淡自然的景地。”在《<苦茶随笔>后记》中说：“以后应当努力，用心写好文章，莫管人家鸟事，且谈草木虫鱼，要紧要紧。”

其实谈草木虫鱼的何止周作人呢？汪曾祺写了许多这类散文，却被我们定为散文大家，周作人却成了众矢之的，想想也觉得有些冤屈。只怪时代弄人啊。

好好读周作人的文章，却发现其笔势飘逸疏朗，文字平淡冲和，风格舒徐自在，实在是一位不可多得的散文大家。他写的《乌篷船》便是一个名篇。

《乌篷船》在形式上是以书信为体，是写给子荣君的一封介绍浙江乌篷船的文章。值得注意的是，子荣就是周作人的笔名。这是一封写给作者本人的信，算得上是心灵的自我宣泄。

文章不长，文字极平淡，是典型的周作人风格。里面对水乡常见的交通工具乌篷船有很细致地刻画。他对大、中、小三种乌篷船进行比较后，极力抒写“三明瓦”的好处，对其构造材料，船体格局，船篷之高，船舱之宽，实用价值等，不厌其烦地道来。他甚至还写“船头着眉目，状如老虎，但似在微笑，颇滑稽而不可怕”，这算得上是不遗余处了。像这种看似啰嗦地描写，其实正体现一种不疾不徐的从容态度。

全文写了绍兴水乡的风俗，又有对故乡的眷恋，满纸都是一种隐遁的哲学。

那么从《乌篷船》中来看，周作人的闲适观究竟算不算消极呢？这一点很难去评判。

他在《自己的文章》中提到：“热心改革的朋友痛恨闲适，以为这是布尔乔亚的快乐，差不多就是饱暖懒惰而已。然而不然。闲适是一种很难得的态度，不问苦乐贫富都可以如此，可是又并不是容易学得会的”。在另一篇文章中他也提到：“田园诗的境界是我以前偶然的避难所，但这个我近来也有点疏远了。以后要怎样才好，还须得思索过——只可惜现在中国连思索的余暇都还没有。”从这里可以很清楚地知道，周作人的闲适，绝不是一种肤浅地消极退隐，而是对国家悲天悯人之后又无能为力的苦闷。这也是中国传统文人的倾向性。白眼的阮籍和打铁的嵇康都是这个样子。陶潜在《拟挽歌辞》中写：“向来相送人，各自还其家，亲戚或余悲，他人亦歌”，这样对待死亡的态度与庄子无出其右。这些都可以被看做是一种闲适观，这种闲适显得大彻大悟了。

其实周作人的散文应该有两类，一类是针砭时弊、讽喻现实。比如《碰伤》、《前门遇马队》等斥责军阀的武力镇压。另一类则是写日常琐事或回忆往事，这里就有许多名篇，比如《喝茶》、《苦雨》、《北京的茶食》、《故乡的野菜》当然也包括《乌篷船》。由此可见，周作人也并非不闻窗外之事，只不过他更懂得体悟社会。他知道在时局动荡的年代，需要有人以笔做枪，去冲锋。但也需要有一部分人退而居其次，抒写动荡中的美和怀念。要知道，这是那个时代里唯一温存之处。

不去写，真真可惜了。

可是周作人一写，就招来无数唾骂，甚至是自己的亲兄弟。这样想来，真是委屈了他。

周作人真是一位闲适大家，他说：“万一讲草木虫鱼还有不行的时候，那么这也不是没有办法，我们可以讲讲天气罢”。

果然智慧之人！

2018-5-29 晚上写成

2018-5-30 晚上改成 时雨不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