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与思的故事》摘录2 - 她感到她的世界开始晃动

他们纯粹只是有头脑的人，却把生命的另一面如躯体、命运和劳作忽略了。

大学生应该秉持真实的生命，在这种真实的生命中，身体方面和精神方面的活动要相得益彰。

海德格尔始终把人的生存中身体与精神两极之间的相互陌生化诊断为大众时代的自我异化。

当时，为什么有这么多的人自觉忍受任何情况下的不妥协思想，甚至在这种不妥协思想有某种强迫的趋势和变成某种暴力活动时他们也愿意承受。

真正的思想是容不得任何妥协的，对于这一点海德格尔是在经过了一系列的周折之后才体会到的，是在各种困难的局面下才学会的。

可是，思想中的不妥协性在一种情况下可能硕果累累并富有启迪，但在另一种情况下就可能会践踏一切，富有破坏性。

但是，用今天的眼光来看，真正让人感到吃惊的倒是如下这个状况：哲学家海德格尔居然真的就相信，他能从思想直接转化为行动， 不需要事先在思想和行动之间铺垫足够的转换空间，一步就可以到位。

真正的向存在趋达也可以规避一切形式的人们，一切形式的同时代人之间的各种事件联系，一切形式的公众舆论、文化和技术。他把外在的世界看作干扰，是基于各种专门技能的干扰，他要排除这些干扰，在这个背景下才产生了从思想直接到实践的天真想法。

海德格尔这只狐狸，被他自己挖的洞穴所捕获。

新人是可以被塑造的，通过技术来塑造，必要时也可以通过强迫的方式来塑造。

两种乌托邦都承载着自我清洗和自我更新的理念，他们相互叠加，相互推动。

年轻的知识分子还是追随者两种乌托邦中的一种，在权力的战略谋划中寻找使自己更上一层楼的机会和谋取权力的机会，在没有任何约束的想象中尽情挥洒自己的感觉。

目标和意图是要前仆后继，让后代受教育，并培养他们的自我意识。

年轻人在这里聚集在一起，共同读柏拉图的原著，一起背诵伊曼努尔 康德的文献，也对新出版的各种文学哲学著作展开讨论。这里出现了一种志同道合的小组，实际上阿伦特终生依恋这种小组的活动。

我们把什么东西都扔进去熬，凡是那个时代有的，我们能知道的，一股脑全扔进去。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每天都致力于把我们讨论的观点宣布为当日的重大事件。

显然，她的不安全感和她想回过头来弄明白这段历史的内心需要，是驱使她研究德意志人——犹太人融合过程的动力。

她感到她的世界开始晃动。

如果老师们的思想状况也要受到审查的话，那么大学的根基就会被连根拔起。

所有的事情她都触手可及，她嗅得到，听得到，看得到，也感觉得到。

人物只是犹太人自身断裂的客观化的载体：在既渴望归化又渴望知道用这种以贡献经济能力的办法来归化不可能再现真正的认同感之间出现的断裂。

向存在趋达的人作为一种可能性是现成的。但它必须被生命去经过。怎样经过？藉由提出给定性。

在海德格尔那里，这种给定性是：死，恐惧，人们，说废话，但也有对向存在趋达的忧患。

在她所做的谈话和所写的文字中，经常谈论命运性、对真实的向存在趋达的醒悟、对向存在趋达的错失以及使命这些东西。换成今天的话，人们可以说她在谈论：同一性和真实的存在边际。

年轻的汉娜阿伦特在与人打交道时，一般情况下都是头脑冷静的，但她第一次见到布卢门菲尔德，平时的冷静被一扫而空。无论如何，这一天两人相谈甚欢，余兴未尽。

在这方面我受到了影响，而且也受到了感动，但谈不上有什么政治作为。

作为人来为人辩护。

德国知识分子精英中相当数量的人都有深渊旁的星级宾馆情结，漂亮的设施与服务豪华舒适的宾馆就建在深渊旁，就建在虚无旁边，就建在一切都失去意义的边缘。在尽情享受一日三餐或观赏各种艺术品的当中，被深渊包围的光景居然让人对这些精心设计的豪华舒适流连忘返，而且兴致还一天比一天高。

她是一位非常富于实践精神和头脑非常冷静的年轻女性。她的稳固的自我意识，她的健康的人类理智，她和**主义积极分子的广泛接触，都在为她没有成为某种幻想的牺牲品起到了保护作用。

在这个背景下，汉娜对海德格尔的爱情所面对的两难处境就更加清晰可见。这种爱情是真情实感，却置她这位年轻女士于毫无前景可言的境地。

当我读到马克思韦伯有关重振德国的那个非同一般的句子时，我既不能同意也不能反对，我有义务与这种腔调保持距离，我隐约觉得他的话里暗藏杀机。我想向您坦白我心里的这层障碍，尽管越往后读我心里的顾虑也在逐渐减弱。

作为有高度政治自觉的犹太女性，汉娜阿伦特觉得她的老师雅思贝尔斯完全是善意的一厢情愿，甚至有点德国性的天真代表的味道。

在这个冰雪般冷酷的时代，她的伟大爱情被冻结，她充满希望的学术生涯戛然而止，生存在赤裸裸的威胁中，没有任何保障。

糟糕的是，这些人居然真的相信了，短时间内他们就信了，有些人在很短的时间内就信了。

他们幻想着远远超出常规水平的那些飘忽不定的东西，他们是追随着自己的幻想坠入深渊的。

她的担心不止是她成为哲学家的职业道路被破坏了，更要命的是，突然间她发现自己必须面对这样的一个现实，发生了某种事关重大的决定性的事情，这种事情要以牺牲她正常的生存方式为代价，这个代价不是想象的，而是已经实际发生了的。

这件事对我来说是一个直接的震惊，从这一刻起我意识到，我必须对自己负起责任。这就是说，对人们普遍采用的观望的观点，我已经不再同意了。

逃亡使她的生活完全被打乱，变得一团糟。所有的积累一下子全都中断，把她从由朋友们构成的学术圈和所有的保障网络里扔了出来，她也以她特有的方式作出断然反应。

谁都能明显地感受到情势的变化。

这是当时普遍的政治，这种普遍政治可以说变成了个人的命运，只要你处在这种政治气候中。

就个人的感受来说，倒不在乎我们的敌人做了什么，而是我们的朋友做了什么。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她做了她认为更重要的事情：她全力投身于实践，学术讨论的事反倒不重要了。

当人们作为犹太人受到攻击时，人们也必须作为犹太人奋起反抗。不是作为德国人，不是作为世界公民或者诸如此类的身份，而是：我作为完全具体的犹太人能做什么？

但现在不一样了，现在，犹太人的归属问题已变成我自己的命运问题。

新的时代使阿伦特的既有生活方式无以为继，她必须重新设计自己的生命。

许许多多的东西，都是这样的幽暗和有待追问，我的感觉是如此强烈，越来越强烈，我们正扎根于新的现实性，整整一个时代已经变得陈旧过时。一切都取决于我们能否给哲学准备出一个相契点，并催生它变成言说的语词。

卷入官僚机器中，卷入到各种影响的机器中，卷入到权力斗争和政党政治的机器中，迷失了自己，虽说只有短短的几个月，但就像我太太所说的那样，成了一个官迷。

海德格尔先生迷恋权力，对他产生吸引力的是能在将来发挥强大的影响力。

雅思贝尔斯的哲学知识一种幻想，基于对人之为人的人格进行伦常意义的澄清的目的而产生的一种幻想。要形成在本质性的知方面自己的真理能力，更不要说那唯一本真的真理能力，雅思贝尔斯缺乏哲学概念。因为雅思贝尔斯在哲学之为哲学的最深层面上无力认真对待哲学的知，不再有在哲学中对哲学的真正发问。

他们从此不再亲自见面，但彼此在对方那里的存在无论到什么时候都如影随形。

在他们的这条道路上，不可能完成德国大学的内在转变，即不可能在源于一种哲学精神的意义上完成德国大学的内在转变。多年以来，大学越来越受高等学校这个概念的影响，就是说，专业体制以及职业培训体制具有越来越大的优势地位。讲课技巧、管理技术和收入问题成为优先考虑的问题。精神性的东西沦落到只是有时候也要重视的地步。

在这些大学的教师中，出生于技术高等学校和医学、法学系的教师占据了绝大多数，这些人有高度的专科学校的专业自觉，一窝蜂地拥进这样的专业学校， 然后有自觉地在党派意识形态和世界观学说的意义上向政治看齐。

他并不是全盘反对犹太人，在他担任校长期间照样聘用了犹太裔教授，并且也继续与一些犹太朋友保持来往。但他也对其他一些犹太人保持距离，显然，这是因为他担心自己失去机会和位置。

他设法另起炉灶，在年轻助手、讲师乃至大学生中寻找自己结盟伙伴。

他落寞地坐在那儿，空间很大，装饰也很华贵，但他看上去并不快活，也不惬意，你会感到他的布置不和谐，他的动作不自如。

他到处参观，也参加了多次郊游，对古罗马的风情有了新鲜感觉。

当人们兴奋过了头，开始清醒的时候，当现实与期望差距过大的时候尤其如此。人们发现，恐怖并非事不关己，自己的朋友和熟人也已经成为牺牲品，人们才回过神来。对此，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反应方式。

海德格尔的反应则是模棱两可：他退了出来并保持沉默。他语焉不详，让人摸不着头脑，他的听众根本摸不透他到底要说什么。

要从自己的跌落中恢复过来，海德格尔需要若干年时间。

在他那代知识分子中有很多这样的人，他们从童年起就被这样的诊断所熏陶，说德国以及整个西方世界都陷入一种深度的危机之中。

在海德格尔哪里，思想从一种精神的激动状态喷涌而出。在他的哲学独白中，海德格尔总是被一种扬弃了自然与智性、躯体与精神的分裂的合力所环抱。当追求着的思是源于存在而来时，激动感就出现了，不是思索某种东西，而是思想之流自行喷出。

《存在与时间》不是疏经释义的学术著作，而是一种思想的见证，它见证了作者在文化批判和系统的思想之间的紧张，此一紧张给他的压力是如此之大，以致他不得不产生付诸行动的想法。在这个想法的驱动下，表象的世界和构想的世界都应纳入本真的如此这般存在的规定，为此，他必须为现实的、可感的世界恢复思想上的名誉。

海德格尔的转向是哲学的转向，而不是政治的转向。在转离权力的同时，他也一同转离了绝对意志，转离要改变什么的绝对意志。

当我们终于经验到，几个世纪以来被大肆赞美的理性实际上正是思的最顽固的劲敌时，我们才真正开始思想。

贱民就是被剥夺了一切权利的人，不得不为自己的自我意识而奋斗，这种自我意识意味着，知道自己已经被排除社会，成为边缘人。

这种动不动就感激不尽的性格只不过是一种谬误，并没有真的值得感激这回事儿，是以自己最美好的心愿和最渴望的敬意杜撰出来的，杜撰得天衣无缝。这种特性是基于自己的世界学会并理解到的：太在乎别人怎么看你了。宁可让自己的手掏出自己的心，宁可伤着自己的心，也不能伤着面子，不能让人看到一个伤到面子的人。什么敏感，什么字面上的同情，什么亲密无间，不过是对每个人本能地具有尊严的一种病态的升华表达而已，他要护住自己作为人的面子。

由于没有合法的身份保障，陌生的语言，缺乏稳定的日常生活，对朋友和家庭成员的担心，恐惧感和忧郁感等原因，流亡生涯在心理和文化方面都导致人格难以承受的分裂，人格和身份的同一性问题始终经受考验；这些东西弄得她身心憔悴，消耗了她太多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