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政治学

风险政治学 本文作者｜万吉庆 以往，人们论述英美政治制度时，常常从“天赋人权”（God-given rights，准确的说法是“神赋人权”）或“主权在民”的角度谈起，如果解释得当（采用历史主义而非普遍主义的话语），这种思路也无可厚非。 不过，在超验传统淡薄、政治文化迥异的国家，上述话语在多数人那里难以引发共鸣，这也是实情。因此，常有人从相对主义角度出发，将上述制度打上“西方中心主义”的标签，以示不足借鉴。 为了避免在观念层面绕圈，我们可以换个思路，从规避风险（或风险管理）的角度，来理解政治学。 或许得益于基督教的“原罪说”，保守主义者对人类道德和理性的局限有着充分估计。英国诗人蒲柏有言，“是人都会犯错”（To error is human）；英国哲学家休谟提出过著名的“无赖假说”，“在设计任何政府体制和确立该体制中的若干制约、监控机构时，必须把每个成员都设想为无赖之徒，并设想他的一切作为都是为了谋求私利，别无其他目标”；美国的麦迪逊为1787年宪法辩护时，也谈到“倘若人人都是天使，就用不着政府。倘若组成政府的人都是天使，对政府的外部控制和内部控制，也都成为多余”。 他们深知人的易错性，所以，从事制度建设时，他们往往着眼于建立纠错机制，以求最大程度规避风险。索维尔说，“风险最重要的一点，也许就是它是不可避免的。某些个人、群体或结构也许能够规避风险，但其实是以他人承担风险为代价。”这种思路完全是现实主义的，只要我们还懂得权衡利弊，应该不难理解。 在这里，我们不妨从“风险政治学”的视角剖析英国的立宪君主制。 作为非人格化的制度，立宪君主制实现了统治权、治理权的分离。看过英剧《王冠》的读者想必记得，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自主权非常有限，处处受法律、惯例的掣肘，简单说，女王乃是英国宪政制度的“螺丝钉”，必须扮演规定的“角色”。如果君主任性，等待他的可能是“被退位”，例如“不爱江山爱美人”的爱德华八世。但好处是，君主不必为首相、内阁的失职负责，倘若遇到政治危机，下台的是首相和内阁，真正做到了“铁打的王权，流水的内阁”，想一想为“脱欧协议”而焦头烂额的特蕾莎·梅吧。丘吉尔精辟地总结过，“（立宪）君主制真是绝顶有用。当大不列颠获胜时，她欢呼‘天佑女王’；当失败时，她罢免首相。” 从规避、化解风险的角度看，立宪君主制是成功的。它至少设置了两道防线，内阁可以垮台、君主可以退位，社会却安堵如故。 美国的联邦制、分权制衡，某种程度上，正是英国政治智慧在北美新环境下的应用。 人类历史上的中央集权君主专制则不然，它实现了统治权、治理权的高度集中，且往往集中于一人之手。严复在《法意》按语中谈到，“天子之身，兼宪法、国家、王者三大物，其家亡，则一切与之俱亡。”《左传》说，“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大学》有言，“一家仁，一国兴仁；一家让，一国兴让；一人贪戾，一国作乱。”从这些话语中，我们不难看出，上述制度的人格化属性极其明显，一旦君主犯错（是人免不得犯错），遭殃的往往是社会，代价未免太大。 当然，不是说这种制度毫无纠错机制，实际上，在权力高度集中的皇权制度下，合乎逻辑的纠错就是，皇帝下“罪己诏”。但这种纠错，只可偶尔为之。次数一多，权威自然全无。另一种常见的纠错，则是党争。这种党争一旦失控势必波及社会，成为社会动荡的一大根源。从风险政治学的角度看，实属不理智的制度。 所以，以后遇到那种以本土主义、相对主义为由，反对借鉴他国智慧的人，我们不必上升到观念之争、意气之争，只是说他们看不到风险所在、看不到自己的长远利益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