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lee先生“水浒的作者施耐庵是谁的笔名”

承蒙先生大作见赐，一夜之间文章即成，倚马可待。拜读之后，钦佩不已，但仍有几处不同意见，还望先生不吝赐教。 （一） 据我所知，胡适早年有两篇关于《水浒》的文章，第二篇否定了第一篇中的一些观点，先生排列的结论好像正是被他否定掉的，其中最明显的特征是胡适在第二篇中承认“明中期存在一个七十回古本”这一观点是“最大的错误”。如果“明中期存在一个七十回古本”这一立论基础被否定，那么先生所说的“结论的脉路”也就不成立了。难道胡适晚年又重拾旧说？我尚不得见。 再有上世纪晚段从四库中发现了吴读本材料，并没有征辽田王三部分，却提到征高托山张仙的情节，故事结构到内容也与今本有别，这一点是过去如胡适等考证者所料不及的，也不是简单修正过去成说就可解决的，此后的成书研究有必要注意这方面的新材料，甚至全部思路需要重新梳理。 我本人也曾校对过四五种简本，发现存在“同枝不同干”的情况，即B本C本是来源绝不相同的两个版本，而A本在短短几回之间分别取用B本和C本的内容。也就是说书商刊刻的时候手上同时有几个不同的版本，可能东抄两回，西抄两回，研究者只考察一隅，很难说清楚一个后出版本的真实由来，因此我认为版本演化绝非像胡适等人理解的那样线性或树状的，而是网状的。 略举以上几点，我想已能比较清楚地说明胡适的考证工作于今天的意义了。胡适考证水浒有开创之功，但他的结论基本过时了，而非如先生所言“脉路是没有问题的”。 （二） 关于作者问题，我基本赞同先生的意见，施耐庵恐怕只是个笔名，具体是谁我并没深入研究过，因为我始终认为凭目前的材料还没法解决这个问题。先生文中提出徐中行是潜在作者，能自成一说，颇有趣。先生给出的意见也确实值得注意。可惜我对徐中行不了解，一时不能在先生给出的论据上做出评论，但在方法上，细思之后，还是有讨论的空间。 第一，先生提出的是必要条件，在逻辑上必要条件并不能当充分条件用。 第二，先生提出的条件，前三条过于宽泛，后三天又过于狭隘。类似狭隘者还可以找出很多，是否也应加入？如“十分光”、“和尚色中饿鬼”是不是说作者需要具备酒色之徒的条件？又如多有偈语预言法术之类的描写是否说明需要熟悉道法禅意？因此，条件的选择应该有一个标准，否则主观性太强，而这个标准并不好确定。 第三，众所周知，水浒几经修改，前后文风多有不一，如何保证提出的条件正好对应我们要找的人？比如杨志故事由来已久，如何证明这个故事就是水浒作者作的，而非原来短篇中已有的文字？ 第四，也是根本性的问题，我们要明确探求的作者到底是成书过程中哪个阶段的作者？是连缀短篇的作者？是七十回本止于大聚义的作者？是加入招安征寇的作者？是删除田王部分的作者？是重写田王的作者？是托古腰斩的作者？ 以上几点，供先生参考。我想先生给的不应该是方法而应当是方向，以徐中行为候选并无不可，以冀日后有更坚实的证据出现。不过，我倒认为作者问题并不着急，应该先行解决它所依赖的成书问题。这才是水浒传的特殊和复杂所在。 （三） 先生文中以施耐庵材料真伪问题和欧阳健评胡适为例，认为1950后有些大陆学者“学识低劣得令人无奈”。我以为这结论下得过于草率，想略谈点感想。 我本人极力反对作伪，诚如先生所说施耐庵直接材料作伪如此明显，我想大陆学界也不至于人人瞽目，个个失声，绝大多数学者是不认可的。但经先生一讲，给人感觉好像经历了一场有预谋的官方定调、民间作伪、学界唱和的三步走计划，施耐庵其人也从此一锤定音了。实际上据我所知施耐庵问题从来没有定论，几十年来，关于施耐庵其人存在与否一直存在着激烈争辩。可是我对作者问题不感兴趣，其中具体争论我并不是很清楚，没法展开讨论这个问题。 先生还提到的欧阳健评胡适一文，我正好读过。这篇文章总体上是在替胡适翻案，前面大篇幅评价了胡适对水浒研究的功绩，最后一部分以马列思想为指导给胡适扣了几顶帽子，被先生抽出作为“荒谬无稽”的代表。细读之下，除去扣帽子有点上纲上线之外，就具体观点而论，先生与欧阳健意见向左主要在于水浒成书过程中哪个阶段更重要，欧阳健是在强调故事形成阶段，先生则认为是文本形成阶段，侧重点不同，但如何也不至于是“荒谬无稽”吧。 做学问，特别是文学，不光只有考据一门。文学欣赏、文学评论与考据就有很大不同。考据是求真的学问，真伪问题通过逻辑、实证可以解决和验证，但欣赏和评论则是求善求美的学问。先要回答一个预设问题，什么是善？什么是美？马列主义有马列主义的善美，三民主义有三民主义的善美，不同预设条件下的做学问的角度不同，结论也不会相同。大陆经历过特殊年代，那个年代的学问自有他的显性特征。后人可以说他们的方法和结论不对，但没必要上升到学识和素养层面的批判。就像胡适早年疑古，后来改对顾颉刚说他要信古，这并不是说胡适的学识和素养有多大变化，只是心态和立场发生了转变。 我不认识欧阳健，也不想为欧阳健争辩什么。只是认为先生前面的结论下得有点草率。自八十年代以来，大陆教条思想逐渐淡出文史学界，先生简单以1950为断是不妥的，这仿佛不是在就做学问发表意见，更像是就政治立场在说话。

（四） 先生最后垂问对繁简字的看法，我当然不能同意欧阳健的意见，他没谈到重点。不能因为我用繁体字就说简体字坏，我用简体字就夸简体字好，但也不完全同意您所认为的简体字会破坏文化的意见。简体字相对于繁体字公认的长处就没有必要谈了，重点谈谈先生提及的简体字与文化传承之间的关系。 如果将破坏传统文化的因素做个排序，汉字简化会远远排在政治、经济等诸多因素之后，单汉字本身并没有背负如此重大的责任。 文字承载的文化实体有主次之分。如唐诗宋词、古文观止、四书五经、四史通鉴、老庄孙子之类为主脉。汉字简化并没有成为这些经典在大陆传承的障碍，反倒因为近年国学热而异常流行，其在大陆的火热程度我想远非尚未简化汉字的港澳台地区可比。主脉以外的许多古籍，如七纬、三通、癸辛杂识、日知录、稼轩词等等，即使汉字不简化，读的人也仅是少数专业人士，何况今天许多出版社已经开始简化出版这类古籍。因此在文化事业空前繁荣的当下，汉字简化并没有影响传统文化在大陆的传承。 诚然，有些字简化方案确实过于粗糙，本来不同的字简化后字形相同，容易搞错，还有些简化字破坏了原来的表音表意功能，但这是简化得好不好的问题，而非对不对的问题。如果能把这些改得不好的字重新设计，是最理想的。但是按照老祖宗因俗制礼的规矩，目前坦然接受现状并非不可。 在这个问题上，相信受过专业训练、基本功扎实的人基本可以避免，相当于如古籍出版行业提升了就业门槛。实际上这种技能要求早就值得注意，看看古代的一些书商，天天看繁体写繁体，很多字用得也很随意，甚至没有一定之规，错字假字经常出现。 因此，我的意见是，相对于简化汉字带来的影响，胡适陈独秀发起的白话运动更显得剧烈。对后者我们已能客观评价，我想前者也应该有相同的结论。

最后还是感谢先生以大作赐教，先生笃行实证，适之先生学脉延绵，令人钦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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