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即解放？被民族主义和消费主义裹挟的中国妇女解放之路

撰文 | 林子人 编辑 | 朱洁树

在影视剧作品中，女性赋权也常常和消费联系在一起。

不知不觉间，我们仿佛已经习惯了把三八妇女节当作又一个消费节日。在经年累月的宣传攻势后，部分电商甚至开始不再援引“妇女节”的深层含义作为促销矫饰，仅需强调“女性消费者”这一种社会身份。今年三八节前夕，天猫继续使用“3.8女王节”的促销标题，于3月4日在官方微博发布了造势广告。今年天猫的妇女节促销宣传不再试图教育女性怎样平衡家庭和事业，而是用一则H5“天猫榜单”来呈现“超1亿榜样女性的消费新选择”，其背后的潜台词无外乎是：无论你是花样辣妈、白领女神、饭圈迷妹还是文艺女青年，无论你在一年之中遇到过多少性别不公的沮丧时刻，在三八妇女节，一切人生烦恼都将因消费消失殆尽，精明消费就能让你成为“榜样女性”。

让我们把时钟拨回到85年前。1934年，恰逢民国政府筹划的妇女国货年，那年的妇女节也和鼓励消费有关，但在当时的语境下，女性消费不是一种自由象征，而是一种道德规训。这一年3月8日刊登于《申报》的一篇评论文章指出，十多年前法国、美国、苏联的妇女通过妇女解放运动为中国女人树立了榜样和行动指南，然而独独在消费领域，中国妇女缺乏外国妇女的先进性——这是因为，中国妇女做不到像她们那样只消费本国商品。作者诘问道：“这说明我们国家的妇女到底具备什么样的民族气节？”

彼时正是国货运动如火如荼进行之时，处于内忧外患中的中国迫切需要发展自己的工商业，其中的一个重要方式就是倡导国民购买“国货”，而掌握着消费话语权的女人是国货运动顺利推进的关键。国货运动的参与者们——官员政要（及他们的妻子）、知识分子、商人、学生——积极展开政治运动和舆论动员，将女人区分为“爱国的消费者”和“不爱国的消费者”，并将前者拔高到了在女性独有的战场上为国效力的高度。

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历史学教授葛凯（Karl Gerth）在《制造中国》一书中详述了这段历史。回顾往昔，我们不难发现，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议程一直从属于某种政治需要，令平权事业的进展磕磕碰碰，甚至是在某些时间节点反而强化了父权制。而即使是在近一个世纪后的今天，“妇女节”似乎也并不完全事关女性的解放与自由。

《制造中国：消费文化与民族国家的创建》【美】葛凯 著 黄振萍 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6年10月

20世纪初的中国女性解放运动：从为国服务到“回归家庭”

进入20世纪，曾经被锁在深闺里的女性开始走出家门，承担起更多的社会角色。1920年代末，女性已经开始越来越多出现在新式学校、剧院、同乡会及留学归国群体中。超过100个妇女组织在1911年到1931年间建立起来。1911年，在华外国人还经常提到在公共场合看不到中上层中国女性；20年后，这种情况已经大为改观。一位当时的西方观察者写道：“妇女们，尤其是更年青的一代，现在陪伴着她们的丈夫出入饭馆和娱乐场所，以及在公共剧场坐在他们旁边。仅仅在五年或者六年以前（也就是1920年代中期），如果妇女参加公共集会，她们会被小心地隔离在大厅的另一边。”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中国20世纪初的女权运动自一开始就面临着先天不足——即它的紧迫性从来就不敌父权制度下“国家利益”的紧迫性，妇女解放运动甚至可以说只是为了建立民族国家、振兴中华的宏大目标服务而存在的。葛凯指出：“在这一过程中，女权的鼓吹者在被预设为先决条件的更大的民族主义话语面前不断地服从、牺牲她们的目标。在这种主流叙述话语中，民族解放成为妇女解放将要（或者应该）遵循的首要目标。”

这和晚清以来男性知识分子对妇女解放运动的意义阐释密切相关：提高妇女地位的目的，是让女人们更好地与男人一起为国家服务，建设民族国家，而不是将之视为女性的天赋人权或不可剥夺的权利。葛凯指出，男性知识分子对缠足和妇女教育者两个问题的论述最清楚明白地阐释了改变妇女社会角色以使她们更好地服务国家的这一深层动机，比如梁启超就认为，中国的落后是因为对其国民身体和智力的潜在贡献存在多种束缚，就女性而言，缠足行为限制了她们的行动，阻碍了她们为国家富强做出贡献。至于妇女教育问题，也是出于提升女性智识水平，培养新一代的现代母亲和合格公民的目的。正如历史学家夏洛特·彼罕（Charlotte Beahan）的观察：“妇女因将来要成为中华民族的母亲和将来中国的市民而接受教育。教育并没有被认为是妇女本来的权利，智识当时对整个国家有益时才绝对必需。”

于是虽然在1910年代末和1920年代初，废除缠足和女子学校的数量在直线上升，轰轰烈烈的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亦对绵延千年的父权制大加鞭笞，然而对于许多改革家来说，“女性（及女性利益）居于从属地位”的思想牢不可破，在妇女解放运动和民族国家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提高妇女（特别是他们自己妻女）的地位是否符合国家需要就成了许多男性知识分子质疑的问题。葛凯发现，在1920年代的十年间，这种质疑愈演愈烈，国民党和共产党的政治分裂也加剧了双方在妇女问题上的立场变化，因为双方此时都发现推进诸如平等就业机会、自由离婚以及扩大法律权利是一种政治负债，对于处于执政地位的国民党来说尤为如此。于是当进入1930年代、中国面临的外部环境进一步恶化时，性别规范又卷土重来，以一种新的表述方式来规训女性承担起她们的旧职责。

1934年，国民党政权正在江西省进行第五次“剿共”战，“九一八”事变已过去约两年，东北四省已成为沦陷区。在这个当口，蒋介石发起新生活运动，号召人们从改变生活习惯入手，加强自律、责任感和民族忠诚。而在“国家兴亡”面前，国家对女性角色规范的想象又再度倒向了以家庭为中心的“贤妻良母”，然而和过去有所不同的是，现在妇女们被告知回归家庭不是试图将她们排挤出公共生活，而是劝说她们以既定的、更有益的方式参与公共生活和民族复兴运动。

《教养身体的政治：中国国民党的新生活运动》【日】深町英夫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7年7月

“新生活运动期待妇女在家庭这种私生活的空间里实现规矩、清洁，由此培养既勤勉又健康的近代国民。其前提虽为传统性别观念，但亦要求女性通过家务、育儿对社会、国家做出贡献。”日本中央大学经济学部教授、中国近代史学者深町英夫指出，事实上从1933年开始，言论界就兴起了“妇女回家”的争论。而到新生活运动正式开始时，参与运动的男性政要以及知识妇女已经对此形成了一定程度上的共识。首都新生活运动促进会妇女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沈慧莲说：

“在中国（空间）现在（时间）的环境下，贤妻良母未尝不可以提倡，我们所患的不是贤妻良母阻碍了女子替国家民族任责，而是缺少真正的贤妻良母去间接帮助国家服务。”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为了更好地宣传新生活运动、塑造合格公民，南京正中书局从1934年开始陆续出版《新生活丛书》，其中收录的两本书《新生活与妇女解放》（陈衡哲著）和《妇女的新生活》（傅岩著）专门探讨了女性在新生活运动中应该扮演的角色。两位作者均认为女性在家庭中占据主导地位，对丈夫和子女的生活舒适、健康成长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在傅岩的论述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虽然女性拥有自己的职业也值得提倡，但与此同时“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性别分工被包装成了国难当头的必要之举：

“我们国家当此危难之秋，救国工作，需要四万万同胞合力奋斗……救国救民族的工作，让男子单独去担任，是我们妇女的耻辱，改良社会为社会服务，让男子单独去担任，也是我们的耻辱。 家庭内两性的夫妻，是分工合作的，夫是对外的，妻是对内的，就可以无‘内顾’之忧。对他本身事业，就有间接的帮助。否则丈夫在外工作，时时刻刻还要顾虑家庭事务，使他不能专心做他的职业或工作，那么，他的妻，不但对他无帮助，反成他丈夫的累赘了。”

或许是巧合，或许是刻意为之，1934年正是妇女国货年，其宣传话语有意识地把消费中的（家庭）妇女同救国者联系起来，这在妇女国货年的官方标语中一览无余：

“妇女们！稍牺牲一点美观吧！既可救国，又可救人，这是多么伟大的行为啊！”

于是我们看到，女性被劝导为了民族大义“回归家庭”，但这不意味着她们就无法参与社会生活了——在国货运动指定的一个专属战场上，妇女们被鼓励发挥能动性，为爱国奉献力量，这个战场的名字就是“消费”。

消费即解放？塑造爱国的女性消费者

国货运动之所以如此强调女性消费者的作用，是因为女性扮演的两种性别角色长久以来主导着家庭消费：她们一方面是家庭的主要消费者，负责一家人吃穿用度的花销分配；另一方面她们也是育儿的主要负责人，因此能够更好地向孩子灌输民族主义消费习惯。

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摩登女郎”这种新式女性形象被国货运动支持者认作是运动的主要威胁。这些生活在上海等大城市的中上阶层女性因为拥有挥霍金钱的经济资本和识别洋货和国货高低优劣的文化资本而被认为是洋货盛行的罪魁祸首。“‘摩登妇女’的形象对运动促进形成民族主义消费的努力很重要，对国家再度控制妇女行为的意图也很关键。这个形象表现了运动和新家长制的民族国家声称反对的现象：不计后果的普世主义、浅薄以及不尊重社会习俗。”葛凯写道。

妇女国货年及之后的几年时间里，报刊大量刊登中国贸易赤字数据，并暗示其背后的罪魁祸首就是不爱国的女性消费者。一篇发表于1934年1月1日的《申报》报道指出，1933年贸易赤字预计超过9亿美元，“这意味着每个中国人要给外国人超过2美元。”这些“惊人”的数据给了国货运动支持者充分的理由去谴责追求时髦的女性消费者不顾国家利益一意孤行地购买舶来品的情况。葛凯发现，对于舶来品消费存在不同等级的谴责强度，人们最无法接受、最有“叛国色彩”的舶来消费品是那些满足女性“自我放纵”的东西，比如香水和化妆品。“这些东西通常被用来当作国家崩溃的象征，在这些说法中，因为女人不能控制她们的欲望，中国处于‘亡国’边缘。”

不爱国的女性消费者进而还被污名化为“妓女”，成为理想的民族主义女性消费者的对立面。在发表于1934年的一篇题为《国货与妓女》的文章中，作者指出了着装在评价女性道德优劣上的关键作用：“我认为穿国货是一件最高贵和荣耀的事情；相反，如果让自己全身穿着舶来品，不仅会被认为身体下贱，也是件无比难堪的事情。”因为妓女为了追赶时髦而喜欢穿外国衣服，作者就把所有穿外国衣服的妇女称为“妓女”，愤慨地写道：“我鄙视她们，只要看她们一眼，就知道这些女人道德败坏、声名狼藉。”

葛凯认为，在针对女性消费者的种种经济民族主义话语中，父权制反而得到了强化。这是因为，通过谴责女性消费者未能在国货运动中尽心尽力，国货运动组织者在不经意间强化了“女人不可靠”的观念，如果她们不能在公共事务中发挥作用，就应该继续在家庭中做好本分之事：“妇女几乎不能完成她们为国家服务的家庭责任。这转而证明了中国继续远离早期以妇女解放为目标的更为激进的社会思潮是正确的。同时，运动通过强调妇女在民族解放中的潜在贡献，提倡应重新确定妇女在家庭中的角色地位。因此提倡者不是要妇女离开家庭，而是激励妇女通过变成民族主义消费者来重塑她们作为‘贤妻良母’的角色。”

那么，“贤妻良母”式的爱国女性消费者应该做到什么呢？国货运动期间发表的许多文章鼓励女性身体力行参与国货运动并监督身边亲友的消费行为，将这样的方式吹捧为女性参与国家公共生活的合理方式。国货运动支持者提出妻子应该监督丈夫的消费，不仅要拒绝使用丈夫买回家的洋货，还要劝导丈夫积极购买国货，不要做购买洋货的“叛国者”。

同时，国货运动支持者还号召妇女建立家庭财政观念，更好地控制家庭预算，以此遏制购买洋货的冲动——妇女们要克服反现代性的、自私的习惯，通过掌管好家庭消费来履行社会责任感。不少文章介绍当时的名人家庭是如何制定家庭预算的，知名教育家黄炎培及其夫人就是国货运动的积极参与者，读者们从文章中得知，黄氏夫妇每年在除夕时都会抽出一点时间去讨论过去一年的支出和下一年的理财计划，确认哪些属于“不合理的消费”并在下一年中避免重犯。

另外，由于妇女被认为是孩子的主要照料者，国货运动也积极号召妇女教育孩子，培养他们的国家忠诚度，让他们从小就养成消费国货的习惯。“去年贸易赤字高达7亿美元……这样我们必须培养（孩子）使用国货的好习惯。”1934年4月4日，国民党政府举办第四次儿童节庆祝活动，上海市市长吴铁城在市政府礼堂前主持开幕仪式并发表讲话，他说父母“应该确信他们的孩子懂得他们对国家和人民的责任，孩子需要知道他们是属于国家和人民的，而绝不仅仅是父母的财产”。

在这样的社会氛围下，1934年的妇女节也远离了它引进中国时的初衷。妇女节于1924年被介绍到中国，起初是旨在号召人们关注劳动权利及待遇平等等妇女解放议题。在国共两党的支持下，妇女节集会的规模和活动持续增长，例如在1927年，超过10万妇女参加了在武汉举行的游行。接下来，妇女节庆祝活动开始探讨资本主义的劣根性或婚姻自由之类的敏感话题。然而到了1930年代，这种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对妇女解放问题的关注又让位给了其他“更紧迫”的社会议题。1934年3月8日下午，妇女国货年运动委员会安排在湖州同乡会礼堂召开集会，号召妇女积极参与国货运动。类似的演讲在妇女节持续不断，一遍遍地号召妇女为国购买国货。

时移世易，85年后的中国妇女面临着截然不同的经济社会环境。此时此刻，女性的庞大消费力依然得到了国家和商业精英的重点关注，毕竟扩大内需、健全消费市场对于经济增长来说事关重要。不过和近一个世纪前情况不同的是，“消费选择属于私事不应该受到国家管辖”的共识已经牢固建立起来，进出口贸易也早已成为国家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无论是国产品牌还是外国品牌，中国女性有了更多的选择自由。在妇女节这一天，她们被奉承为“女神”“女王”，在消费狂欢中品味解放的快感。然而这种自由终归有限，中国女性能否在妇女节以及一年当中的其他364天里严肃讨论女性自身的权益问题，获得真正的自由和解放，仍然是我们需要努力的方向。

参考资料：

《教养身体的政治：中国国民党的新生活运动》，【日】深町英夫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年7月

《制造中国：消费文化与民族国家的创建》，【美】葛凯著，黄振萍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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