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之世界化和城市革命中的理论与实践

国家通过一些复杂和变化的关系，来将自己绑入空间之中。国家诞生于空间，并且用空间来孕育自己。国家因而也随着空间而消亡。

空间的生产，国家的领土的生产，会被在它之中形成的网络、回路和流动所改造。道路、运河、铁路、商业和金融回路、公路和民航都在改造着国家。这一空间契约是物质性的，自然的，一代代的人、各阶级、各种政治势力，都在其中留下印记。历史上，城市和农村的关系不断被这些关系所改造，而国家就是改变这一关系的第三者。这一关系一直都处于混乱状态，尽管有国家用行政命令和在空间物流上掌控它。

国家内的社会空间是通过有等级秩序的机构、民族语言所交流和播散的那些价值所支持的法律、规范而构成。这一社会性建筑，这一政治纪念碑性，正是国家本身，是金安塔，最顶上的是政治领袖。这是一种具体的抽象，充满象征物，是信息和消息、精神交流、代表性、意识形态、与权力绑定的知识的急剧流动的来源。

因此，每一国家都有其空间。空间一开始是属于自然的，后来国家就将后者夺到手中。而每一国家也都是一个社会空间，由金字塔和螺旋中的螺旋（黑格尔）来象征。

当前，在全行星范围的计算平台上，世界性对于每一个国家和民族国家的压力，正在将生产主义转变为一种绝对的意识形态，造成了巨大的风险，从历史和历史时代中派生出的那些空间的爆炸、边界的相对性、政党体制的衰落等等，如脱欧中的英国气表现出来的那种样子，都是其衰落的症状。

南西认为，世界性或世界化的各个瞬间会形成一个整体，过去五百年中，像一桶冰淇凌那样地被反复搅拌；这世界怀了一个怪胎。但同时，我们的理论和实践的资产也在不断地积累，会打开一条思路和道路。这时代是对我们真正的挑战。挑战了我们的什么？挑战了我们对历史的生产和创造。我们对世界的改造所造成的世界性，因此也给我们带来危险和恐怖（如福岛核泄漏）。我们脚下这一行星正进入一种一体的存在和生命，后者已处于一种总体的风险之中，就像住在福岛附近的居民所感受到的那样。

革命是这种世界性的运动中的阶段性结果，带来多重的改造，将由农民问题、民族问题、国家问题和政治问题来主导。将世界颠倒也包括将这一主导颠倒。只有这样才能为世界性的劳动阶级的联合行动和达到具体的普遍的理论留出空间。

理论探索的是可能性和不可能性。它宣布--这不是伦理上的律令，而是理论上的律令--我们必须要求不可能，这才能实现可能。我们要的是不可能接近的那种可能，不是远于可能的可能（斯蒂格勒：如此才能造成分枝，使我们走出人类世，成为逆熵式人类）。

所以，在人类世，乌托邦也带着紧急性了。只有紧急乌托邦才能定义我们在当前作出的一种朝向各个领域的可能性的思考方式：这就是我们的思考、哲学、读写的军事性，像是被游击队派派去执行任务了。“这一思考方式不是将哪国家定义为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而是将一种国家性和政治性的思想风格定义为社会主义的或共产主义的，或将一种对空间的生产、居有和管理定义为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没有一种在生产后被居有的空间，个人和群体将都不能存在（《国家》，288）。

概念性思想是来给我们探索道路的，要来帮我们勇敢地择路而行。它先于实践，但无法与实践分离。它是我们的真正的行动图纸。“只有摆脱了政治执迷和国家的压力的实践，才能实现对于概念和想象（乌托邦）的同时使用这一许诺。是理论打开了道路，清理道路，然后由实践来走出这一道路，生产出线路和空间（２８８）。

抛开人类世状况不说，如果资本主义空间再这爆下去，城市革命也将不可避免。革命有三种，农民运动，工人运动和城市革命。工人运动要推翻对于生产手段的私人占有，对工业社会作出一种不同于资本主义的组织。列宁和毛泽东的革命天才，表现在他们利用了农民运动来反对贵封建主义，也要抹除那些残余的原始共同体的痕迹，并让农民与城市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反对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第三种是由城市政治的缺席，城市化的无法无天和唯利是图，以及城市和它们的周围的贫困化的城市革命。

今天的革命将不会再如二十世纪那样。今天的革命情境总是全新的、特殊的和汇合的。许多人认为实践必须被改造，但他们却不知道，理论也是能改造世界的。这部分与文化革命有关，也与社会革命有关。在十八世纪就发生过文化革命，是从上层建筑开始的。右派认为，左派的传统主题如理性主义、人文主义和普遍主义的式微，会突现他们自己的价值和执迷的，而左派要依赖他们的改造，来给他们的理论带来可信度（２９３）。也就是左派的搞革命也同时是为了证明他们的理论上的正确，并不是用一种正确的理论来指导实践这么简单的事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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