恶之平庸
文|雨一直下
01
在心理学史上有三个非常著名的实验，很多接触过心理学的人应该还有印象。
但很少有人将他们联系在一起，去分析其中具有的关联性。
1956年所罗门.阿希进行了著名的从众现象的经典性研究-三垂线实验。
该实验以大学生为被试，每组7人，坐成一排，其中6人为事先安排好的实验合作者，只有一人为真被试。
实验者每次向大家出示两张卡片，其中一张画有标准线X，另一张画有三条直线A、B、C。
X的长度明显地与A、B、C三条直线中的一条等长。实验者要求被试判断X线与A、B、C三条线中哪一条线等长。
实验者指明的顺序总是把真实被试者安排在最后。
第一二次测试大家没有区别，第三至第十二次前六名被试按事先要求故意说错，借此观察被试的反应是否发生从众行为。
到底是什么样的力量让个体扭曲了对客观真实的认识，选择了“错误”。
沿着这样的思考，1963年耶鲁大学心理学家斯坦利.米尔格拉姆又展示了为了“服从权威”普通人对他人施加电击，即使电流强到足以杀人。这就是著名的“米尔格拉姆电击实验”。
参与者被告知这是一项关于“体罚对于学习行为的效用”的实验，并被告知自身将扮演“老师”的角色，以教导隔壁房间的另一位参与者——“学生”，然而学生事实上是由实验人员所假冒的。
参与者将被告知，他被随机挑选为担任“老师”，并获得了一张“答案卷”。
实验小组并向他说明隔壁被挑选为“学生”的参与者也拿到了一张“题目卷”。
但事实上两张纸都是“答案卷”，而所有真正的参与者都是“老师”。
“老师”和“学生”分处不同房间，他们不能看到对方，但能隔著墙壁以声音互相沟通。
有一位参与者甚至被事先告知隔壁参与者患有心脏疾病。
“老师”被给予一具据称从45伏特起跳的电击控制器，控制器连结至一具发电机，并被告知这具控制器能使隔壁的“学生”受到电击。
“老师”所取得的答案卷上列出了一些搭配好的单字，而“老师”的任务便是教导隔壁的“学生”。
老师会逐一朗读这些单字配对给学生听，朗读完毕后老师会开始考试，每个单字配对会念出四个单字选项让学生作答，学生会按下按钮以指出正确答案。
如果学生答对了，老师会继续测验其他单字。
如果学生答错了，老师会对学生施以电击，每逢作答错误，电击的伏特数也会随之提升。
参与者将相信，学生每次作答错误会真的遭到电击，但事实上并没有电击产生。
在隔壁房间里，由实验人员所假冒的学生打开录音机，录音机会搭配著发电机的动作而播放预先录制的尖叫声，随著电击伏特数提升也会有更为惊人的尖叫声。
当伏特数提升到一定程度后，假冒的学生会开始敲打墙壁，而在敲打墙壁数次后则会开始抱怨他患有心脏疾病。
接下来当伏特数继续提升一定程度后，学生将会突然保持沉默，停止作答、并停止尖叫和其他反应。
电压“学生”的反应：
75 V 嘟囔
120 V 痛叫
150 V 说，他想退出试验
200 V 大叫：“血管里的血都冻住了。”
300 V 拒绝回答问题
超过 330 V 静默
到这时许多参与者都表现出希望暂停实验以检查学生的状况。
许多参与者在到达135伏特时暂停，并质疑这次实验的目的。
一些人在获得了他们无须承担任何责任的保证后继续测验。
一些人则在听到学生尖叫声时有点紧张地笑了出来。
若是参与者表示想要停止实验时，实验人员会依以下顺序这样子回复他：
请继续。
这个实验需要你继续进行，请继续。
你继续进行是必要的。
你没有选择，你必须继续。
如果经过四次回复的怂恿后，参与者仍然希望停止，那实验便会停止。
否则，实验将继续进行，直到参与者施加的惩罚电流提升至最大的450伏特并持续三次后，实验才会停止。
紧接着，1971年夏天，斯坦福大学，心理学教授菲利普·津巴多与同事共同完成了“斯坦福监狱实验”，参加实验的学生在一座模拟的监狱中随机分配到看守或囚犯的角色，那些扮演看守的学生很快表现出了残酷行为。
（1971年夏天，斯坦福大学，心理学教授菲利普·津巴多(Philip Zimbardo)和同事们在大学地下室搭建了一个模拟的监狱，并且征集了24名心智正常身体健康的志愿者，每人每天可以得到15美元报酬，但是必须完成14天的实验。
这些志愿者被随机分成两部分，12个人充当警察的角色，另外12个充当囚犯的角色，实验时每组只有9人，3人后备。
实验模拟真实监狱环境，囚犯分别被“警车”押送到监狱，然后被搜身，扒光衣服，清洗消毒，穿囚服（像连衣裙一样的罩衫），右脚戴脚镣。
有些装备与真实监狱中的不同，是为了让志愿者能迅速进入囚犯的角色。
和真实监狱类似，囚犯志愿者被关在监狱后就不能自由行动，3个人住一个小隔间，只能在走廊放风，每个人没有名字只有一个编号。
充当看守的志愿者，没有进行培训如何做狱警，只是被告知可以做任何维持监狱秩序和法律的事情。
看守3个人一组，每组工作8个小时，三组轮换。
实验开始的第一天晚上，看守就在半夜吹起床哨，让囚犯起来排队，以验证自己的权威是否已经树立在囚犯志愿者心中。
他们惩罚囚犯的时候会命令囚犯做俯卧撑（在真实环境中用的最普遍的一种体罚措施），为了增加惩罚力度有时候还骑在囚犯身上。
第二天一早，囚犯们就开始抗议，他们把监狱小隔断打通，用床堵住监狱门不让看守进来。
换班的看守看到以后非常气愤，认为是之前一轮的看守对囚犯过于仁慈。
他们用灭火器喷射囚犯，扒掉囚犯衣服，揪出带头捣乱的囚犯关禁闭，并恐吓其他囚犯。
但看守很快意识到问题，3个人无法妥善管理9个囚犯，于是他们找了反抗活动中3个罪过最轻微的人，单独把他们放到一个隔间里，给他们比其他囚犯更好的待遇，可以穿正常衣服，可以刷牙，吃更好吃的饭菜。
半天后把他们放回到其他监狱中，再把带头捣乱的三个也放到优待的隔间里。
囚犯于是相信这三个人因为告密才得到好处，不信任开始在囚犯中传播。
期间，有一位囚犯因精神濒临崩溃，教授不得不释放他。
后来，看守无意中听到囚犯们有越狱的传言：之前被释放的囚犯会带领一群人来解救他们。
于是看守和教授共同制定了一个计划，先把犯人脑袋套住，转移到其他地方，然后一个人守在腾空的监狱，等待解救者，并告知他们实验已经结束，然后再把囚犯转移回来。
从这以后看守对待囚犯更加严酷，经常不让他们休息，做各种卑贱的工作，想出各种方法来惩罚他们。
有时候看守不让犯人上厕所，只能他们使用小屋里的水桶，而且还不按时清洗，让各处气味充斥在囚房里。
有个编号#819的囚犯生了重病，见到教授的时候痛哭流涕，说他不能再坚持。
实验者无奈只好打算放他走，并让他现在旁边房间休息，去帮他取个人物品。
这时，看守把所有囚犯叫到走廊排队开始喊口号：“819是个坏囚犯，因为他死了。”
教授回来时看到#819正在低头哭泣，教授让他走，但是被他拒绝，他对教授说，他不能走，因为要向别人证明他不是一个坏囚犯。
教授告诉他，你不是819，你的名字是xxx。
这时志愿者才恍然大悟，离开了模拟监狱。
教授组织囚犯召开了一次听证会，告诉他们，如果有个机会可以要求保释，但之前的报酬都拿不到，是否会选择保释，几乎所有的囚犯都同意保释。
教授在询问完后说要考虑一下这个提案，并让他们回到牢房，居然没有一个人提出抗议。
这时只要他们中有人提出中断实验，其实会获得和保释相同的结果，但是所有的人已经把实验当成真实，不懂得反抗了。
到了第五天，志愿者家长请来了律师。因为前几天曾有位牧师来监狱与囚犯聊天，模拟真实监狱中的牧师工作，囚犯们请求牧师找律师来解救他们。
但是律师来到现场以后，表示无能为力，因为这仅仅只是个实验，家长们的解救行动失败。
但最终实验还是在第六天被终止，原因有两个。
一个实验组织者们从录像中发现，看守在夜间往往会对待囚犯更加残暴，使用各种龌龊的手段折磨囚犯，因为他们以为半夜的时候没有人会关注他们的行为。
另一个原因是，哈佛大学里一个前来参观的教授，在看到犯人被戴着脚镣连在一起，脑袋上套着袋子看不到东西，还被看守吆喝着在厕所里跑来跑去。
她感到相当震惊，强烈抗议实验不能这么虐待志愿者。
教授这时也才清醒过来，随后终止了实验。
或许我们会困惑心理学教授为什么会如此迟钝，但是在那名抗议的教授之前已经有50人参观过实验监狱，没有任何一个人提出过异议。
02
这个试验中的所有人，都被深深卷入了自己所扮演的角色无法自拔，不管是虐待者还是受虐者，甚至于主持实验的教授也被卷入其中，成了维持他那个监狱秩序的法官形象。
对于“恶之平庸”或者说是“平庸者的恶”，基于纳粹大屠杀的罪行有许多的反思，数十万普通的德国人成为了纳粹屠杀的共犯。
但战后许多人都不能被以罪犯的身份起诉，因为他们当时只在完成工作，只在执行任务，或者是负责整个流程中的一个微小环节。
比如以下这个例子，一支纳粹的杀人部队，一条简化版的杀人链条：
甲：我只是有一张本辖区内的犹太人名单。我没有把犹太人抓起来，我只是应上级要求把名单交了出去。
乙：我接到命令到清单上的地址去逮捕这些人，并把他们带到火车站。我做的不过是这些。
丙：我的工作是打开火车的车门-就这么多。
丁：我的工作是引导囚犯上火车。
戊：我的工作是关上车门，火车去哪里、为什么要去都不关我的事。
己：我的工作只是开火车罢了。
（经过若干细小的环节，这根链条最后通向。。。。。。）
庚：我的工作只是打开淋浴器，放出里面的毒气。
所有的人没有一个对这项严重的罪行的计划或实施负有完全的责任，每个人都只参与了其中的一小部分而已。
引用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当雪崩的时候，每一片雪花都觉得自己没有责任”。
当每个人丧失了个体的责任，或是自由的意志，那么会很自然地按照“领袖”的指令去完成“恶”中的一个个细小环节。
当我们不能理解与感受个体遭遇的伤害，不能去“共情”的时候往往是为恶悲剧的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