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阿多诺>摘以及论文摘
或许，阿多诺和霍克海默所借鉴的对于“辩证法”最重要的理解，是德国哲学家黑格尔在其著作中发展而来的。例如，在他《哲学科学百科全书》的第一步《逻辑学》中，黑格尔说，“辩证法”命名的是这样一种方法，即看似简单的概念和命题最终超出了自身的简单性而迈向它们反面的方法。通过思考阿多诺和霍克海默对启蒙与神话本身所作的对立，我们可以最明显地看到这究竟意味着什么。他们书中的论点是，在某种意义上，神话已经是启蒙，因为它已经是一种对于知识的尝试：夜游鬼是一种用来解释夜间响动的尝试。反过来，启蒙也仍是神话，因为尽管人类或许已经从对自然的恐惧中解放出来，但他们越来越异化于自然，与自然处在一种敌对的关系中：像被卡住脖子的松鼠。启蒙同样可以显示出它原先所反对之物的特征；在这个意义上，它是辩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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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小仪
当整个一个民族都动员起来，比如作为世界工厂的中国，提供沃尔玛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商品之时，工人阶级的内涵与外延已经膨胀到如此巨大的幅度，远远超出了当年马克思的想象。美国历史学家弗兰克（Ａｎｄｒｅ Ｇｕｎｄｅｒ Ｆｒａｎｋ）在《依附性积累与不发达》一书中，已经为我们详细解读了拉丁美洲在世界经济体制中的位置是如何成为它的“不发达的根源”的（２６；多斯桑托斯３３６－８３）；詹姆逊也曾预言，全球化的结果是出现一个“新型的世界无产阶级”（２１７；糜海波，《国外》２１６－２９）。而伊格尔顿引用英国历史学家亨特（Ｔｒｉｓｔｒａｍ Ｈｕｎｔ）的话说，“对于中国逐渐成为世界工厂这一事实，亨特的评论是：‘广东和上海的经济特区总让人不免想起１９世纪４０年代的曼彻斯特和格拉斯哥’”（伊格尔顿１７）。而我们身处其中，反而对这样一个沉默不语的下层视而不见；也没有一个像狄更斯那样悲天悯人的作家，告诉我们富士康１５连跳到底意味着什么。
由此可见，由于全球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已经把工人阶级“外包”到不发达国家，将不发达国家的整个民族都变成了工人阶级。同时，发达国家通过金融运作再将不发达国家那点可怜的血汗钱以债务的形式转移回来，以贷款的形式发放给本国居民，使发达国家内部的工人阶级也成为有房有车的一族，或是报酬优渥的白领。总之，发达国家力图让本国全体国民上升为中产阶级。李强在评论世界体系理论时指出，“经济发达国家可以形成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而这个庞大的中产阶级的经济支撑，恰恰是经济不发达国家剩余价值的转移。而经济不发达国家则由于转出巨额的剩余价值而形成了巨大的底层社会。”因此，“大量剩余价值通过不平等交换输送到了核心国家，其结果是我们为富裕国家培养着中产阶级，而形不成中产阶级在本国的主体地位”（《十讲》７７－７８）。这无疑是目前我国对于中产阶级问题最为尖锐而深刻的见解。
中产阶级观念泛滥于大众传媒、影视作品、通俗文学和日常生活品味之中，形成一种强大的“中产话语”（凌燕２３３－４２）。而中国城市化集中在沿海城市和内陆省会城市，如果除去进城打工的农民工，实际的城市化率远远不能达到现在公布的５０％。对于这样一个比率，“中产阶级写作”可谓规模庞大。“从白领到成功人士，从小资到ＢＯＢＯ族、ＩＦ一族”，即所谓“国际自由人”，“媒体的喧嚣”使他们“成为一个处处可见的大众化群体”（凌燕２４２）。而与此形成对比的，是中国中产阶级作为实体的相对弱小。戴锦华指出，中国的大众文化和大众传媒“在尝试‘喂养’、构造中国的中产阶级社群”：“种种话语实践凸现着一个形成之中的阶级文化；但除却优雅宜人的中产阶级趣味与生活方式，确乎处在阶级急剧分化中的中国社会状况，却成了一个‘不可见’的事实”（３７）。何晶认为，“中产阶层尚未形成一个独立的群体，而是媒体依照自己的观察和想象在文本中建构起‘中产阶层’的形象”（５）。凌燕宣称，“当下中国的中产阶级不是生存于当下的社会现实中，而是隐现于传媒中”（２４３）。可见人们几乎一致地看到，中产阶级观念在中国过于超前，远远大于现实。
某种石头作为钻石进入我们的视野，这在从猿到人之后才有可能。但对于拉康而言，这种进入心理世界的东西是不真实的：因为它行使替代品的功能，所以它是假的。这构成一系列后结构主义式悖论中的一个：尼采认为真理是谎言的最高形式；王尔德认为自然是修饰的最高形式；齐泽克认为真诚是虚伪的最高形式；同理，中产阶级钟爱的钻石是赝品的最高形式。
用通俗的话说，就是创造出一片属于自己的天地，不过这个“自己的天地”是幻象。齐泽克在《幻象的七重面纱》一文中专门谈到幻象具有的多样性特征，认为幻象没有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公式”，“每个人都以他自己特有的方式发明一种幻象”（１９１）。每个人都有幻象的私人配方，每项爱情都有自己的品位。没有所谓最好的生活，仅仅有不同的生活方式而已，因为每个人都有他自己整合世界的方式。齐泽克称之为康德式的“先验图式”（１９１），不过区别在于，这是一种极为个性化的图式。从认识论角度看，我们借助一种模式，如康德的“范畴”（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ｅｓ）、福柯的“知识型构”（ｅｐｉｓｔｅｍｅ），或库恩（Ｔｈｏｍａｓ Ｋｕｈｎ）的“范型”（ｐａｒａｄｉｇｍ），来认识这个世界。但从存在主义角度看，我们还通过它们在这个世界生存。
当今媒体所宣称的中产阶级生活正是具有这样的幻象特征。如果说农民工的哲学具有强烈的幻象性质，掩饰了他实际生活中的困苦，那么中产阶级整体生活作为观念也是对某种社会冲突的屏蔽。传统观点认为，中产阶级消除了传统的阶级二元论而变为社会中坚。中产阶级崛起的结果是阶级三元论的流行，人们预期阶级对立将会消失。由于教育的普及、科技的发达，中产阶级可以更高效地工作并创造更多财富。中产阶级将传统的劳资矛盾转化为科技与自然、教育与效率的矛盾。也就是说，中产阶级观念把人际关系还原成人与自然的关系，弱化了阶级冲突概念，成为一种以现代化纵深发展为基础的社会出路和解决方案。中产阶级因而也获得了一种普遍主义性质。中产阶级所信奉的理念，如现代性、审美性、生活品味，也是一种全人类可以共同享有的思想财产。中产阶级不仅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人们普遍的生活方式，更是不发达国家和民族的社会理想和未来。中产阶级不仅消除了阶级差异，也消除了民族界限。所有的利益之争都转化为向自然、科技、管理、效率索要财富的努力。世界体系就是要预置一个贫富分化的经济格局，因此中产阶级只是少数人的奢侈品，难以惠及全世界。而现代化也许只是少数人的事业，中产阶级理想只是少数人利益的实现。那么把中产阶级文化观念灌输给不发达国家和地区的人们，让他们在想象中生存，在幻觉中劳动，则可以维系这一全球化的劳动分工体系，让低端制造业国家的从业者天真地相信，总有一天可以到达那个光明的彼岸。
现代化本身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一个阶级概念，一个隐藏着贫富分化、阶级对立、民族对立的概念。因此中产阶级的理想生活，只是一种对全球化阶级冲突的幻象式解答。用齐泽克的术语说，中产阶级观念是一道精神屏障，是主体对阶级冲突这一实在界的应答。这也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学与狄更斯的区别：文化与现实的关系不是同一性关系，而是差异性或否定性的关系。可以说中产阶级概念所否定的是一种深藏的阶级冲突，即全球化条件下的民族利益冲突，因此中产阶级三元论不过是二元论阶级冲突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从这个意义上说，中产阶级不是一个实体，而是在资本的推动下，阶级等级在全球扩散的结构化效果。中产阶级观念可以称之为这种全球化阶级结构的能指或修辞，而消费文化中的中产阶级品味，正是这种修辞构成的审美幻象。
中产阶级的生活趣味，是审美被资本所渗透的文化表现。中产阶级审美风尚虽然与德国古典美学的审美解放理想一致，但与全球经济格局中的边缘性国家的整体利益并不一致。中产阶级概念作为幻象，是全球化时代无处不在的东西方冲突、南北冲突、经济冲突等各种矛盾现象的修辞性掩饰和“想象性解决”（Ｂａｌｉｂａｒ ａｎｄ Ｍａｃｈｅｒｅｙ ８８）。质疑中产阶级观念的普遍性，穿越三元阶级论的幻象，认同我们在二元阶级结构中的位置，就是拒绝以修辞和想象的方式解决世界范围内的阶级对立的问题。因此，中产阶级作为观念，而非实体，更要引起我们的注意。
